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rigitta van Rheinberg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全球發展總監

來源：普林斯頓讀書會

本文字數較多，但故事精彩耐讀！

商務君按：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簡稱“PUP”）工作37年，Brigitta van Rheinberg擔任過銷售、編輯和全球發展總監等多個職位，見證并推動了PUP從一家地方大學社發展為全球領先出版社的過程。如今，PUP已在三個大洲擁有三個辦公室，建立起超越歐美的、更為全球化的作者群體。而能參與“將思想傳播到世界各地，出版能跨越國界、搭建橋梁、促進合作的書籍”這項偉大的事業，對Brigitta van Rheinberg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初入出版世界

我經常被問到在PUP工作了多久。當我回答“37年”時，對方時而給出驚訝的反應。

但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并非真的一直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我于1988年2月以銷售總監助理的身份加入出版社，迫切地想要了解有關學術出版的一切。從那時候起至今，PUP已經經歷了許多次演變。

我認為，埃里克·羅曼（Eric Rohmann）之所以雇傭我，是因為他對我在德國赫德出版社（Herder Publishing House）為期三個月的實習經歷印象深刻，因為我通過了打字測試，也因為他毫不懷疑地認為我一定做事有條不紊且富有責任心（這符合一種刻板印象）。入職PUP幾個月前，我完成了歷史學研究生學業，剛從德國來到美國，因此這是我第一份“真正的職業”。我的老板當時并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會把自己在白天撰寫的“備忘錄”帶回家，讓我的美國丈夫查閱，以確保它們符合規范的“商務英語”。那時，我剛結婚，在美國的新生活正要展開。在工作上，計算機技術正要出現，但電子郵件這種交流形式還未在PUP出現（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我們有的只是打印出來的“備忘錄”和大量的電話溝通。粉色的留言條隨處可見，提醒大家錯過了哪些電話！

在最初的幾年內，我持續探索獨立書店，建立起了新的代理商賬戶（以便它們得到必需的折扣）；撰寫了出版社的第一封“作者信”（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舉措，信中向作者介紹出版社的推廣活動）；組織了“瑕疵書銷售”，即清庫存銷售，并將我們的書單出售給“目錄商”——即專門關注書單中特定部分的郵購業務。這些工作構成了今天“特殊銷售與基層營銷”（SSGRM）的早期雛形。

1994年10月，法蘭克福書展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展臺

正是在那時，我深刻認識到出版社驚人的館藏書目及其中的許多寶藏。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On War

，由Peter Paret翻譯，出版于1976年）銷售至全國各地的戰爭和海軍學院的經歷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譯者注：本書為有關戰爭理論的經典著作。彼得·帕雷翻譯并編輯的權威英文版使其成為軍事戰略和政治學領域的重要參考書 ）。如今，作為戰略館藏書目的一部分，我們正在籌備這本“常青”書目（即一本跨越多年持續擁有生命力的書）的修訂平裝版本，這讓我感到興奮。

也是在同一時期，我接觸到了具有標志性的Bollingen書單。其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是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最初于1949年出版的《千面英雄》（譯者注：該書英文名為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作者在書中探討了世界各地神話中的共同模式，并提出了著名的“英雄旅程”理論，對文學、電影和心理學影響深遠）。1988年，坎貝爾在一檔名為“神話的力量”（

The Power of Myth

）的六集系列節目中接受采訪后，這本書迅速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同一時期的兩個主要出版項目是“普林斯頓科學文庫”（

