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

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

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親屬網絡視角下的兒童學業成就：影響機制與階層差異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 | 張騫

責任編輯 |劉齊

在既有代際流動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兒童學業成就階層差異的研究視角從核心家庭擴展至祖輩與父輩同胞構成的親屬網絡，考察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機制及階層異質性效應?；谥袊彝プ粉櫿{查（CFPS）數據，研究發現，在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過程中，祖輩網絡資源和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分別主要通過社會支持機制和價值觀形塑機制發揮作用。此外，親屬網絡資源能夠縮小兒童學業成就的階層差異，使低階層家庭的兒童獲得更多學業回報。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親屬網絡在衰落嗎？

親屬網絡一直是社會學家理解社會變遷的重要切入點。20世紀中葉，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現代社會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家庭現代化理論的基礎（Parsons，1943）。該理論認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下，龐大的父系家族和擴大家庭逐漸轉變為原子化的核心家庭，以便更好地適應現代化所需要的個人主義和平等主義價值觀（古德，1986）。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后，家庭現代化理論遭到學界的諸多質疑和修正。修正后的發展家庭現代化理論認為，親屬網絡盡管在當代社會中不再主導核心家庭的運行，但在物質支持、情感慰藉和角色榜樣等方面仍發揮積極作用，成為核心家庭應對各類風險的重要支持系統（Coall & Hertwig，2010；Milardo，2010）。至此，家庭研究由強調現代性的個人主義轉向重新肯定擴大家庭親情和親屬網絡在社會轉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唐燦，2010）。

盡管如此，我們對親屬網絡的積極作用仍需保持謹慎態度。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和智能設備的普及，尤其是近年來自媒體平臺（如微博、微信、抖音）的興起，“90后”和“00后”新生代逐漸形成以興趣和品味為紐帶的虛擬社區和圈子。在此情形下，代內文化區隔與“文化反授”現象應運而生（陳云松等，2017），代際之間的文化鴻溝與文化反哺現象也日益凸顯。因此，有學者指出當代親屬網絡對新生代的影響呈現式微趨勢，甚至在“90后”和“00后”群體中出現了“斷親”現象（胡小武、韓天澤，2022）。在此背景下，親屬網絡對個體的影響究竟是像發展家庭現代化理論預言的那樣方興未艾，還是在互聯網的沖擊下日漸式微，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以兒童的教育發展為切入點，重點考察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以期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盡管該議題無法全面衡量親屬網絡對社會成員各個方面的影響，但通過對該議題的深入考察，我們可以揭示親屬網絡對個體發展的因果效應、作用機制以及差異化效應，為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在社會分層和流動領域，多代流動視角下的擴大家庭階層不平等研究已經取得了諸多成果，其中頗具爭議的理論解釋是兩代模型理論。該理論假定代際流動遵循“馬爾科夫過程”，即祖輩對孫輩的影響僅通過父輩而間接實現（Mare，2011）。這是因為超越兩代的流動往往具有高度不穩定性和不連續性（Becker & Tomes，1986），因此在控制父輩的社會經濟地位之后，祖輩對孫輩的影響將不再顯著（Warren & Hauser，1997；Erola & Moisio，2007）。批評者則認為，優勢階層祖輩可繞過父輩，通過財富、支持、榜樣等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直接促進孫輩的各類產出（Piketty，2000；H?llsten，2014）。諸多國家的研究發現，即便控制父輩社會經濟地位，祖輩地位特征仍與孫輩的教育和地位獲得顯著正相關（Chan & Boliver，2013；Knigge，2016；H?llsten & Pfeffer， 2017）。盡管圍繞祖輩效應的實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結論（Anderson et al.，2018），但學界普遍認為祖輩對孫輩的直接效應是否顯著不能一概而論，而是取決于個體所處的時期、時代、社會制度背景以及群體特征（Mare，2011；Pfeffer，2014）。

與此同時，在2010年出版的《被遺忘的親屬：姨（姑）與叔（伯）舅》（The Forgotten Kin: Aunts and Uncles）一書中，米拉多（Robert M. Milardo）首次系統性地分析了父輩同胞在個體發展中所扮演的諸多角色，考察了父輩同胞的地位特征對個體生活際遇、教育發展和地位獲得等各類成就產出的影響（Milardo，2010）。隨后，國外學者陸續關注父輩同胞在擴大家庭階層再生產中的作用。關于父輩同胞效應的研究結論較為一致：在控制父輩地位特征的情況下，父輩同胞社會經濟地位仍對個體的教育獲得和地位獲得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影響甚至大于祖輩效應（Erola et al.，2018），對低階層子女的教育成就提升作用更為明顯（Lehti & Erola，2017；Prix & Pfeffer，2017）。然而，國內對此議題的討論尚處于起步階段。盡管有學者關注祖輩對孫輩的影響（Zeng & Xie，2014）或多代流動效應（張桂金等，2016；呂鵬、范曉光，2020），但針對父輩同胞效應的研究仍不夠充分。

總而言之，既有多代流動模型大都基于社會分層和流動視角，試圖從親屬的地位特征解釋擴大家庭的階層再生產。然而，該視角仍存在可拓展之處。首先，該視角過于強調親屬的地位特征對個體成就產出的影響，忽視了其他類型資源（如親屬規模）在代際再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地位特征囊括了親屬的諸多資源，到底哪種資源影響第三代成員的成就產出，哪種資源效應占據主導地位，該視角尚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論解釋。再次，圍繞擴大家庭階層再生產的研究要么強調祖輩效應，要么聚焦于父輩同胞效應，即便有學者將二者置于同一解釋框架，也很少探討兩種效應內在關聯性和異質性。最后，多數研究著眼于最終的教育獲得和地位獲得，忽略了教育成就的延續性和累積性（李忠路、邱澤奇，2016）。特別是在中國的考試選拔制度下，學業成就是進入重點學校的決定性因素，沒有較高的學業成就幾乎不可能獲得優質的教育機會，也難以躋身優勢階層。因此，親屬網絡資源可能在兒童時期就影響其學業成就，進而塑造最終的成就產出。

