（圖/《媽媽！》

憑借《白露春分》，作家遼京被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推委會評為“年度青年小說家”。

“從《新婚之夜》到《白露春分》，遼京寫的每個故事，都有著對時間的驚人耐心。她筆下的人物，浸染無常世事，相互扶持、相互憎惡、相互忍耐，又始終保有最原始的善意。《白露春分》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再現生活——枝節蔓生而又細碎、鮮活。在無數大詞和虛無故事席卷的今天，一個‘認真寫生活’的作家，尤為珍貴。”

?作者 | 鄭依妮

?編輯 | Felicia

遼京的小說《白露春分》以老人秀梅的衰老軌跡為經，以隔代女性的人生選擇為緯，編織出一張時代轉型陣痛中的、細密的情感之網。盡管創作靈感源于遼京的個人經歷，但作品觸動了更廣泛的集體記憶，尤其是人們對中國式大家庭生活的體驗及困境的共鳴。

在創作《白露春分》時，遼京刻意避開懷舊濾鏡，將筆觸探入更尖銳的現實層面。秀梅天然地倚重長子，映射了農耕文明倫理在現代社會中的錯位；兩個孫女逃離原生家庭的軌道，走向成熟；而當老人變老，這個大家庭將何去何從？這種創作取向，使得私人記憶升華為時代注腳——當大院大家庭的家長里短遇見現代養老困局，文學便成了社會變遷的X光片。

《白露春分》

遼京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4-9

屬于熟人社會的童年記憶

當遼京回望童年時，總能看見這樣的圖景：老太太們圍坐在一起，評點著東家的嫁妝、西家的孝道，她們的言語既是道德評判的標尺，也是維系社群秩序的黏合劑。那些被遼京刻錄在記憶深處的閑談，實則是熟人社會特有的信息交換系統。老太太們用“誰家媳婦孝順”“哪戶兒子沒出息”之類的碎語，編織著社區的道德譜系。

這與現代都市原子化的交往模式形成鮮明對照，大城市的社交場域里，人們如同精密儀器中的獨立齒輪，僅在特定觸點發生短暫咬合。辦公樓里的咖啡之交不會追問對方祖籍何處，電梯間的寒暄也無需了解鄰居家有幾口人。這種契約型社會關系正如帕森斯所言的“普遍主義”交往，剝離了血緣地緣的羈絆，卻也失去了根系共生的溫度。

在遼京童年記憶里的大院生活中，老人們總愛評點街坊四鄰的婚喪嫁娶，那些裹挾著道德評判與人間煙火的瑣碎敘事，在她心中埋下了觀察世界的種子。當大家庭結構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漸消散，這種“四通八達”的人際網絡反而成為文學創作的珍貴礦脈，出現在《白露春分》的諸多細節脈絡里。

生活在大雜院，鄰里關系親密無間。（圖/《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女性經驗與記憶地圖

遼京坦言，秀梅的衰老軌跡融合了她對祖輩臨終觀察的切膚之痛，這些真實的身體衰老體驗被提煉為文學的真實性。

她說：“衰老是每一個人都會經歷的。只不過從年輕人的視角看，好像還很遙遠。如果家里有人經歷過的話，會發現衰老有各種各樣的。有的人可以體面地老去，有的人會非常掙扎。有的人像秀梅那樣一點點衰老，而有的人可能從健康的、生活自理的狀態突然走向死亡。年輕人可能知道自己明天要做什么，但是老年人無法預判明天是什么狀態，所以老年人的不安全感是如影隨形的。”

在《白露春分》中，隔代女性構成了觀察社會的鏡像：秀梅的守舊目光錨定傳統價值，佳月的都市生存體驗著現代性焦慮，而佳圓的感情創傷折射出家庭暴力的隱蔽形態。這種多維度的敘事策略，既規避了悲情化陷阱，又在日常褶皺里開掘出超越性別的生命痛感。

秀梅性格比較好強，當身體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時，她便只能處在一個缺乏安全的狀態里，因為她無法在養老這件事上依靠一個具體的人。她始終想維持一個家庭的表象，哪怕這個家庭分裂了。這個傳統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根基已經不存在了，兒孫們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老人的視角里，她還希望維持下去。

在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張家的兄弟姐妹和母親住在一起，住得緊巴巴的。（圖/《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還有孫女佳圓和佳月的視角。她們的生活是朝向外部世界的，有各自不同的探索、不同的挫折、不同的感受和收獲。同時，她們也在慢慢背離傳統價值的生活。從秀梅的視角來看，她肯定希望所有子孫都聚在身邊，讓自己能得到好的照料。但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她們是要遠走高飛、過自己生活的。祖孫不同視角下的矛盾，既是成長的陣痛，也是衰老帶來的痛苦。

不同代際在糾結中相互背離，是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談及女性角色描寫，遼京表達了作為女性作者的自然傾向，即從女性視角出發，探索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困境與成長。

遼京認為，創作不一定局限于性別標簽，而應關注人物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她強調文學創作的核心在于作者的經驗，想寫什么、能寫什么，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是文學創作的寶庫。“我就是一個女人，當我去寫一個女性角色的時候，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我遇到過什么樣的問題。這些成長中的經驗和情感，在文學層面上帶給我更多動力。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作為文學的開始。”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張大民與侄女的對話。（圖/《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文學的圖釘

