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對人提及，他朋友中有一個“古怪人”，一有了就吃酒用光，沒錢了就跑去當和尚。

這位讓魯迅先生都覺得“古怪”的朋友，就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卻又充滿謎團的人物——蘇曼殊。

蘇曼殊有多“古怪”，可以用一段話總結其一生：一生三次剃度出家，卻又三次舍戒還俗；極好女色，身邊圍繞著不少名妓，留下許多風流傳說，卻從未與任何女子有過肌膚之親；才華橫溢得令人嫉妒，能詩善畫，是公認的文學家、藝術家，并且精通五種外語，堪稱語言天才；朋友圈里名人眾多，如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陳獨秀、宋教仁、秋瑾、陶成章、魯迅、周作人、章士釗、廖仲愷、柳亞子、劉師培、郁達夫等等；生活不能自理，一生嗜吃如命，尤其是甜食，最終年僅34歲就因暴飲暴食而英年早逝。

要理解蘇曼殊為何會活成這般“古怪”的模樣，恐怕得從他那不同尋常的身世說起。因為很多時候，一個人的根，往往決定了他一生漂泊的方向和內心的底色。

蘇曼殊是一個中日混血兒，他的父親蘇杰生，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一名在當時頗為成功的絲綢茶商，常年往返于中日之間做生意。而他的母親，則是一位名叫河合若子的日本女子，是當時蘇家的女仆。

蘇曼殊出生后不久，河合若子便將其托付給姐姐河合仙撫養，從此再沒跟兒子見過面。

由于母親身份卑微而且還是一名日本女子，因此蘇曼殊并不被蘇氏家族所接納。

蘇曼殊五歲那年，由于蘇家缺少男丁，這才將其帶回了廣東老家撫養。

蘇杰生有位小妾陳氏，對并非己出的蘇曼殊，態度相當刻薄。有一次，蘇曼殊生病，陳氏不僅不叫大夫幫他治病，甚至直接將他丟在柴房里，任其自生自滅。好在，最后蘇曼殊自己挺了過來。

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大家庭里，蘇曼殊的混血身份和“私生子”的陰影，讓他從小就受盡了白眼和歧視。他被視為“異類”，甚至被叫作“東洋仔”或“怪物”。缺少父母的疼愛，寄人籬下，還要時刻承受著來自周遭環境的冷漠和欺凌，這對于一個孩子的童年來說，無疑是巨大的心理創傷。

這樣的童年經歷，不難理解為何蘇曼殊的性格中，會充滿了那么多的矛盾和極端。當現實的壓力或情感的困擾襲來時，他便會本能地選擇逃避，遁入空門，尋求暫時的清凈和解脫，仿佛只有在遠離塵囂的寺廟里，他那顆漂泊無依的心，才能找到片刻的安寧。

十二歲那年，蘇曼殊跟著一位名叫贊初的禪師，在廣東慧龍寺落發出家，正式剃度為僧。這是蘇曼殊第一次出家。

清修的日子枯燥而漫長，對于一個正在長身體、又天性里帶著點不安分的孩子來說，最大的折磨莫過于口腹之欲。

有一次，蘇曼殊實在饞得受不了，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捉到了一只寺廟附近或者干脆就是寺里養的鴿子，做成烤乳鴿。這自然是瞞不過寺里的僧眾。結果可想而知，這位剛剛皈依佛門沒多久的小和尚蘇曼殊，因為這次嚴重的“破戒”行為，被毫不留情地逐出了山門。

被逐出佛門后，蘇曼殊的人生軌跡轉向了另一條道路。十三歲那年，他來到了的上海，投奔了他的姑母。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位重要的“貴人”——他的表兄林紫垣。林紫垣或許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靈氣，或許是出于親戚的情分，決定資助這個身世可憐卻又顯露出不凡聰慧的表弟去日本留學。

東渡日本，對蘇曼殊而言，意義非凡。那里不僅是他母親的故國，更是一個充滿了新思潮、新知識的廣闊天地。他先后進入橫濱華僑創辦的大同學校學習了四年，之后又在東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進修一年，還在軍事化的成城學校待了幾個月。