基于上述現實問題和理論拓展空間，本文試圖從社會網絡視角出發，使用省份固定效應模型和廣義結構方程模型，以探索親屬網絡各類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因果效應、作用機制以及異質性效應，并試圖回答三個具體的研究問題：第一，在控制父輩階層地位的情況下，親屬網絡資源是否仍能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第二，如果親屬網絡資源確實能發揮作用，那么影響機制有哪些？哪種機制占主導地位？第三，該影響是否在不同階層背景的兒童中存在異質性？

二、理論假說

（一）親屬網絡的影響機制與資源類型

目前的研究顯示，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機制主要包括社會支持機制與價值觀形塑機制。以下將分別介紹這兩種機制。

1.社會支持機制：日常照料、互動支持和經濟支持

社會支持機制是指，親屬網絡之所以能夠影響個體的學業發展，是因為親屬成員能夠為個體提供各種類型的社會支持，由親屬構成的社會支持系統是親屬網絡效應的主要來源，包括日常照料效應、互動支持效應和社會經濟支持效應三種類型。

日常照料效應的觀點認為，親屬成員能夠協助父母照顧和管束兒童，以“幫忙者”的角色承擔各類兒童撫育性工作（Hank & Buber，2009），進而間接促進兒童的教育發展。親屬的生理性撫育和日常照料能夠緩解父母的撫育負擔、使其能專注于兒童的教育發展，從而促進家庭社會資本的積累（張帆、吳愈曉，2020）。當父母外出時，親屬成員還可以為兒童提供臨時性的監督和管理，對其“反學校”行為進行及時管束和懲戒，進而為其學業發展提供保障。在重視親屬關系的中國社會中，許多父輩與其同胞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馬春華等，2011），與祖輩形成長期性或臨時性的主干家庭（石金群，2016）。這種居住模式為親屬成員參與兒童照料提供了空間條件，并最終促進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和積累（Zeng & Xie，2014）。此外，隨著離婚率的上升和農村留守兒童的增加，父母在兒童發展中的缺位愈加凸顯。此時，父母往往尋求親屬成員的支持和幫助，或者將兒童托付給親屬成員照料和看管，從而緩沖雙系撫育缺位對兒童教育發展的負向影響（Milardo，2010；Monserud & Elder，2011）。

互動支持效應的觀點強調，親屬與兒童的日常互動能夠為兒童提供情感慰藉、生活建議和日常幫助，從而為兒童的健康發展帶來多重庇護。在與兒童的互動過程中，親屬成員至少可以扮演下列角色（Cherlin & Furstenberg，1992；Milardo，2010）。一是傾聽者和建議者。除了父母以外，兒童還可能與親屬成員保持長期穩定的聯系，并向其分享和傾訴親子關系、朋友交往以及學校生活等方面的情況。當兒童遇到困難或心情沮喪時，他們還可以向親屬成員訴說自身面臨的問題、心事或煩惱，并設法讓親屬成員提供建議和幫助。二是傳聲筒和同盟者。當面對敏感問題或不便直接與父母溝通時，兒童可能通過親屬成員間接傳達自身的困境和訴求，抑或拉攏親屬成員結成“同盟”關系，使得親屬成員站在孩子的立場上與父母商討相關事務。三是中間人和調解者。當親子交流出現問題和障礙時，親屬成員還可以扮演中間人或調解者，以緩解親子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社會經濟支持效應的觀點認為，親屬的社會經濟資源可以轉化為兒童的教育成就優勢。持有該觀點的代表性理論是教育投資擴張理論和家庭經濟保障理論。教育投資擴張理論（又稱“親屬購買理論”）認為，在激烈的教育競爭環境下，對兒童人力資本的投資正逐步從核心家庭擴散到整個親屬網絡。為了彰顯對兒童的重視和喜愛，許多中產階層親屬成員（尤其是祖父母）直接對兒童進行各類教育投資，包括為其購買教育物品和服務、提供學費等，進而促進其各類學業產出，最終實現擴大家庭的階層再生產（Helem?en & Pfeffer，2017）。這種“購買功能”（purchasing function）在具有儒家文化傳統和應試教育制度的中國社會更為突出。隨著中國的教育競爭愈演愈烈，對兒童的教育投資不僅包括購買教育物品和服務等學習資源，還拓展到為兒童爭奪優質的教育機會。為了使兒童進入高質量的學校，父母既可以訴諸親屬網絡的經濟資源（如贈予、繼承或借貸）以支付名校贊助費或購置學區房，還可以通過動員親屬的關系資源為兒童爭取更好的教育機會。

家庭經濟保障理論認為，親屬的社會經濟支持系統不僅為兒童的教育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保障，還能夠緩沖家庭重大危機對兒童學業成就的負向沖擊。親屬成員之間的贈予、繼承和借貸等資產轉移是核心家庭財富的重要來源，能夠有效地分攤核心家庭的經濟風險和負擔，成為其抵御經濟風險的重要堡壘（Altonji et al.，1992）。親屬網絡所發揮的“保險功能”（insurance function）在轉型期的中國也日益凸顯。一方面，在親屬的經濟保障下，家庭的教育決策更有可能根據兒童的成就優勢和興趣來決定，而不受制于家庭經濟狀況和機會成本的制約，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培育和提升兒童的人力資本（H?llsten & Pfeffer，2017）。另一方面，親屬的社會經濟支持還能發揮“兜底效應”，當父母面臨疾病、失業、經濟危機等負面事件時，親屬的社會經濟保障能夠有效地緩解此類重大危機對兒童學業發展的負向影響（J?ger，2012；Prix & Pfeffer，2017）。

