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人共同參與實施犯罪行為的案件中，參與人未必都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實際上很多共同參與人都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例如，在聚眾斗毆、故意傷害、尋釁滋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合同詐騙、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等犯罪案件中，主動或被動，有意或無意參與犯罪行為某一環節的人往往非常多。但刑事立案、審查起訴、定罪量刑過程中，部分參與人由于沒有達到犯罪標準、不具有犯罪故意、參與人數眾多、情節輕微、證據不足等各種原因，并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僅僅作為證人的身份接受調查詢問，他們并未被刑事立案調查，或者被刑事立案調查后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他們最終不具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的身份。此時，他們也屬于廣義上的犯罪行為的參與人。被害人從犯罪人處沒有獲得足夠賠償時，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起訴其他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參與人進行民事追償。

一、侵權責任

行為人實施侵權行為，則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多名自然人共同實施侵權行為的，造成他人損害，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每個人的侵權行為都足以造成全部損害的，則承擔連帶責任；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則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則平均承擔責任。

如在違法發放貸款案件中，銀行員工違法發放貸款被追究刑事責任，貸款人提供虛假貸款資料騙取銀行貸款，銀行作為能否向違法發放貸款的員工追償，就取決于銀行員工與貸款人是否構成共同侵權。如銀行員工與貸款人存在共同侵犯銀行貸款的故意和行為，則可以認定共同侵權，要求銀行員工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共同侵權，則難以要求銀行員工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例如，在李某聚眾斗毆罪一案中，王某、李某、劉某與吳某因互相用眼睛瞪對方而發生爭執，并相約斗毆，后雙方發生互毆。期間，李某持砍刀將吳某砍傷，損傷程度屬重傷。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將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抓獲歸案，并移送審查起訴。審查起訴階段，檢察院認為劉某不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決定不予起訴，對王某和李某提起公訴。后法院判決王某和李某罪名成立，被害人沒有從王某和李某處沒有得到足額賠償。于是，被害人提起民事訴訟，將王某、李某、被不起訴的劉某，一并作為民事訴訟的被告，要求他們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裁判認為，被害人有一定過錯，應自行承擔20%的責任，王某、李某、劉某一方承擔80%的賠償責任，由王某承擔其中50%的賠償責任，李某承擔其中30%的賠償責任，劉某承擔其中20%的賠償責任，王某、李某、劉某對賠償款互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違約責任

在非法集資類、詐騙類、傳銷類案件中，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參與人，被害人有時也可以向他們進行民事追償。此類案件中，犯罪單位或者犯罪組織者往往招募眾多員工，作為講師，或者銷售涉案的理財產品，員工通過宣講、推銷，吸引投資者進行投資而獲得提成。因此，與投資者直接接觸的都是這些銷售產品的員工。在資金鏈斷裂時，很多員工并沒有被刑事立案、追究刑事責任，被害人往往會認為推薦他們投資的、而且他們是在投資中獲得提成的人員，應當為投資損失承擔民事責任，據此主張相關員工承擔違約責任。

為保障被害人向有關人員的追償權，被害人可以在投資過程中、追償過程中與有關人員簽訂協議，約定由引薦他們投資、參與的有關人員對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在司法實踐中，這不失為被害人保障自己合法權益的重要策略。但要注意簽訂協議的具體內容，避免所簽訂的協議無法落實。

（一）簽訂可追償協議

被害人能否向這些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參與人進行民事追償，關鍵取決于是否由有效的協議，如果在投資之時，這些推銷產品的員工為了獲得業績，或者在案發前后，為了避免遭到被害人的刑事控告、避免被追究刑事責任，他們自愿與被害人簽訂《投資協議》《擔保協議》之類的協議，則被害人完全可以根據這些協議向推銷的員工進行民事追償。

