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政法法學連線

作者 | 要昕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碩士

引言

2024年8月，民政部征求意見稿取消婚姻登記需要戶口簿規定。

2024年12月，《婚姻登記條例》第一次修訂，保留結婚登記需要戶口簿規定。

2025年4月，《婚姻登記條例》第二次修訂，正式取消結婚登記需要戶口簿規定。

在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法律的修訂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直線上升，而是伴隨著社會觀念的碰撞、利益沖突的調整以及治理技術的革新而呈現的螺旋式上升。

《婚姻登記條例》中關于“婚姻登記中戶口簿存廢問題”的反復修訂，正是這一現象的生動體現。這場看似簡單的“戶口簿存廢”之爭，實質上承載著諸多矛盾的平衡，體現了我國漸進式改革的政法智慧。

兩次修訂為何規定不同？

2024年8月，民政部在《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中首次提出取消戶口簿這一規定，引發了社會廣泛爭議。支持者認為，這一改革有助于破除戶籍限制，保障婚姻自由，尤其便利流動人口；而反對者則認為，取消戶口簿可能增加重婚、騙婚風險，削弱家庭對婚姻的監督與保護作用。面對分歧，立法者并未強行推進，而是在2024年12月的第一次修訂中暫時保留婚姻登記需要戶口簿的規定，給予了社會與公眾一定的適應期。

2025年4月6日，在跨省通辦試點成熟、全國婚姻登記信息聯網完善的基礎上，國務院通過第804號令，正式取消了公民婚姻登記需要戶口簿的要求。這一“兩步走”的立法節奏，充分彰顯了我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

可見，《婚姻登記條例》關于戶口簿規定的反復調整，絕非立法者的“搖擺不定”，而是在復雜社會條件下尋求最優解的必然過程。縱觀全球法律制度變遷，任何涉及身份制度、家庭倫理的變革都難以一蹴而就，中國的立法者通過“征求意見—局部試點—分步實施”的策略，既避免了激進改革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又確保了確保了制度變革符合法治現代化方向。

圖1：2024年8月15日《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

圖2：《婚姻登記條例》（2024修訂）

圖3.《婚姻登記條例》（2025修訂）

婚姻登記取消戶口簿是否會帶來重婚、騙婚等亂象？

針對民眾及基層提出的關于婚姻登記取消戶口簿可能帶來的重婚等亂象的風險焦慮，筆者認為其實質恰恰反映了傳統管理思維對技術賦能的不適應與難理解，暴露了我國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短板。戶口簿作為計劃經濟時代戶籍管理的重要載體，其存續反映了行政權力對家庭的深度介入。1950年《婚姻法》制定時，我國戶籍制度尚不健全，戶口簿作為公民身份核驗的工具確有其必要性。

然而，隨著身份證制度的普及和數字政府建設的推進，戶口簿的行政功能已逐漸被削弱。2021年起，民政部在21個省份開展婚姻登記“跨省通辦”試點，至2025年2月累計辦理49.2萬對，驗證了全國數據共享的可行性。與此同時，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統實現全國聯網，婚姻登記機關可通過政務平臺實時核驗身份，紙質戶口簿審查的實質意義逐漸被消減。更重要的是，通過部門間信息共享，可以實現全國范圍內的人口信息核驗，能夠有效防止重婚、騙婚等現象發生。浙江、廣東等地的試點經驗表明，取消戶口簿要求后登記效率提升60%，未出現身份冒用案例。可見，這一技術改革不僅減緩了基層行政壓力，還降低了公民尤其是流動人員的結婚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訂并未完全否定戶籍制度的功能，而是通過數據共享實現“網絡管理”。例如，民政部門仍可通過公安戶籍系統核實公民信息，只是公民無需主動提供紙質戶口簿。這種“后臺互聯、前臺簡化”的模式，既維護了行政管理效能，又大幅提升了便民水平，堪稱治理現代化的典范。

修訂背后的法理支撐與價值沖突

中國傳統婚姻歷來是“合二姓之好”的家族行為，我國戶口簿在制度層面延續了這一邏輯——它不僅是身份證明，更是家長對子女婚姻的“同意書”。例如實踐中曾出現河南某村出現老人集體上訪，要求恢復戶口簿審核權，稱“子女結婚不告知是挖祖墳”，其訴求本質上就是對“家庭主權”的捍衛。

然而，隨著城市化與人口流動加速，年輕一代的婚姻逐漸脫離地緣與血緣束縛。2024年民政部數據顯示，全國跨省婚姻占比已達34%，許多年輕人甚至無需告知父母即可完成登記。這種代際權力關系的重構，使得宗族權威的儀式性約束（如“告知父母”“祭祖成婚”）被法律直接繞開，從而引發部分群體的激烈反抗。

然而，2023年全國婚姻登記數據顯示，因戶口簿問題導致登記受阻的案例達3.2萬起，其中涉及家庭暴力、包辦婚姻等情形占比高達41%。可見傳統戶籍制度將婚姻登記視為家庭事務，隱含“家長同意”的倫理預設，這種設計在維護家庭秩序的同時，客觀上形成了對個體婚姻自由的限制。

一方面是傳統家庭，另一方面是個人自由，要化解二者的沖突，就需要在制度變革的同時構建良好的對話機制，筆者認為可以嘗試在基層通過宣講、普法等一系列柔措施引導民眾理性看待婚姻登記相關的政策變動，爭取在維護家庭功能的同時更好的保護現代個體的利益。

結語

這場關于“戶口簿存續與否”的改革表面上是證件要求的簡化，實質上卻是國家、社會與個人關系的重新定義。當戶口簿這一紙證明最終退出婚姻登記的舞臺，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項行政手續的消亡，更是一種治理哲學的轉向——從“以證管人”到“以信立人”，從“家庭監護”到“個體自主”。技術的進步消解了傳統管控的必要性，卻也帶來了新的追問：在數據互聯的時代，婚姻自由是否只是從“看得見的枷鎖”轉向了“看不見的桎梏”？或許，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擺脫何種約束，而在于社會能否在變革中保持對人本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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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金夢洋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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