2.價值觀形塑機制：社會規范效應、社會示范效應和社會濡染效應

價值觀形塑機制是指，親屬網絡通過對兒童價值觀（如教育期望和職業期望）的塑造和濡染，影響其各類學業產出。與其相關的觀點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社會規范效應。在緊密的親屬網絡中，親屬成員能夠形成一致性的集體性規范，進而實現對兒童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的監督和控制。一方面，網絡規范通過網絡成員的支持、贊揚、榮譽等各種獎勵手段促使兒童采取相似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另一方面，倘若兒童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與網絡規范相悖，則有可能遭受網絡成員的排斥和制裁（Coleman，1988）。以此為基礎，一些學者將文化再生產理論和地位下降回避理論的解釋范圍從核心家庭擴展至擴大家庭，認為親屬成員的文化慣習、品味、偏好、規避地位下降的教育選擇等構成的網絡規范，能夠塑造和強化兒童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并最終影響兒童的各類學業產出（Pfeffer，2014；Lehti & Erola，2017）。

二是社會示范效應。作為孩子成長中的重要他者，親屬成員能夠樹立參照性榜樣和提供異質性信息，形塑兒童的學業動機和教育期望，最終影響其學業產出和教育獲得（Hertel & Groh-Samberg，2014；Erola et al.，2018）。文化資源豐富的親屬網絡不僅能夠形成親學校的文化價值觀，還能夠強化文化價值觀對其他成員的塑造程度。這是因為親屬成員的文化資源越豐富，越能夠獲得兒童的認同、支持和效仿，越有可能成為兒童價值觀的形塑者和引領者。與此同時，優秀親屬成員在通過教育獲得向上流動的過程中，能夠接觸到大量不同的人群，因而獲得豐富的異質性信息。在與兒童接觸的過程中，他們可能分享自身經歷，潛移默化地使兒童開闊眼界和增長見識，從而對兒童的學業態度產生刺激。有時候，杰出親屬還可能扮演重要的“人生導師”（mentors），直接對兒童的教育事務給予有價值的建議和指導（King & Elder，1998；Milardo，2010）。

三是社會濡染效應?；谏鐣W絡和擴散的研究表明，價值觀和行為模式能夠像傳染病一樣在社會網絡中以“人傳人”的形式進行擴散和傳播（Smith & Christakis，2008）。這意味著行動者不僅能夠主動效仿和遵從他人的思想和行為，而且會無意識地受到他人的同化和感染，進而形成類似的價值觀和行為取向。因此，兒童價值觀的形塑過程還可能是無意識的結果，即便兒童與親屬成員接觸較少，甚至素未謀面，與學業相關的文化價值觀仍可能在整個親屬網絡中以人傳人的形式進行擴散和傳播，最終也會間接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此時，親屬網絡文化價值觀是否以學業為導向、是否符合“親學?！钡闹髁饔^念便成為社會濡染效應發揮積極作用的關鍵。

3.分析框架：親屬網絡資源類型及其影響機制和路徑

親屬網絡蘊含著何種能夠觸發上述兩種機制的資源？結合以往的社會網絡資源分析法，筆者提出三種網絡資源類型。一是網絡規模。網絡規模代表著親屬網絡中成年人的總數。網絡規模越大，意味著兒童能夠獲得的日常照料和互動支持的總量也越多，最終能夠促進兒童的學業產出。二是社會經濟資源，即親屬網絡中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親屬網絡蘊含的社會經濟資源越豐富，兒童能從中獲得的人力資本投資和家庭保障也越多，這將進一步激發社會經濟支持效應。三是文化資源，即親屬網絡中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網絡文化資源越豐富，兒童接受到的價值觀的正向規范、示范以及濡染作用越強，其獲得的學業成就也越高。圖1展示了影響兒童學業成就的親屬網絡資源類型及其影響機制和路徑。

上圖說明了親屬成員之所以能夠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是因為親屬網絡中至少蘊含著上述三種類型的資源，這些資源能夠通過社會支持機制和價值觀形塑機制來影響兒童的各類學業產出。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在教育實踐中這三種資源以相互交織的方式影響兒童的學業產出，但是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本文將親屬網絡的不同類型資源剝離開來，進行理想類型化的理論分析和討論，以期全面探討和解剖親屬網絡資源的影響機制和路徑。

（二）社會支持機制vs.價值觀形塑機制：孰強孰弱？

親屬網絡效應主要來自社會支持機制還是價值觀形塑機制？社會支持機制強調行動者的主動性和理性，注重其通過社會網絡來獲得潛在或實際的支持和幫助；而價值觀形塑機制則強調社會網絡對行動者價值觀的客觀塑造過程。在教育實踐中，這兩種機制共同作用于兒童的教育發展。那么，究竟哪種機制占據主導地位？筆者認為，對該問題的回答應該考慮到網絡效應來源主體的差異性。具體到本研究，祖輩網絡效應和父輩同胞網絡效應的主導機制可能存在差異。

祖輩網絡效應強調社會支持機制是網絡效應的主要來源，這類解釋主要來自演化論、社會交換論和社會制度論（Coall & Hertwig，2010）。演化論認為，人類獨特而漫長的“幼態持續”（neoteny）和產后恢復期迫使母親尋求祖輩的幫助，從而提高自身和孩子的生存概率。與此同時，（外）祖母采取終止生育能力和幫助子代照顧孫輩的演化策略，不僅避免了自身高齡妊娠可能帶來的生育風險，還通過提高孫輩的生存概率間接擴大了自身基因的傳遞，這一觀點也被稱為祖母假說（Peccei，2001）。在自然選擇的驅動下，傾向于幫助照顧和撫育孫輩的基因得以保存并持續復制，最終促使人類獲得更大的生存和繁衍優勢。社會交換論基于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選擇原則，認為祖輩幫助撫育孫輩是一種對未來的理性投資行為。由于祖輩未來福祉受到子代和孫輩福祉的影響，因而祖輩通過提供社會支持為自身創造“議價空間”，以期獲得高質量的贍養回報，從而實現未來福祉效用的最大化（Laferrère & Wolff，2006）。社會制度論基于社會學的社會化和社會情境假設，認為社會既通過各種正式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后代能夠順利地繼承祖輩的財產，又通過社會規范、家庭責任和義務等價值內化的非正式制度促使祖輩對孫輩進行照料、投資和支持，從而符合社會主流文化觀念的要求（Finch & Mason，1993）。