例如，在溫某被集資詐騙一案中，溫某與李某是好朋友關系，李某在某財富管理公司上班時，通過微信向溫某推薦《XX能源一期》的理財產品，微信聊天記錄中李某發送給溫某的推薦信息顯示，“近日推薦固定收益理財，預期年華收益率為7%—10%；投資年限為3/6/12個月；推薦理由：大型央企應收賬款，大型央企國企信用擔保，產品標的層層篩選，嚴格準入，貿易往來真實，全程跟進產品情況，定期披露產品信息；人民銀行抵押登記備案，銀保監會監管，安全第一！”“股市無情，固守有愛，合法合規，收益穩定。”諸如此類。后李某又邀請溫某到他們公司參加宣講會，宣講的內容主要是展示該財富管理公司的實力，宣講他們理財產品的可靠性，以及學習《XX能源一期》的資產交易說明書。溫某深信不疑，投資了不少資金購買《XX能源一期》的理財產品。后來該財富管理公司資金鏈斷裂，溫某血本無歸。于是，在咨詢律師后，溫某自行起到了一份刑事控告書，控告李某合同詐騙罪。溫某帶著這些控告材料找到李某，要求他出具對《XX能源一期》的債權債務承擔擔保責任。為避免被刑事控告，李某就同意簽署了擔保協議。事后，溫某將某財務管理公司、李某共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他們承擔償還本息的責任。

在該案中，李某作為涉案某財富管理公司的員工，是推薦溫某進行投資的直接辦案人員。雖然李某在溫某的投資款中獲得了不菲的提成收益，但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被害人溫某并不能直接向李某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李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在非法集資案件案發后，涉案主合同《XX能源一期》及從合同擔保協議是否有效，還存在一定的爭議，溫某能夠通過《XX能源一期》的主合同要求涉案的公司、人員承擔清償責任存在不確定性。但在追償過程中，溫某讓李某同意簽署擔保協議，有力地保障了他的合法權益，為進一步有效維權提供了多一種不錯的選擇。

（二）協議需合法有效

以簽訂協議的方式，讓相關人員即使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也需要承擔民事責任，不失為非常好的維權方式。然而，需要注意協議簽訂的過程、協議內容的合法合規，避免相關協議被認定無效或者無法落實。如果被害人采取暴力、脅迫等方式逼迫相關案外人簽訂協議、承擔還款責任或者賠償責任，或者協議違反了其他合同無效的法定事由，則協議很可能被認定無效，功虧一簣。

例如，在周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案中，周某等人經營某商業投資公司，并以該公司名義吸收投資人的借款。劉某系該公司的普通該員工，其只經手了被害人王某的一筆20萬元的投資。在投資過程中，被害人王某與某商業投資公司、該商業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周某簽訂《借款擔保合同》，約定借款本金20萬元。后周某等人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王某剩余的15萬元。某商業投資公司、周某等人被刑事裁判認定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被害人王某認為周某及某商業投資公司均已經沒有償付能力，實際上由于被害人眾多，周某等人無意退賠。被害人王某認為，劉某系該筆投資的直接經手人，應當負責償還借款本息，于是不斷要求劉某承擔還款責任。劉某認為其只是公司普通的員工，并不是該筆資金的獲益者，也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共同犯罪，不應該承擔還款責任。某一天雙方洽談過程中發生爭執，被害人王某將劉某打傷，雙方在派出所調解，被害人王某被行政拘留，而劉某與王某在派出所協商后，則被迫出具《借條》，表示其借到王某的15萬元，愿意承擔還款本息，并先行支付了5萬元。《借條》履行過程中，劉某并未繼續按照《借條》支付還款本息，雙方就《借條》的效力及還款義務發生了爭議。

后被害人王某起訴劉某要求履行《借條》，償還剩余10萬元借款，而劉某則反訴要求認定《借條》無效，并要求判令王某償還不當得利5萬元。

該案中，直接影響各方利益的就是在派出所簽訂《借條》的效力，以及劉某在派出所調解時先行支付的5萬元的性質。

劉某認為，他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人，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借條》是遭受到王某的不斷恐嚇、威脅才簽訂的；而且，雙方從來沒有發生真實的借款關系，劉某并未向王某借款15萬元，借款關系也是虛假的。因此，《借條》應當認定無效，此前已經支付的5萬元王某也應當返還給劉某。

王某則認為，《借條》是雙方在派出所協商時寫簽訂的，雙方意思表示真實，從來沒有威脅、恐嚇的行為，而且還在派出所辦案人員的見證、調解下簽訂的，具備公信力，更具備法律效力，劉某應當按照《借條》的約定償還剩下的本息。而5萬元也是王某應得的。雖然劉某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劉某確實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具體行為人、共同參與人，應當為這筆集資承擔還款責任。

