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國家文物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喬云飛宣布最終結果：浙江仙居下湯遺址入選“十大”。

此前，下湯遺址已入選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六大考古”）、2024年度浙江考古重大發現。下湯遺址的重要學術價值是什么？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對下湯遺址做了現場點評——

“下湯遺址是中國最早的農業聚落，過去4個年度2000多平方米的發掘，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它的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遺址的發掘面積雖然不是很多，但是我們幾乎發現了包括所有因素的遺跡，包括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廠、紅燒土廣場、溝渠、道路等等，應該說是全景式地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結構，為我們研究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標本，這個發現是非常重要。”

下湯遺址歷經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縱貫新石器時代的始終，確立和完善了本區域考古學文化序列，是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一萬年文化史、一萬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實證。并且，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聚落形態與社會結構普遍不明晰的學術背景下，下湯遺址為研究早期農業社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樣本。

4月23日，20個入圍終評的項目進行了一天的匯報，20分鐘亮相時間，包括PPT匯報和“答辯”。按照年代順序，下湯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仲召兵第三個出場，白襯衫、黑西裝，利落大方。15分鐘匯報，5分鐘問答，時間掐得很準。

這不是即興演講，每一句、每一個點，都經過了打磨。

十大”之前，包括考古所的年終總結，仲召兵已經經歷了三四次正式匯報，“一直在打磨PPT。”他表示，為了這次十大匯報，考古所領導拉了一個群，大家隨時提建議、修改提煉。去北京前兩天，考古所還專門做了一次預演。

“主要是邏輯線，這個要清楚，第二個要簡潔，同時還要突出重點。如果靠現場發揮，語言組織往往比較會容易散，所以做PPT前，要先形成一個文本，15分鐘，3500多字，避免口語化。”仲召兵說。

現場，最后5分鐘的專家提問，是比較緊張的時刻。

四位專家提問，都問到了墓葬和謎團很多的器物坑。

“下湯遺址晚期發現了3座高等級墓葬，確定是墓葬的主要依據是什么？”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首先提了一個關鍵問題。

先回顧一下知識點。

下湯遺址是個遠古村落，它有三重結構：中心臺地、外圍土臺，還有環壕。土臺上，發現了3座高等級的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2座東西向、1座南北向。隨葬陶器數量比較多，都超過了20件，個別墓葬隨葬石器。從隨葬品的數量看，等級較高，說明8500年左右，社會已開始分化。

如果從隨葬品的數量來講，這三座墓葬可能為8500年左右中國隨葬品數量最多的墓葬。

高等級墓葬M2

仲召兵說，在8500年左右出現這么多的數量，在全國來說，很罕見。而且不止一個墓葬，在東區可能還有。如果是這樣，說明它是成群的，“在上山文化的范圍內，它的社會分化的進程，比我們以前認識的要提前。”

“遺址的發現很重要。它把社會分化出現的年代，大大往前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第二個提問。去年，王巍看到了下湯的新發現后，第一時間調去了下湯的資料，他認為對于理解整個文明化進程來講，下湯是一個很新的資料。

“這幾個是不是墓葬，自然科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都可以從土壤當中收集判斷，這個取樣了沒有？”王巍問。

王巍提問

“我們對器物坑，包括墓葬中陶器的殘留物，特別是土壤，北大的寧超老師剛取走了土壤，數據正在分析中。”仲召兵回答。

“確定是墓葬嗎？”北京聯合大學校長雷興山再次追加提問。

仲召兵補充了更多信息：“我們對遺址臺地的外圍也進行了一個勘探，遺址是一個墩子，外圍是比它低大概1~2米，一個是地勢比較低，外圍基本上是一個歷史層的分布，這個上面是不適合埋墓葬的，我們反向推理的話，墓葬肯定是在土臺子上面，不可能到外圍或者是到后面的山上去。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判斷依據，傾向于認為是跟喪葬行為有關，或者說特殊形式的墓葬。”

“人骨一點渣也沒見嗎？”雷興山繼續追問。

仲召兵透露了一個下湯遺址的最新發現，“在土臺上的其中一個器物坑里，只有這一個器物坑里，我們最近發現了骨骼，是人骨還是動物骨骼，北大的寧超老師告訴我，結果就在今天或者明天出來。”在這個萬年村落的聚落結構中，下湯遺址發現的臺地上的器物坑，是一個重要的遺跡，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器物坑