概而言之，上述觀點強調祖輩的行動理性，強調社會支持對孫輩發展產生的影響?；诖?，筆者提出以下兩個推論。第一，祖輩網絡效應主要來自網絡規模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影響。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人均壽命的延長，祖輩與父輩、孫輩組成長期或臨時三代主干家庭的現象愈發普遍（肖索未，2014）。這種家庭結構為祖輩參與兒童成長提供了條件，使其能夠向孫輩提供各種類型的社會支持（Mare，2011）。實際上，即便祖輩不向孫輩提供任何社會支持，祖輩存在本身就可以鏈接、動員和維持擴大家庭中的資源。作為整個擴大家庭的粘合劑，祖輩的存在增強了親屬成員之間的聯系，提高了親屬網絡的代際團結和凝聚力，使得網絡資源能夠在親屬之間以相互交換的方式不斷積累和流動，最終影響兒童的各類學業成就，該觀點也被稱為“祖輩曝光”（grandparental exposure）效應（Lehti et al.，2019）。與此同時，在中國家庭少子化背景下，兒童逐漸成為整個擴大家庭的核心和未來希望，優勢階層的祖輩往往通過教育投資和社會經濟支持以促進兒童的學業成就，從而實現擴大家庭的階層再生產。第二，祖輩文化資源對兒童教育發展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隨著中國快速現代化，祖輩的育兒經驗和價值觀逐漸與兒童的教育實踐脫鉤，其對兒童教育發展的參考和指導價值不斷減弱（肖索未，2014），這使得祖輩在兒童面前的權威性日漸式微，最終導致祖輩網絡的社會規范效應不再明顯。此外，教育擴張提升了父輩的受教育水平，使父輩在兒童價值觀形塑中的作用更為顯著，從而可能削弱甚至取代祖輩的影響，最終導致祖輩網絡難以有效觸發積極的社會示范效應和社會濡染效應。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在影響兒童學業成就的兩種機制中，祖輩網絡資源主要通過社會支持機制發揮作用。

與祖輩網絡影響機制截然不同，父輩同胞網絡影響機制是指，現代化的發展導致了某些因素的變化，進而使得價值觀形塑機制在父輩同胞網絡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這一視角的解釋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Milardo，2010；Erola et al.，2018）。首先是高等教育擴張的影響。在高等教育擴張的浪潮下，大量父輩同胞在年輕時通過教育獲得實現了向上流動，突破了既有的親屬圈層。這種社會流動使得父輩同胞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源相較于祖輩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使其更可能成為親屬網絡文化價值觀的引領者和塑造者，這為價值觀的形塑機制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其次是人口流動的影響。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父輩同胞的流動遷徙比例顯著高于祖輩，大量父輩同胞離開家鄉到異地求學或就業。盡管空間距離的拉大限制了父輩同胞為兒童提供日常社會支持，但流動經歷豐富了父輩同胞的閱歷，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其成為親屬網絡異質性信息的主要來源。最后是互聯網普及的影響。父輩同胞的崛起幾乎與互聯網的普及同步，因而父輩同胞對互聯網的使用能力和接受程度遠超祖輩。在此情形下，父輩同胞更可能通過“線上”方式實現對兒童價值觀的形塑和指導。

概括而言，上述觀點強調父輩同胞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是通過對其價值觀的客觀形塑而實現的。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兩個推論。第一，父輩同胞網絡效應主要來自文化資源的影響。首先，父輩同胞往往通過教育獲得實現向上流動，因此文化資源越豐富的父輩同胞網絡通常越可能形成強烈的“親學?！眱r值觀，因而更可能觸發社會規范效應（Milardo，2010）。其次，作為那些在改革開放初期至21世紀初成長的新生代，杰出的父輩同胞在突破親屬圈層的過程中不僅獲得了更多的知識和技能，還具有開闊的眼界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因而能夠為整個大家庭提供異質性的信息和參照性的榜樣，從而觸發積極的社會示范效應和社會濡染效應（Erola et al.，2018）。第二，父輩同胞規模和經濟支持效應可能微不足道。一方面，父輩同胞規模越大并不意味著兒童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多。這是由于父輩同胞規模越大，意味著兒童的堂（表）兄妹數量越多，他們的存在可能會分攤祖輩資源，最終導致兒童從親屬網絡獲得的社會支持總量減少（Coall et al.，2009）。另一方面，父輩同胞為兒童提供社會支持的責任感和動機較弱，他們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多用于自身家庭，因而難以為兒童提供實質性的社會支持（Erola et al.，2018）。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在影響兒童學業成就的兩種機制中，父輩同胞網絡資源主要通過價值觀形塑機制發揮作用。