最終，裁判認為，劉某與王某不存在借款關系，劉某不是債務人；劉某作為某商業投資公司的工作人員，其執行職務的涉案行為，法律后果由用人單位承擔。本案生效刑事裁判已經認定涉案的15萬元是某商業投資公司非法吸收的公眾存款罪，承擔退賠責任的主體是某商業投資公司，劉某作為該公司的具體經辦人，不需要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借條》是在王某采取了威脅、辱罵、毆打等非法手段追債、討債過程中，劉某迫于無奈簽訂的，王某的非法討債行為也遭到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因此，《借條》不給王某的真實意思表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為生效的要件，雙方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因此，劉某不需要連帶清償15萬元，已經支付的5萬元，王某應當予以償還。

（三）注意追償的方式

被害人與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參與人簽訂擔保性質的協議，目的是讓他們承擔連帶責任，一旦投資款本息無法挽回，被害人可以根據協議提起民事訴訟，為被害人挽回損失增加一條救濟路徑。然而，被害人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協議的內容和追償的訴求。相關協議的內容需要對擔保方式或償還的條件作出明確約定，避免被認定為一般保證，讓對方獲得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一旦協議相對人享有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被害人的維權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會被駁回起訴，相關協議無法落實。

例如，在王某與劉某保證合同糾紛案中，劉某是某無憂理財公司的員工，劉某向王某推介公司的理財產品。后雙方達成一致，由劉某對王某投資本息提供個人擔保作為其購買理財產品的條件。王某與某無憂理財公司簽訂《XX一期認購協議》，協定書約定產品期限為一年，認購資金為30萬元，以及對應的年化收益率等。協議簽訂當天，王某按照協議約定向某無憂理財公司賬號轉入認購金額30萬元。某無憂理財公司也出具《收款確認書》，確認收到王某的認購金30萬元，并確認合同期限為12個月，收益分配方式為到期一次性發放本金和利息。同日，劉某與王某簽訂《承諾書》，確認“王某身份證號碼為……于2019年3月20日，于某無憂理財公司XX營業部投資XX一期理財產品，合計投資30萬元，理財產品合同標號為XXXXXX，于2020年3月19日到期返還本金。如到期后某無憂理財公司無法兌付，投資本金及利息損失由某無憂理財公司劉某承擔，劉某愿意承擔所有損失的賠償責任。”

認購協議書到期后，某無憂理財公司、劉某均未能償還借款本息，以資金周轉困難等各種理由搪塞拖延。很快，某無憂理財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謝某及高級管理人員均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被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劉某作為該無憂理財公司的員工，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于是，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劉某按照《承諾書》的約定，對王某的投資本金及利息承擔連帶擔保責任。

劉某抗辯認為，他僅僅作為該無憂理財公司的員工，推薦王某投資某無憂理財公司的理財產品，他的行為是履職行為，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應當由公司承擔，不應該由其個人承擔。根據《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條，保證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證和連帶保證。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對保證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證承擔保證責任。因此，即便劉某需要承擔保證責任，也是一般保證。涉案的理財合同未經審判或者仲裁，且實際的債務人某無憂理財公司的財產尚未被強制執行且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之前，不能要求劉某承擔保證責任。

首先，本案《承諾書》是以劉某個人名義出具的，表明其以個人名義作出了承擔損失賠償責任的意思表示，該承諾足以使得王某產生信賴利益，相信劉某會對王某的投資本金及利息損失承擔相應擔保責任。因此，該《承諾書》合法有效，劉某應當承擔保證責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二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約定了保證人在債務不能履行或者無力償還債務時才承擔保證責任等類似內容，具有債務人應當先承擔責任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其認定為一般保證。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約定了保證人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或者未償還債務時即承擔保證責任、無條件承擔保證責任等類似內容，不具有債務人應當先承擔責任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其認定為連帶責任保證。”本案《承諾書》的內容為“如到期后某無憂理財公司無法兌付，投資本金及利息損失由某無憂理財公司劉某承擔，劉某愿意承擔所有損失的賠償責任。”因此，本案的保證方式為一般保證，涉案理財產品的投資本金及利息應當由主合同債務人到期支付，主債務人到期未足額支付才由保證人承擔損失賠償責任。