然而，留學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光鮮亮麗。整整六年的留學歲月，蘇曼殊過得異常清貧。據當時的同學回憶，他住的是條件最差的宿舍，每個月僅有區區十塊錢的生活費。為了省錢，他晚上幾乎從不點燈；每天吃的，也大多是別人挑剩下的殘羹冷炙，甚至米飯里還常常摻雜著沙石或石灰。

但困頓的生活，并未能扼殺蘇曼殊身上那蓬勃生長的才華。在日本的學校里，尤其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他簡直如魚得水，展現出驚人的語言天賦，不僅鞏固了中文基礎，更熟練掌握了日文、英文，為日后學習法文、梵文打下了基礎。

更令人矚目的是蘇曼殊在繪畫和詩歌上的造詣。他的審美趣味似乎天生就帶著一種早熟的憂郁和高遠。他不畫艷俗的牡丹，不畫熱鬧的市井，偏愛描繪那些孤寂、清冷的意象：陡峭山崖上的一株孤松，在風中傲然挺立；彎月之下，幾排殘破的垂柳，在水邊曳動著落寞的身影；或是夕陽映照下，一座荒涼的古城墻，訴說著歲月的滄桑。他筆下的景物，都染上了一層淡淡的疏離感和詩意的哀愁，與他本人的氣質暗相契合。

蘇曼殊的畫作，一經展露，便引起了周圍同學和老師們的驚嘆。連后來成為一代國畫宗師的黃賓虹，都曾對蘇曼殊的畫給予極高的評價：“曼殊一生，只留下了幾十幅畫，但就那幾十幅畫，其分量也夠抵得過我一輩子的多少幅畫。”這足以證明，蘇曼殊在繪畫上的天賦和成就，絕非浪得虛名。

與此同時，蘇曼殊的文學才華也開始顯露。他寫詩，抒發內心的感懷與愁緒；他還開始嘗試寫小說。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本以他自身經歷為藍本的愛情小說——《斷鴻零雁記》。

《斷鴻零雁記》之所以能在當時引起巨大轟動，讓無數癡男怨女為之掬淚，甚至引發模仿主人公自殺的極端事件，不僅僅在于其文筆的清麗哀婉，更在于其故事內核——一段真實發生過的、令人心碎的初戀悲劇。

那是1899年，蘇曼殊東渡日本的第二年。彼時的他，雖然生活清苦，但少年才俊，風華正茂。他那憂郁的氣質、俊美的混血面容，以及不凡的談吐和才華，自然會吸引異性的目光。一位名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走進了他的生命。

關于菊子的具體身份，說法不一，可能是他的同學，也可能是他寄宿家庭的女兒。但可以確定的是，兩個年輕人之間產生了真摯而熱烈的情愫。他們情投意合，也許曾在櫻花樹下許下諾言，也許曾在月光下暢想未來，憧憬著能夠跨越國籍和世俗的阻礙，相伴終生。對于從小缺乏家庭溫暖、內心敏感孤獨的蘇曼殊而言，菊子的出現，就像一道溫暖的光，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這段跨國戀情，首先就遭到了蘇曼殊家族的強烈反對。可以想象，遠在廣東的蘇氏族人，在聽到這個消息后，會是怎樣的反應。他們本就對蘇曼殊這個“東洋女人”所生的孩子心存芥蒂，如今他竟又要娶一個日本女子，這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奇恥大辱，是敗壞門庭。家族的壓力，通過信件或者回國的親友，無情地傳遞給了遠在日本的蘇曼殊，也可能直接施加給了菊子及其家人。

面對家族的堅決反對和可預見的重重阻力，菊子心灰意冷。她或許對愛情的堅貞抱有幻想，卻低估了現實的殘酷。她看不到未來的希望，陷入了深深的絕望。最終，這位為情所困的少女，做出了一生中最決絕的選擇——投海自盡。