這是目前上山文化遺址發現器物坑最多的遺址，目前已經清理出50個。它的面貌和義烏橋頭遺址很不同，是多個小臺地和多組器物坑的組合。

器物坑在上山文化中到底什么功能？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比如和祭祀等觀念儀式有關。

目前發現的24處上山文化遺址中，除了橋頭遺址的人骨，在器物坑里發現骨骼，這是第一次。如果確認是人骨，這對我們理解器物坑的性質很關鍵。

2024年10月26日，100多位全國考古文博界的學者專家，齊聚仙居，參加了“仙居下湯遺址發現四十周年暨考古中國—長江中下游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形成研究工作會議”。到如今，下湯的發掘和研究還有哪些新消息？

“中心臺地和外圍土臺的關系，后來我們也做了一些勘探，了解到土臺跟外圍土臺中間，本來是在一個自然臺地上的，但是后來因為我們外圍挖土臺子，把中間和外圍隔開來了。這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遺跡現象正好能對得上——中間的中心臺地確實是相對獨立的，進一步驗證了中心、外圍、環壕這樣的三重結構，這是我們對遺址的結構性的認識。”

外圍北部人工土臺與器物坑（由南向北）

還有土臺的形成過程、土臺與土臺之間的關系，也是接下來研究的重點。

目前發現了12座上山文化時期人工堆筑的土臺，環繞在中心臺地的北部及東部。土臺大多呈長方形，長一般8～10米左右，寬5米左右，現存高度0.4～0.8米不等。遺址東南角的土臺較為特殊，平面近方形，邊長約30米，四面又被壕溝環繞，相對獨立。

到了上山文化晚期，有些相鄰的土臺，向外堆土拓展，慢慢又連成了一個整體，形成數個更大的土臺。“這些現象，我們通過地層關系的不斷梳理，就會更清楚。”

PPT匯報的最后幾頁，仲召兵提到了下湯遺址的四個意義。

下湯遺址歷經了四個“人生階段”——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縱貫新石器時代的始終。

這是下湯遺址的“超長待機”。“從9000多年前到4000年前后，經歷了5000多年的一個發展時間，前后沒有中斷，在一個遺址上比較完整地經歷了新石器文化的發展過程，這在中國目前來說，是唯一的，不是之一，是唯一。”去年40周年會議上，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強調了“下湯樣本”的唯一性。

“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從區域的角度看。”仲召兵說，過去，在錢塘江以南地區，上山文化怎么到跨湖橋文化，跨湖橋文化怎么到河姆渡文化，這個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因為錢塘江以南地理環境比較復雜，有沿海的，也有丘陵的。而這幾年的發掘，通過皇朝墩遺址、橋頭遺址等許多例子，把上山和跨湖橋之間的關系，包括跨湖橋到河姆渡的變化，做出了新的解釋。而下湯遺址又剛好經歷了這四階段，確立和完善了本區域考古學文化序列，這對于我們理解錢塘江以南地區史前文化譜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很重要的資料。

第二個意義，來自“全景式”。

下湯遺址揭示了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是我國距今9000年前后，聚落要素最為豐富、結構最為清晰的聚落之一，全景式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聚落結構。系統的多學科研究成果，為全面復原和重建古代社會提供了有力支撐。

通俗地說，一個9000年前的村子里，細節那么豐富，該有的都有，畫面感這么強，下湯是一個獨特的樣本。

“我們說一個遺址有3萬平方米，現在發掘了2250平方米，只有1/10，但是要素比較全。”

再透過這個村落往深處，那就是考古人的田野工作和思考方式。“我們做聚落考古，一定要通過聚落形態了解它背后的社會組織。”

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的話說，“考古人有沒有聚落考古的意識？你可能挖的只是一個點，但是，你有沒有從總體上進行把握，有沒有從復原大歷史上進行把握，這一點上的新認識新突破，是很重要的。”