（三）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影響的階層異質性

盡管親屬網絡資源效應獲得了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但仍有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對此提出了質疑。一方面，一些實證研究發現，親屬網絡資源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比較微弱（Erola & Moisio，2007），在統計上并不顯著（Warren & Hauser，1997），或僅在特定條件下成立（J?ger，2012）。另一方面，理論批評者認為，親屬網絡資源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并非呈現穩定的線性關系，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對不同群體呈現異質性效應，因而導致實證研究結果的差異化（Chiang & Park，2015；Daw et al.，2020）。其中，異質性效應在這樣一個議題的討論中最具代表性：親屬網絡資源對不同階層的家庭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學術界圍繞該議題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解釋機制：補償機制、倍增機制和均等機制。補償機制強調從親屬網絡中獲得的資源能夠彌補核心家庭資源的匱乏，因而親屬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家庭中的子代教育成就和獲得的影響更為明顯（Erola & Kilpi-Jakonen，2017）。強調這種解釋機制的理論以緩沖理論、溢出理論、風險規避補償理論為代表。

緩沖理論強調親屬向不同階層地位家庭提供的支持具有傾向性，認為相較于較高階層的家庭，親屬成員更有可能向低階層家庭的兒童提供各類社會支持。在此情形下，嵌入在低階層家庭的親屬網絡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的動員和使用，從而緩解核心家庭資源匱乏對子代學業產出的負向沖擊（J?ger，2012；Deindl & Tieben, 2017；Prix & Pfeffer，2017）。溢出理論強調核心家庭資源和親屬網絡資源具有高度的同質性，當家庭背景較好的子女借助自身家庭資源的優勢獲得較高的學業成就時，其學業進步的空間縮小，從親屬網絡資源獲得的學業回報可能會溢出，進而觸發“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Erola et al.，2018）。風險規避補償理論認為，對于低階層家庭而言，子女不繼續求學而導致地位下降的感知風險較低。然而，優勢階層的親屬成員可以通過提供異質性信息和參照性榜樣，改變低階層家庭的教育選擇策略和地位下降回避的心理機制，最終緩解風險規避對兒童學業成就的負向影響（Lehti & Erola，2017）。但對于優勢階層家庭而言，不繼續求學而導致地位下降的感受本身就較為強烈，因而優勢階層的親屬對這類子女成就動機的影響相對較小。

盡管補償機制是目前學術界解釋親屬網絡異質性效應的主流觀點，但隨著研究不斷深入，部分學者批評并質疑了該機制，并提出了倍增機制和均等機制。倍增機制是指高階層家庭的父母具有與教育系統相匹配的知識、技能和資本等，能夠有效使用和動員親屬網絡的資源來幫助子代獲得更高的學業產出。相比之下，低階層家庭的父母由于學業知識和認知的匱乏以及價值觀的制約，即便擁有豐富的親屬網絡資源，也難以將其轉化為子代的教育優勢（Chiang & Park，2015）。因此，隨著核心家庭階層地位的提高，親屬網絡資源對子代學業成就的正向影響逐漸增強（Daw et al.，2020；Helem?e & Saar，2023）。均等機制則是指親屬網絡效應在不同社會階層中普遍存在，其對子代學業成就的影響不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Chan & Boliver，2013）。然而，圍繞倍增機制和均等機制的實證研究大多考察祖輩資源的異質性效應，尚未考慮父輩同胞資源效應的階層異質性，因而難以捕捉到親屬網絡資源異質性效應的全貌。另外，對該議題的討論還需充分考慮到不同國家在文化傳統、教育系統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性，如果貿然將歐美等地發達國家的異質性機制嫁接至其他國家，那么得出的結論可能并不準確（Mare，2011；Pfeffer，2014）。

那么，上述哪種解釋機制適用于中國？中國親屬網絡對不同階層家庭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到底如何？筆者認為，對該議題的思考和討論應該充分考慮中國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特征。一方面，無論是親屬網絡延續論（唐燦、陳午晴，2012）還是核心家庭網絡化論（馬春華等，2011）都體現了中國親屬網絡具有互助互惠的鮮明特征。當核心家庭處于低階層地位時，親屬成員往往會主動提供大量的社會支持，從而緩沖核心家庭資源匱乏對兒童學業發展的負向沖擊。另一方面，在“望子成龍”的文化背景和應試教育制度下，隨著中國家庭少子化趨勢加劇，優勢階層越來越重視子女的教育。為了提升子女的學業成就，優勢階層父母會對子女進行大量教育投資，近年來在國內中產階層家長“微信群”中出現的“雞娃現象”，便是最真實的寫照。在此背景下，親屬網絡資源和核心家庭資源不可避免地出現重疊，在天花板效應的制約下，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產出的影響將大打折扣。而在資源匱乏的核心家庭中，兒童的學業發展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約，不僅未能被發掘出學業潛能，反而有可能深陷“反學?！钡奈幕Ь持小Ｔ诖饲樾蜗?，倘若兒童能夠獲得親屬成員的社會支持、受到“親學?！本W絡情境的正向形塑和濡染，那么兒童的學業成就將得到明顯提升。由此，基于中國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特征，親屬網絡的補償效應更可能占據主導地位。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隨著核心家庭階層地位的提高，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正向影響逐漸減弱。

按照埃羅拉（Jani Erola）等人的觀點，補償機制還可以進一步區分為補償優勢（compensatory advantage）假說和補償推動（compensatory push）假說（Erola et al.，2018）。這兩種假說討論的核心問題在于祖輩網絡資源的多寡能否影響到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家庭兒童學業發展的補償作用。補償優勢假說認為，當祖輩網絡資源豐富且核心家庭處于低階層地位時，核心家庭階層地位呈現下降趨勢，成為擴大家庭的“害群之馬”（black sheep）。此時，核心家庭往往會成為擴大家庭關注和扶持的焦點，兒童能夠從親屬網絡中動員和使用的資源也隨之增加，進而有效地避免核心家庭的持續向下流動（Deindl & Tieben，2017）。因此，基于緩沖理論，當祖輩網絡資源豐富時，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補償作用更為強烈。補償推動假說認為，在祖輩網絡資源和核心家庭資源均匱乏時，父輩同胞網絡越豐富則意味著優秀的父輩同胞越可能突破資源匱乏的親屬圈層，為親屬網絡注入異質性信息和參照性榜樣，成為親屬網絡資源的主要來源。此時，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但倘若祖輩和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均豐富時，這兩類資源效應可能會出現重疊和抵消，進而引發溢出效應，最終使得父輩同胞網絡效應大打折扣。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1：當祖輩網絡資源豐富時，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補償作用更強。