菊子的死，對蘇曼殊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初戀的美好憧憬，瞬間化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失去摯愛的巨大悲痛、對家族冷漠的怨恨，以及對自己無能為力的深深自責。

心如死灰的蘇曼殊，再也無法在日本待下去。他負氣離開了這個帶給他短暫甜蜜和無盡傷痛的傷心地，回到了國內。

悲痛欲絕的蘇曼殊，還能去哪里尋找慰藉呢？他又一次想到了佛門。這一次，他來到了廣州的蒲潤寺，再次剃度出家，做了一名門徒僧。同年秋天，也許是心情稍稍平復，也許是覺得學業未竟，他又返回了日本，繼續在大同學校學習。

時間來到1904年，蘇曼殊已是20歲的青年。或許是生活的困頓依舊，或許是內心的漂泊感難以排遣，蘇曼殊在廣東番禺縣園岡鄉雷峰寺，第三次剃發出家。

但這一次，蘇曼殊骨子里的“饞”，再次戰勝了佛門的清規。據說，他還是忍受不了素食的寡淡，也耐不住寺廟生活的寂寞。更令人咋舌的是，為了能更自由地“云游四方”（或者說，為了能更方便地溜出去吃喝玩樂），蘇曼殊竟然做出了一個更大膽的舉動：竊取了他已故師兄博經和尚的度牒。

度牒，是古代僧人身份的官方證明，相當于僧人的“身份證”。有了度牒，才算是名正言順的僧人，可以掛單、受供養、自由出入各地寺廟。蘇曼殊偷來度牒后，便堂而皇之地自稱“曼殊和尚”（曼殊，是梵語“文殊”的音譯，意為妙吉祥、妙德，他取此為號，也可見其對佛學的了解和某種程度的認同）。

從此，“蘇曼殊”這個名字，便與“和尚”的身份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雖然這個身份來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甚至可以說是“偷”來的，但這似乎并不妨礙蘇曼殊以此為招牌，開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一種半僧半俗、四海為家、浪跡文壇與風月場所的奇特生活。

很快，蘇曼殊的名氣就如同滾雪球般越來越大。他的經歷本身就足夠傳奇：留日歸來的學子，才華橫溢的詩人和畫家，精通多國語言，還頂著一個“和尚”的頭銜。在那個新舊交替、崇尚奇人逸事的年代，這樣的身份組合，本身就充滿了吸引力。加之他確實才思敏捷，能詩善畫，又結識了章太炎、陳獨秀、柳亞子、魯迅等一大批當時思想界、文化界的名流，彼此唱和、引薦，他的名聲自然不脛而走。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附庸風雅的商賈，或者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學生，都以能夠結識這位特立獨行的“曼殊和尚”為榮，覺得這是件有面子的事情。蘇曼殊似乎也樂于在這種眾星捧月的氛圍中，扮演著他獨特的角色。

蘇曼殊閑來無事便寫寫詩文，隨手贈人或發表在報刊上。他的詩，尤其是那些帶著感傷情調和佛禪意味的愛情詩，特別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比如他那首著名的《本事詩》中的兩句：“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據說這是寫給一位心儀女子的，詩中那種愛而不能、身不由己的悵惘與無奈，將他“情僧”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感動了無數讀者，廣為傳誦。詩名大了，人名自然也就更響亮了。

名氣大了，應酬自然也多了起來。蘇曼殊交游廣闊，三教九流都有接觸。而他最為人津津樂道，也最引人非議的行為之一，便是他常常穿著一身僧侶的袈裟，坦然出入煙花柳巷。

這在當時，簡直是驚世駭俗之舉。佛門弟子，本該六根清凈，遠離色欲。而蘇曼殊，卻反其道而行之，將青樓妓院當成了他社交、遣懷甚至獲取靈感的場所。

更奇特的是蘇曼殊逛青樓的方式。他并非像尋常嫖客那樣尋歡作樂，追求肉體上的滿足。每次到了青樓，他點上一桌好酒好菜（自然少不了他愛吃的甜點），然后便與那些平日里迎來送往、強顏歡笑的青樓女子們圍坐在一起，談論詩詞歌賦，點評書畫文章，或者干脆就鋪開紙張，為她們畫上一幅肖像或是幾筆山水花鳥。