“現在，下湯發現了那么多人工土臺，上面有房址、灰坑、窖穴，以及那么多器物坑，有的是生產生活設施，有的和儀式活動有關。那么這些土臺，我們可以理解為，可能對應的就是當時村子里的基本社會組織單元。”我們可以腦補一個畫面——9000多年前，一群有血緣關系的人來到這里。靈江之畔，炊煙升起。這里有一家，那里有一戶，每戶人家住在不同的臺子上，相對獨立，但又圍繞著中心臺地，過著各自的小日子。仲召兵認為，這個中心臺地可能是一個具有公共功能的空間。

“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第一次看到了9000多年前的社會組織結構，原來是這樣的。”——這一社會結構是我國早期稻作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

遺址平面示意圖

“這就把我們的認識又向前推了。北方的半坡遺址，嚴文明先生總結為‘向心式’的聚落結構，距今7000年。那么現在下湯遺址也揭示了同樣的結構，又往前了2000年，可以說是我國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結構的重要突破。”仲召兵說，這是目前的初步認識，接下來的考古工作還需要繼續去驗證。

不管從聚落形態來講，還是從它的社會結構來講，下湯遺址提供了一個距今1萬年左右早期農業社會的樣本，是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一萬年文明史的重要實證，是中華文明萬年奠基的基石。

下湯遺址的發掘還在繼續中，對于考古人來說，發現或許才剛剛開始。

2022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浙江、湖南、江西三省聯合申報了“考古中國——長江中下游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研究”課題。浙江省主要以上山文化為工作重心。

這個課題的設置，就是為了探索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形成過程及其內容、特征等，從而理解整個稻作文化區史前文明的特質和發展道路。

2023年納入這個課題的下湯遺址，它的唯一性、豐富性和特殊性，是實現這一學術目標的重要支撐。仲召兵說，按照計劃，接下來還將持續5年左右的系統發掘。

還是那句老話，考古發現得越多，問題也就越多。

仲召兵說，未來的目標，還是要圍繞著剛才提到的社會結構，把結構進一步做清楚，包括各個土臺之間的演變關系。“我們現在發現的土臺都是在東邊和北邊，南邊是什么樣的情況？中心臺地和外圍臺地的隔離，我們勘探發現可能是河道把它隔開來的，這些都要驗證，讓結構更清楚。

第二，就是繼續加強多學科研究。

仲召兵詳細列出了從生業、手工業、環境、生物等大門類的研究，里面還有各個小方向，動物、植物、水稻田、石器工藝、石器微痕、景觀與資源、體質人類學及DNA……換句話說，人們吃什么，用什么，陶器怎么做，石器怎么做，環境怎么樣……我們可以復原更多下湯人的生活細節。

PPT截圖比如陶器，通過拉曼光譜儀和傅里葉紅外光譜儀的分析，原來下湯人的審美是這樣來的——紅色陶衣和紅彩皆以赤鐵礦為顯色物相，且陶衣、繪彩、胎體三者燒成溫度是一致的，因此，下湯人的彩陶應是先上彩后一次燒成。

團隊希望不斷放大、放大村子的特寫鏡頭，看得更清晰。

“1984～2024，40年不惑，只爭朝夕；2015～2025，10年一村，流連萬年。”去北京十大匯報前，仲召兵發了一條朋友圈，小小感嘆。下湯遺址發現于1984年，到去年是40周年。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勘探，仲召兵也在村子里呆了10年。

“10年，我個人的感覺，村落越來越清楚了，也越有越來越有意思了。不像一開始，只是一個數字，比如挖了200平方米；只是一個點，發現了這個、那個。直到去年，開始發掘東邊，發現了那么多土臺，排列又那么規整，一下子和北邊連了起來，村落的格局和景觀馬上立體化了，這是野外考古工作的轉折點，現在眼前慢慢有了整個村落的圖景，就想把聚落形態和一些現象搞清楚，這些事，吸引著我往下做。”

“考古工作遠離城市，但這也是我們非常喜歡的一種工作方式，也成為了生活方式。而我現在就在一個9000多年前的遠古村落工作，這種歷史感會更強烈。”

考古人眼睛一霎，就是一萬年前的事兒。那時，靈江上游的盆地中央，他和下湯人用磨盤加工水稻、橡子、薏苡，過著田園生活，或許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這是很美好的。”仲召兵說。

（圖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