假設4.2：當祖輩網絡資源匱乏時，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補償作用更強。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簡稱CFPS）。CFPS采用內隱分層、多階段、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PS）的抽樣方法，覆蓋中國大陸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95%的人口。與其他同類數據相比，2010年CFPS基線調查將所有被抽中的家庭成員全體入樣，詳細詢問了全部家庭成員及其父母、兄弟姐妹的教育、職業等社會經濟地位特征。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整群抽樣方式為研究親屬網絡資源效應提供了難得的實證條件。為了將擴大家庭成員與兒童信息聯系起來，本文通過匹配兒童、父母以及家庭問卷，構建了包含祖輩、父輩同胞、父母及兒童信息的分析樣本。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完成了自填問卷的10~15歲兒童。在目前公開的CFPS數據中，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三輪調查數據包含與學業成就相關的同一套變量，因此本文合并使用這三年數據，最終得到5316份樣本。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僅有2010年基線調查包含全部中介變量，因而在分析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影響的中介機制時，本文僅使用2010年的調查數據，樣本容量為2244。

（二）變量介紹

1.學業成就

本文的因變量是兒童的學業成就，測量變量為兒童字詞和數學能力的原始得分。為了便于比較，本文將這兩個測量變量通過主成分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簡稱PCF）生成均值為0、標準差為1的學業成就變量，其數值越大，表示兒童的學業成就越好。

2.親屬網絡資源

親屬網絡資源包含三個親屬特征變量：網絡規模、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本文涉及的親屬成員包括祖輩和父輩同胞兩類親屬成員。對于祖輩，CFPS收集了祖父、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相關信息。對于父輩同胞，CFPS收集了不超過15個父輩同胞的信息。以下是對上述三個變量具體測量的介紹。首先，網絡規模的測量題目為“祖輩或者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據此計算祖輩和父輩同胞的數量以及親屬網絡的總體規模。規模越大，表示擴大家庭的成員越多。其次，本文使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來測量親屬成員的社會經濟資源，其數值越大，表示親屬網絡社會經濟資源越豐富。再次，本研究使用祖輩和父輩同胞的受教育年限來衡量親屬文化資源，其數值越大，表示親屬網絡文化資源越豐富。為了便于比較各個親屬網絡資源的效應大小，本文將所有親屬網絡資源變量均轉化為均值為0、標準差為1的標準化得分。

3.中介變量

為了詳細考察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影響的中介機制，筆者從2010年CFPS數據中尋覓到以下兩組變量。第一組為社會支持機制變量，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經濟保障、親子互動三個變量。其中，家庭教育支出由教育總支出對數、課外輔導支出對數以及是否參加輔導班三個測量變量通過主成分因子法合成，數值越大，表示家庭教育支出越高。家庭經濟保障由醫療保險支出和是否為孩子教育儲蓄兩個測量題目合成，數值越大，表示家庭經濟保障水平越高。親子互動由四個定序變量合成，數值越大，表示親子互動越頻繁。第二組為價值觀形塑機制變量，包括自我教育期望、職業期望和對未來信心。對于自我教育期望，本研究使用期望自己獲得的最高受教育年限來進行編碼；對于職業期望，本研究使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類別進行編碼；而對未來的信心程度為五分類定序變量。

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其他控制變量

本文使用了三個指標來測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簡稱SES）：父母的人均收入、父親的受教育年限和母親的受教育年限。本文通過主成分因子法將上述三個指標合成均值為0、標準差為1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其數值越大，表示核心家庭的階層地位越高。為了克服與家族相關的遺漏變量的影響，本文納入了家庭智力水平變量。CFPS對所有個體均進行了數學能力測試和字詞能力測試，本文分別計算每個家庭平均的數學測試得分和字詞測試得分，然后使用主成分因子法生成均值為0、標準差為1的家庭智力水平變量，其數值越大，表示家庭的平均智力水平越高。此外，本文還控制了其他變量，包括兒童性別、戶口、年齡、年級、家庭規模、親屬的黨員比例。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介紹

為了排除未被觀測到的省份特征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本文使用省份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進行估計。具體的模型設定如下所示：

其中，Yij表示第j個省份第i個兒童的學業成就得分。在估計不同的中介變量模型時，Yij分別表示第j個省份的第i個兒童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經濟保障、親子互動、自我教育期望、職業期望和對未來信心。Resourceij和FSESij分別表示第j個省份第i個兒童所對應的親屬網絡資源變量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得分。Zij為模型的其他變量。αj為固定截距，容納了所有未觀測的省份特征變量。εij為個體的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

（一）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

表2展示了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模型2.1在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僅納入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變量，結果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能夠對兒童的學業成就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b=0.193，P<0.001）。模型2.2在模型2.1的基礎上加入了家庭智力水平變量，結果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系數大幅度下降（下降了83.9%），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家庭智力水平系數最大，且顯著為正（b=0.245，P<0.001）。這表明家庭智力水平是潛在的遺漏變量，應當對其進行控制。模型2.3在模型2.2基礎上加入了網絡資源變量，結果顯示，網絡規模和社會經濟資源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文化資源通過了顯著性檢驗（b=0.058，P<0.05）。這表明文化資源能夠顯著地影響兒童學業成就，是親屬網絡效應的主要來源。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入了親屬網絡資源變量之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效應由原來的0.031（模型2.2）繼續降低至0.016（模型2.3），這表明經典的兩代模型可能高估了核心家庭的階層地位對子代學業產出的影響。