蘇曼殊傾聽她們訴說身世的凄涼，生活的無奈，用他的才情和悲憫之心，為她們排遣內心的苦悶和傷感。酒足菜飽，談興盡了，他便會像一陣風一樣飄然離去，從不留宿，更不涉及風月。

這種“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的做派，在青樓這個迎來送往、交易明確的場所，顯得如此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了妓院里人們的議論和好奇。那些久經風塵的女子們，見慣了男人的虛情假意和赤裸欲望，遇到蘇曼殊這樣一位才華橫溢、舉止奇特卻又似乎真心尊重她們、與她們進行精神交流的“和尚”，難免會產生別樣的情愫。

久而久之，蘇曼殊在青樓中便有了許多“紅顏知己”甚至“情人”（當然，此“情人”更多是指精神層面或相互欣賞的關系）。他從不玩弄她們，反而給予她們某種程度的慰藉和尊重。他將這些身處社會底層的女子，視為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這些女子中，留下名姓的就有28人之多。她們的身影，也常常出現在蘇曼殊的詩歌和文章中，成為他筆下那些哀婉動人故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蘇曼殊還有女弟子。他對待這些女弟子，同樣是毫無顧忌，親密交談，指點文藝，但據信也從未逾越界限，發生實質性的男女關系。這種與女性交往時表現出的親昵與疏離并存，深情與禁欲同在的矛盾狀態，貫穿了他的一生，也構成了他“情僧”形象最為復雜難解的一面。

除了“情僧”的名號，蘇曼殊還有一個更為“接地氣”，也更顯其本性的綽號——“糖僧”。這個“糖”，可不是西天取經的“唐僧”的“唐”，而是甜甜蜜蜜的“糖果”的“糖”。這個雅號，精準地概括了他人生中另一大突出特點，甚至可以說是致命弱點——貪吃，尤其是對糖的極度嗜愛。他的貪吃程度，幾乎和他的才名一樣，在當時的文化圈里無人不曉。

關于蘇曼殊嗜糖、嗜吃的故事，簡直可以編成一本“奇葩段子集”。

據說，蘇曼殊一天之內能夠吃掉整整三十包糖。這在當時物資尚不算豐富的年代，簡直是駭人聽聞的食量。沒錢買糖的時候怎么辦？他竟然會到處去搜集別人丟棄的糖罐子、糖紙，積攢起來拿去換錢，然后再用換來的這點微薄收入去買糖吃。

更夸張的是，有一次，蘇曼殊實在饞糖饞得不行，口袋里又分文皆無，朋友那里也借不到錢了，他竟然做出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舉動——把自己嘴里鑲的一顆金牙給生生敲了下來，拿去當鋪換了錢，就為了買那一口心心念念的糖。

這件事情傳開后，蘇曼殊的朋友，著名報人章士釗，還特地寫了一首打油詩來調侃他：“齒豁曾教金作床（指金牙），只緣偏嗜膠牙糖。忽然糖盡囊羞澀，又脫金床付質房（當鋪）。”“糖僧”這個雅號，便由此而來，一時傳為笑談。

除了糖，蘇曼殊對其他美食也同樣來者不拒，并且食量驚人，常常吃到傷身也在所不惜。

有一次，好友柳亞子看他清苦，送了他二十塊芋頭餅。按理說，這夠他吃好幾天了。可蘇曼殊拿到手后，也許是覺得太美味了，也許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非要一口氣把二十塊餅全部塞進肚子里。結果可想而知，當晚肚子就脹得像個鼓，疼痛難忍，在床上翻來覆去呻吟了一整夜。