如果說現實生活是按時間線進行，那么，在文學里，遼京達成了近乎上帝視角的敘述方式。在探討小說敘事結構時，遼京指出，人類思維并不完全遵循線性時間邏輯。當人物陷入特定情感狀態時，其記憶與體驗往往呈現碎片化特征——例如快樂可能喚起不同時間點的同類回憶，悲傷則可能將童年片段壓縮成瞬間涌現的具象畫面。這種非線性特征，在文學創作中被具象化為“記憶地圖”。

遼京說：“這個小說采用比較日常化的敘事方式，由一個個瑣碎的小事堆砌而成。它講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里那些小的情感、小的經驗、小的時刻。那些時刻放在整個生活里，可能像一個個浪花一樣就過去了。但是文學的好處就是，文學可以記錄一些最小的東西，那些最不值得一提的、最不重要的時刻。有些記憶是超越時間的，無論年紀多大，依然深刻，就像發生在昨天。它會讓我們的意志力像一個圖釘——如果記憶是一張地圖，那這樣的時刻就是一個圖釘，釘在那里，就會永遠記得。”

在遼京看來，文學創作本質上是個體經驗的提純術：當作家從記憶長河里打撈起某個潮濕的午后，或者某聲模糊的嘆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經過藝術轉化，便成為對抗時間熵增的精神琥珀。這種創作觀在《白露春分》中具象為對“渺小時刻”的珍視——剝了皮的兔子與下肢萎縮的殘疾人，這些被現實邏輯過濾的生活殘片，在文學世界里獲得了永恒的重量。

生活中的某些“渺小時刻”，在文字和影像中被定格。（圖/《情滿四合院》）

“當我們談創作的時候，似乎什么都能寫，天馬行空，無所不能。但是當我開始動筆的時候，那就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面對一張白紙，未開始的小說有無限可能。小說寫完了，寫到最后就剩下唯一的結局，它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小。從這個角度來講，寫小說就是做減法。” 遼京說。

當大家庭的炊煙漸漸散盡，《白露春分》留下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的命運圖譜，更是整個轉型時代的靈魂顯影。

“文學這件事情是沒有岸的”

《新周刊》：《白露春分》的創作靈感來源于哪里？小說構思最初是為了呈現當代家庭生活“養老之難”和家庭關系復雜困局嗎？

遼京：我是在一個大家庭里長大的，一直想寫一個跟大家庭有關的故事。隨著生活方式的變化，幾代人共處的大家庭越來越少了，到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很多，很多人沒有兄弟姐妹。寫作也是個人生活經驗的一種回顧。

創作的開始是因為一些個人化的情感和經驗，一旦被寫出來變成出版物，它所喚起的就不僅僅是私人的經驗和情感。它會喚起這一代人對于中國式大家庭生活的集體記憶，許多情感和場景都是相通的。它跟當下社會生活的變化有關，比如大家庭的消散，以及大家庭養老的問題。

對于流言的經驗，也是我寫這個小說的動力。我小時候很愛聽老人們講閑話，繪聲繪色地講各種人和事，相互勾連，很有意思。因為聽過很多人間瑣事，我希望把它們用文學的形式呈現出來。

電視劇《大家庭》講述了一個平凡家庭的故事。（圖/《大家庭》）

《新周刊》：在書寫女性困境時，如何避免陷入悲情敘事或口號化陷阱？

遼京：對我來說是具體地去講一個故事，或者塑造一個人，讓細節去堆砌，而不是用口號式的金句去推進敘事。《白露春分》里有一段佳圓的故事。當她處在困境之中，并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么，她是茫然無措的。但那個時候還不是真的痛苦，痛苦還在潛伏中。佳圓從茫然到清醒，然后逃離，到最后她回想的時候，才意識到痛苦。佳圓這段經歷可以說是悲情的，但有發展邏輯，是有跡可循的。

《新周刊》：在網絡文學、短劇沖擊嚴肅閱讀的當下，你對于“爽文”有什么看法？你認為青年作家需要掌握“流量密碼”嗎？文學性與傳播性是否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遼京：我理解的“爽文”就是不需要讀者投入太多自身的情感，等著作者把設計好的一個個爽點拋過來就可以了。這種需求可能是人人都有的，我也喜歡看爽劇。而嚴肅文學在這個時代如何安放自己，是很難有答案的問題。

不管是寫作還是閱讀嚴肅文學，都需要比較安靜的空間、一段相對清閑的時光。這樣的時間和空間對于當代人來并不是天天都有。

其實沒有所謂“流量密碼”，文學創作還是比較依賴于個人的情感和經驗。

遼京在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榮譽典禮現場發表感言。（圖/新周刊）

《新周刊》：如果用關鍵詞定義這代青年作家的精神特質，會是什么？

遼京：我覺得大家還在嘗試拓展自己的邊界。文學這件事情是沒有岸的，也就是沒有所謂 “到岸”或者“上岸”。如果一個寫作者找到一個方法，然后照這個方法去炮制無限的作品，那不是上岸，是擱淺。寫作者只能不斷探尋自我與世界，尋找新的方向，然后一直寫下去。文學很難有邊界，也沒有盡頭。

寫作是“方生方滅”的，寫完了，一切就都歸零，然后重新開始。不管之前積累了多少經驗、有過多少作品，每一次寫作都是新的。

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

全榜單

作者丨鄭依妮

編輯 | Felicia

新周刊681期雜志

刀鋒圖書獎專刊已上市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總681期《不做二手讀者》

原標題：遼京：在時代的褶皺里，打撈每個人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