根據親屬網絡效應的來源主體，本文將親屬網絡效應分解為祖輩網絡效應和父輩同胞網絡效應。模型2.4展示了祖輩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在所有的資源變量中，只有網絡規模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b=0.040，P<0.05），這表明祖輩網絡規模越大，兒童的學業成就越好。網絡規模是祖輩網絡效應的主要來源。模型2.5展示了父輩同胞網絡資源效應，僅有文化資源通過了顯著性檢驗（b=0.079，P<0.01），這表明文化資源是父輩同胞網絡效應的主要來源。模型2.6加入了祖輩網絡資源和父輩同胞網絡資源的所有變量，顯著性檢驗結果基本保持不變。此外，本研究發現，父輩同胞網絡的文化資源效應是祖輩網絡規模效應的2.364倍，這意味著父輩同胞網絡的文化資源效應是親屬網絡影響兒童學業成就的主導機制。

（二）親屬網絡效應的中介機制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祖輩網絡和父輩同胞網絡的主導機制，本文使用廣義結構方程模型（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簡稱GSEM）來詳細考察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影響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首先，祖輩網絡規模對社會支持三個變量的影響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祖輩網絡規模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教育支出，提升經濟保障支出，改善親子之間的互動。其次，父輩同胞文化資源對價值觀形塑三個變量的影響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父輩同胞文化資源越豐富，兒童的教育期望和職業期望越高，兒童對未來也更有信心。最后，親子互動、教育期望和對未來的信心程度對兒童學業成就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納入中介變量之后，祖輩網絡規模的影響不再顯著，而父輩同胞網絡的文化資源的正向影響仍然顯著。

表3展示了中介機制的顯著性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對于祖輩網絡規模效應，社會支持機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效應占比達到66.79%；而價值觀形塑機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占比僅為33.21%。對于父輩同胞網絡的文化資源效應而言，盡管社會支持機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該機制占比僅為25.52%。而價值觀形塑機制效應大約是社會支持機制效應的2.9倍，其效應占比達到了74.48%?？偠灾?，上述結果表明，社會支持機制是祖輩網絡效應的主導機制，而價值觀形塑機制是父輩同胞網絡效應的主導機制，假設1和假設2得到了明確的支持。

（三）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階層異質性效應

表4展示了親屬網絡資源對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學業成就的異質性效應。模型4.1和模型4.2的結果表明，網絡規模和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并不會受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模型4.3的結果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文化資源的交互項均顯著為負（b=-0.051，P<0.001）。這表明隨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親屬網絡文化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正向影響逐漸減弱。這意味著親屬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具有明顯的補償作用，隨著親屬網絡文化資源的提高，兒童學業成就的階層差異逐漸減小。

模型4.4至模型4.9分別展示了祖輩網絡資源和父輩同胞網絡資源的異質性效應。對于祖輩網絡而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網絡規模的交互項顯著為負（b=-0.031，P<0.05）。這表明隨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網絡規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正向作用逐漸減弱，這意味著祖輩網絡規模能夠降低兒童學業成就的階層差異。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交互項均不顯著，這表明祖輩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對不同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基本相同。

對于父輩同胞網絡而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父輩同胞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交互項均顯著為負（b=-0.033，P<0.05；b=-0.051，P<0.01）。這表明隨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父輩同胞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正向影響逐漸減弱。換言之，這兩類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具有顯著的補償作用，但其對優勢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

本文還考察了不同祖輩資源狀況下父輩同胞網絡資源的異質性效應，從而檢驗親屬網絡補償機制中的補償優勢假說和補償推動假說。本文將祖輩的網絡規模變量、社會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從連續變量轉化為二分類變量，具體包括：網絡規模?。ㄗ孑厰盗啃∮诘扔?人）和網絡規模大（祖輩數量大于2人）、社會經濟資源低（小于等于平均值）和社會經濟資源高（大于平均值）、文化資源匱乏（小于等于平均值）和文化資源豐富（大于平均值）。結果顯示，首先，無論祖輩網絡規模如何，父輩同胞網絡規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不會受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其次，在祖輩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較低的情境下，父輩同胞網絡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具有顯著的補償作用（b=-0.063，P<0.05；b=-0.069，P<0.01）；而在祖輩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較高的情境下該補償作用不再明顯。假設4.2（補償推動假說）得到了明確的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在祖輩社會經濟資源高低的兩種情境下，父輩同胞經濟資源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交互項呈現顯著的差異（b=-0.057，P<0.05），這表明祖輩的社會經濟資源高低成為父輩同胞社會經濟資源能夠發揮補償作用的決定性因素。在核心家庭和祖輩資源都匱乏的情況下，階層地位高的父輩同胞才有可能主動提供社會經濟資源，以緩解資源匱乏對兒童學業成就的負向沖擊。而當祖輩網絡資源相對豐富時，父輩同胞網絡社會經濟資源的補償作用微乎其微。

五、討論與結論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本文全面考察了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趯扔醒芯柯窂降氖崂砼c總結，本文提出了三種親屬網絡作用機制：網絡規模效應、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和文化資源效應，并將這三種效應納入同一個研究框架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親屬網絡文化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網絡規模效應和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微乎其微。這一研究結論并不難理解。網絡規模效應和社會經濟資源效應發揮作用的前提是這些資源能夠被有效地使用和動員。換言之，倘若親屬成員沒有向兒童提供這些資源，再豐富的親屬網絡規模資源和社會經濟資源也不會影響兒童的學業產出。而文化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是通過價值觀的塑造作用產生的，并不需要獲得實際的支持和幫助。有時候，即便兒童不與親屬成員接觸，網絡文化價值觀的塑造作用仍然有效。