還有一次，不知道是和誰賭氣還是純粹想炫耀自己的“海量”，蘇曼殊竟然跟人打賭說自己能一口氣吃下六十個肉包子，吃到第五十個的時候，旁邊的朋友看著都覺得害怕了，勸他：“曼殊，算了吧，別吃了，對身體不好！”他卻梗著脖子，非要堅持吃完那剩下的十個，還為了朋友的好心勸阻，跟人家大吵了一架，覺得朋友瞧不起他。結果自然不必多說，又是肚子脹痛了好幾天，躺在床上有氣無力。

這種近乎自殘式的吃法，實在讓人費解。他似乎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食欲，或者說，根本就不想控制。

蘇曼殊的貪吃，甚至還體現在他寫信的習慣上。民國時期的文人雅士，寫信時喜歡在落款處注明寫作地點，比如“寫于滬上某寓”、“書于西湖某亭”之類，顯得風雅有格調。蘇曼殊也學著這個樣子，但他標注的“地點”卻與眾不同，充滿了濃濃的“吃貨”氣息。他會寫“寫于紅燒牛肉雞片黃魚之畔”，或者“寫于摩爾登糖三小時后”等等，讓人看了忍俊不禁，也再次印證了他對吃的執念。

蘇曼殊的貪吃嘴饞，成了朋友們取笑他的一個固定“梗”。有一次，蘇曼殊和一幫文人朋友在某人家中聚會。中途，他大概是覺得身上黏膩，就跑到浴室里去洗澡了。留在外面的朋友們一看機會來了，就故意互相大聲嚷嚷：“走走走，曼殊不在，咱們趕緊去館子里吃牛肉去，晚了就沒了！”還故意弄出開門、穿鞋、下樓的嘈雜聲音，仿佛真的要拋下他溜走。

這下可急壞了正在浴室里光溜溜洗澡的蘇曼殊。他一聽到“吃牛肉”三個字，哪里還顧得上別的？也顧不上穿衣服，甚至可能連身上的肥皂沫都沒沖干凈，就那么赤身裸體、渾身濕淋淋地猛地沖出浴室，一邊追一邊驚慌失措地大喊：“等等我，等等我，我也要去吃牛肉！”看到他這副狼狽又急切的樣子，等在門外的“損友”們再也忍不住了，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這些啼笑皆非的段子，生動地勾勒出蘇曼殊性格中天真、沖動、毫無自制力的一面。他對吃的熱愛，已經超越了生理需求，變成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強迫性的沖動。這背后，或許隱藏著深刻的心理原因——童年匱乏的補償，內心焦慮的轉移，又或者是對生命苦短、世事無常的一種極端化的“及時行樂”？

然而，蘇曼殊并非只有一個沉溺于風花雪月和口腹之欲的“廢柴”形象。在他看似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也涌動著一股真摯的愛國熱情和參與社會變革的理想。

作為一名早年留學日本、親身經歷了那個風起云涌年代的知識分子，蘇曼殊也曾深受革命思潮的影響。他與章太炎、陳獨秀等革命黨人交往密切，思想上傾向于反清。在辛亥革命前后，他積極地投身于革命宣傳工作，用他那支才氣縱橫的筆，撰寫了大量富有鼓動性的文章和詩歌，幾乎當時各種革命報刊上都能看到他的手筆。

尤其是在袁世凱復辟帝制、二次革命爆發之際，蘇曼殊更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革命黨人一邊，親自執筆發表了措辭激昂、文采飛揚的《討袁宣言》，號召國人起來反抗。這足以證明，在他的內心深處，并非沒有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他的“玩世”，或許也帶著對時局黑暗的一種失望和無奈。

除了參與革命，蘇曼殊在文化傳播，尤其是翻譯領域，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精通多國語言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發揮。據統計，他一生翻譯的名著多達三十余部，這對于一個生命短暫、又長期生活顛沛流離的人來說，是相當驚人的成就。這其中，不僅有拜倫、雪萊等西方浪漫主義詩歌，更有像雨果的《悲慘世界》這樣需要極大毅力和深厚功底才能完成的大部頭著作。他的譯筆流暢優美，既忠于原文，又富有文學色彩，對當時急需了解世界的中國讀者來說，是極其寶貴的精神食糧。