最后，《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條規定：“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約定，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為一般保證。一般保證的保證人在主合同糾紛未經審判或者仲裁，并就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仍不能履行債務前，有權拒絕向債權人承擔保證責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債務人下落不明，且無財產可供執行（二）人民法院已經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三）債權人有證據證明債務人的財產不足以履行全部債務或者喪失履行債務能力；（四）保證人書面表示放棄本款規定的權利。”因此，本案尚無證據表明債務人的財產不足以履行全部債務或者喪失履行債務能力，劉某的先訴抗辯權成立，有權拒絕向王某承擔擔保責任。最終，法院裁定駁回王某的起訴。

在該案中，雖然被害人在投資時已經為自己增設了挽回損失的方式，讓推薦理財產品的員工出具《承諾書》，承擔連帶責任。然而，《承諾書》的內容過于簡單，對保證方式沒有約定，而字義理解上被理解為一般保證。導致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最終導致維權無效。

三、其他法定事由

那些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參與人，即便不構成共同侵權，也并未違約，只要他們與犯罪有深度牽連，被害人也可以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進行民事追償。如按照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資金流向去向有關責任主體民事追償，增加挽回損失的可能性。以不當得利為例，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銀行卡借用問題，相關銀行賬戶被犯罪人用于收取、支配犯罪所得，而銀行卡被借用的人就是犯罪行為的參與人，其可能是共同犯罪而未被追究刑事責任，也可能未參與相關犯罪行為不構成共同犯罪，也可能單獨構成幫助網絡信息犯罪活動罪等，這些銀行卡持有人就屬于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參與人，被害人也可以考慮以不當得利或者其他法律規定要求其承擔民事責任，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得到法律支持。

例如，在某科技公司與李某不當得利糾紛一案中，某科技公司被公司經理李某職務侵占1500多萬元，公司刑事控告后，李某被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后李某被法院判決職務侵占罪成立，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追繳被告人李某的違法所得，發還給被害單位；追繳不足以清償違法所得的，責令被告人向被害單位退賠。然而，李某并沒有支付能力。被害單位發現，其中500多萬元款項進入了常某的賬戶，常某并沒有被認定職務侵占的共同犯罪，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常某的賬戶被李某用于職務侵占犯罪行為，收取了相關的款項。常某顯然沒有收取涉案款項的正當事由，常某收取的前述款項屬于不當得利，應當予以返還。

部分觀點認為，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駁回起訴。因此，本案某科技公司在本案主張不當得利的事實，是李某向常某名下的銀行賬戶轉賬支付500多萬元的事實，這與李某涉嫌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屬于李某實施職務侵占犯罪活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應通過在刑事案件追贓程序解決，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裁定駁回起訴。

我們認為，刑事案件中李某的退賠責任與本案不當得利糾紛并不存在矛盾沖突。本案不宜認定為同一事實，并不是同一糾紛，刑事裁判并不能涵蓋本案的民事訴求，刑事案件與本案經濟糾紛不能重合，法律關系的主體也不同，不符合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情形，不能因為刑事犯罪豁免有關責任人員的民事責任。因此，被害單位應當有權向常某進行民事追償。

《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的，受損失的人可以請求得利人返還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為履行道德義務進行的給付；（二）債務到期之前的清償；（三）明知無給付義務而進行的債務清償。”第九百八十六條規定：“得利人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取得的利益沒有法律根據，取得的利益已經不存在的，不承擔返還該利益的義務。”可見，不當得利是指沒有正當的依據，而取得他人財產，最終造成他人損失的法律事實。不當得利的認定需要具備幾個條件：其一，相對人獲得了利益；其二，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其三，被害人遭受了損失；其四，不當得利與被害人損失有因果關系；其五，不存在除外情形。

是否為不當得利，關鍵在于審查李某與常某的關系，以及資金的實際去向，賬戶持有人常某是否實際獲得、支配、處分這些資金，予以綜合判斷。不當得利的舉證責任在于受損失一方，這些都需要進入民事實體審理。如經過審理認定涉案的款項并未由常某實際控制，常某僅借用了其銀行賬戶，則難以認定為不當得利。如果經過實體審理發現，涉案款項確實由開戶人控制，甚至還留存在賬戶內，則無疑應當認定屬于不當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