第二，本文分析了祖輩網絡和父輩同胞網絡影響機制的差異性。基于三種資源效應的解釋邏輯，本文認為，祖輩網絡效應的主導機制是社會支持機制，而價值觀的形塑機制是父輩同胞網絡的主導機制。在此基礎上，本文發現，對于祖輩網絡而言，網絡規模效應占據主導地位，而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和文化資源效應不顯著。首先，祖輩網絡規模越大，不僅代表著兒童能夠獲得越多的照料支持和互動支持，而且也意味著親屬網絡資源越有可能被激活和動員。正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祖輩曝光”效應的驅動下，祖輩存在本身就可以拉近親屬成員之間的距離，提高親屬網絡內部的凝聚力，進而能夠整合、鏈接和維持擴大家庭中的資源，最終促進兒童的學業產出。其次，祖輩社會經濟資源效應不明顯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兩點：一是祖輩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可能遵從馬爾科夫假定，即祖輩通過向父輩提供社會經濟支持進而間接影響孫輩的學業成就。二是祖輩網絡的社會經濟資源通常低于父輩，這可能導致祖輩的社會經濟資源效應不太明顯。最后，祖輩文化資源相較于父輩一代普遍偏低，且在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祖輩的人生經驗和價值觀已經不適應兒童的教育發展，因而難以影響兒童的學業產出?？偠灾?，在考察多代代際流動時，單純依據祖輩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等地位特征指標，可能無法捕捉到祖輩效應的全貌，進而可能低估祖輩對孫輩的直接影響。因此，在考察祖輩效應時，有必要將祖輩規模或祖輩與孫輩重疊的時間（overlap life）納入同一解釋框架進行分析。這一觀點逐漸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肯定和重視（Lehti et al.,2019）。

對于父輩同胞網絡而言，文化資源效應占據主導地位，而網絡規模和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微乎其微。這是因為中國最近幾十年間的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大量父輩同胞在年輕時突破了既有的親屬圈層，導致父輩同胞網絡之間的文化價值觀差異拉大。那些通過高等教育獲得優勢階層地位的親屬成員更可能促使親屬網絡形成親學校的價值觀，而文化水平較低的親屬網絡可能并非以學業為導向。因此，文化資源的豐富程度成為父輩同胞親屬網絡發揮作用的主導性因素。而父輩同胞的規模效應相對較小，可能是因為更大的網絡規模分攤了親屬網絡的社會支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祖輩規模效應能夠發揮作用，而父輩同胞規模效應卻微乎其微。至于父輩同胞的社會經濟資源效應不顯著，可能是因為該效應僅在特定情境下才能發揮作用，這一點在下文將詳細論述。

第三，本文探索了親屬網絡資源對不同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異質性效應?；谘a償機制的解釋邏輯，本文認為親屬網絡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進而縮小了學業成就的階層差異。研究發現，親屬網絡文化資源對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具有明顯的補償作用，而網絡規模和社會經濟資源的補償作用并不顯著。為此，本文將親屬網絡區分為祖輩網絡和父輩同胞網絡，進一步研究兩種網絡的補償機制。本文發現，祖輩網絡規模對于低階層兒童學業成就具有明顯的補償作用，而父輩同胞網絡的補償作用則主要來自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首先，祖輩存在本身能夠調動親屬網絡資源，使其流向低階層家庭，進而緩解家庭資源的匱乏對兒童學業成就的負向沖擊。其次，當核心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時，父輩同胞才可能主動為兒童的學業發展提供經濟扶持和保障，此時父輩同胞的社會經濟資源才能得到有效的動員和使用。與此同時，在資源匱乏的核心家庭中，父輩同胞的文化資源越豐富，兒童的價值觀受到“反學校”文化情境侵襲的可能性越低，越有可能受到“親學?！眱r值觀的形塑和濡染，進而能夠緩解家庭文化資源匱乏對兒童學業成就的負向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還發現，在祖輩網絡資源和家庭資源都匱乏的情境下，父輩同胞資源將成為擴大家庭資源的主要來源，父輩同胞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補償作用更加明顯。這一發現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父輩同胞網絡資源對子代學業成就的影響很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凸顯，而核心家庭和祖輩資源的豐富程度會制約或激發這些效應，使得父輩同胞網絡資源效應呈現差異化。

總之，本文的貢獻在于基于傳統的兩代家庭背景視角，將兒童學業成就的階層差異從核心家庭領域擴展至祖父母和父輩同胞構成的親屬網絡，考察了親屬網絡資源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提出了網絡規模效應、社會經濟資源效應和文化資源效應，并進一步探究了祖輩網絡和父輩同胞網絡的主導機制及其對于不同階層兒童學業成就的異質性效應，推進了國內親屬網絡和多代代際流動研究。同時，本文的研究結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在當前中國，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發展仍然發揮獨特的作用。盡管隨著互聯網的興起，祖輩對兒童價值觀的影響逐漸減弱，但是祖輩的規模和父輩同胞的文化資源仍然能夠對兒童學業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其次，親屬網絡資源能夠富有成效地縮小兒童學業成就的階層差異。這意味著當家庭資源匱乏時，家長可以主動動員和使用親屬網絡中的資源，幫助兒童樹立榜樣和獲得異質性信息，從而減少家庭資源匱乏對兒童教育發展的制約，推動扭轉階層不平等再生產的局面。

親屬網絡效應仍有許多可以挖掘的議題。首先，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機制仍需進一步分析和實證檢驗。本文雖然提出了親屬網絡的影響路徑，但囿于數據限制，未能直接對社會支持機制和價值觀形塑機制進行全面細致的實證研究。未來對相關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將有助于深化對親屬網絡效應的理解。其次，本文聚焦于親屬網絡對兒童學業成就的影響，尚未討論親屬網絡尤其是父輩同胞網絡對子代最終教育獲得和地位獲得的影響，對該議題的討論和分析將進一步擴展既有的代際流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