在文學創作方面，從1912年到他1918年病逝，這短短的六年時間里，他也筆耕不輟，完成了包括《斷鴻零雁記》在內的六部小說。這些作品雖然數量不算太多，但其獨特的自傳性、抒情性和感傷美，對中國近代小說的發展，特別是“鴛鴦蝴蝶派”等流行文學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可以說，蘇曼殊并非完全是一個“生活在別處”的避世者。他也曾嘗試用自己的才華和熱情，去擁抱時代，去影響社會，去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只是他性格中的矛盾和脆弱，以及那種難以抑制的自我毀滅傾向，最終阻礙了他走向更為主流、更為“成功”的人生道路。

長期無節制的暴飲暴食，尤其是對高糖、高脂、不易消化食物的偏愛，如同跗骨之蛆，一點點侵蝕著蘇曼殊本就不算強健的身體。他年輕時或許還能仗著底子好硬撐，但隨著年歲漸長（雖然也僅僅三十出頭），嚴重的胃病和腸道疾病已經找上了他，并且反復發作，一次比一次嚴重。

1918年，蘇曼殊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不得不住進了上海的廣慈醫院。醫生經過診斷，發現他的腸胃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境地，給他下達了最嚴厲的“最后通牒”：必須嚴格控制飲食，絕對禁止再吃糖類和油膩難消化的食物，否則性命堪憂。

住院期間，朋友們也輪流看護，苦口婆心地勸他遵醫囑。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于嗜吃如命的蘇曼殊來說，管住嘴巴，簡直比登天還難。即使在病重期間，他也常常管不住自己，偷偷讓來看望他的朋友帶吃的進來，或者趁著護士不注意，把藏起來的糖果點心塞進嘴里。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在蘇曼殊生命的最后幾天，病情稍有緩解能夠下床活動時，他竟然還偷偷溜出了醫院，跑到外面的大街上，像一個掙脫了束縛的孩子，進行了一場最后的“美食狂歡”——他大口吞咽著香甜軟糯的八寶飯，吃了好幾塊黏膩的年糕，買了熱乎乎的糖炒栗子，甚至還吃了冰涼刺激的冰淇淋……這些，幾乎全都是醫生嚴令禁止他碰的東西。

這場短暫的放縱，帶來的后果是致命的。當天夜里，蘇曼殊就因為腸胃不堪重負，劇烈絞痛，肚脹欲裂，痛苦不堪。這一次，幸運之神沒有再眷顧他。盡管醫生全力搶救，也無力回天。這位年僅34歲的曠世奇才，就這樣在極度的痛苦中，結束了他短暫而又充滿爭議的一生。

蘇曼殊的死因，直接看來，就是因為無法克制口腹之欲而導致的“自作自受”。消息傳出，很多人可能覺得這是一個荒誕的笑話，一個才子活活把自己“撐死”了。

然而，他的摯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卻對此有著不同尋常的、更深層次的解讀。陳獨秀曾說：“他（蘇曼殊）眼看著這個世界如此污濁不堪，內心厭世的情緒非常強烈。但他又找不到別的解脫之路，于是便用這種瘋狂吃喝的方式，來加速自己的死亡。在我們這些舊朋友當中，能像曼殊這樣保持著一份純真清白（指精神上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人，真是太難得了。”

在陳獨秀看來，蘇曼殊的暴飲暴食，并非簡單的貪吃，而是一種絕望的反抗，一種以自我毀滅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世界的厭棄和幻滅。這無疑為蘇曼殊的死，增添了一層更為悲愴和深刻的含義。

蘇曼殊去世后，人們在清理他的遺物時，在他的病床底下和枕頭下面，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糖紙和吃剩的糖炒栗子殼。

值得一提的是，在蘇曼殊彌留之際，這位一生在佛門與紅塵間掙扎徘徊的“僧人”，留下了他最后的遺言，只有短短八個字，卻充滿了禪意與解脫的意味：“一切有情，都無掛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