Princeton Science Library

，至今仍在持續）和“神話系列”（

Mythos series

，現已?？?，其主要是對Bollingen書目的重新包裝）。

這兩個項目均為我上司的智慧結晶。他與當時同為銷售部成員的平裝版和重印版編輯密切合作，為這兩個系列打造了極具吸引力的包裝，使其能夠進入零售市場。我們當時沒有合約經理，更沒有知識產權部門，因此我目睹了他如何處理各種棘手的版權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給一家英國出版社寫過一封冗長而詳細的信件，嘗試厘清Bollingen書單中各書目的所有權歸屬。那些年的經歷讓我獲益匪淺?；仡欉^去，毫無疑問的是，銷售部的工作為我之后在PUP的許多想法和項目奠定了基礎。其中之一是我們于2024年4月1日推出的《榮格作品批判版》（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C.G. Jung

）。

從銷售、編輯到全球發展總監

就像諺語常說的“貓有九命”，接下來的三十多年間，我擔任過出版社的各個職位，包括特殊銷售經理、版權與許可總監、歷史與古典學編輯、歷史與宗教編輯、集團出版人（即人文領域的編輯總監）、主編，以及過去七年內的全球發展總監兼副社長。我在編輯部門度過了職業生涯中最主要的階段（1994~2017），但我對自己在銷售和版權部門度過的“其他人生”充滿感激，因為這些經歷以各種方式拓寬了我的視野，并為我當下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那么，你可能會問，全球發展總監到底是做什么的？據我所知，這是大學出版社體系中相當獨特的職位?；卮疬@個問題，需要回顧PUP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

這個全球發展的概念來源，大抵可以追溯到90年代，當時我擔任版權總監，頻繁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在與來自歐洲頂尖出版社的編輯們交流的過程中，我很快注意到我們的書單中那些能“廣泛傳播”并成為熱門翻譯候選的書目。諸如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所著的

QED

以及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總能迅速吸引那些編輯的目光。 〔 譯者注：

QED: The Strange Theory of Light and Matter

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理查德·費曼的經典科普著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紹了量子電動力學（QED ）的基本原理；

Multiculturalism

為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代表作之一，探討了文化認同、承認政治以及自由主義社會對于多元文化挑戰的應對方式，深刻影響了當代關于多元主義與平等的思想討論 〕 。對于聚焦美國的政治學書目或論文集，他們則只是快速翻閱幾頁版權目錄。

1996年7月，Brigitta剛擔任歷史與古典學編輯

當我于1994年成為歷史與古典學編輯時，經常回想起自己此前的工作。在接手前任編輯的工作后，我很快有了兩個專注的領域：

1.我希望出版同時能為廣泛讀者接受并具有良好市場表現的頂尖學術書籍，即那類能在法蘭克福書展或書店環境中暢銷的書。

2.我想弄清楚，為什么我們出版的譯著如此之少，而我可以做出何種改變。

有一點應當解釋的是，當時PUP并沒有所謂的“暢銷”或“通俗興趣”書目，我們的大部分書單由學術專著構成。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我曾向一位來自某知名歐洲出版社的編輯詢問他對PUP書單的看法。他脫口而出的評價刺耳卻真實：“落滿塵埃但令人敬仰（dusty but venerable）?！?哎喲！

這必須有所改變。

當時，圖書館預算已被削減，我們的館藏書銷售開始明顯下滑，但我們銷量中很大一部分仍然依賴機構市場。獨立書店勢頭較猛，而亞馬遜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我們已然處于Barnes & Noble的“進攻”之下（1998年的電影

You’ve Got Mail

曾描述這段發展）（譯者注：Barnes & Noble為美國最大的連鎖書店零售商之一，以其大型實體書店、咖啡館式閱讀空間和廣泛的圖書、電子書及教育產品而聞名 ）。

此前，沒有任何一位編輯部的同仁曾進行過校園訪問。我大多數的編輯同事依賴教職員顧問，或等待學者造訪普林斯頓大學或高等研究院的機會。當時出版社社長Walter Lippincott已就職數年（1986~2005年在任）。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學術專著市場的萎縮和圖書館銷售的下滑，于是推動了兩項重大變革：一是出版所謂的“通俗學術書”（trade books），二是徹底重塑出版社內編輯的角色。他要求編輯們不再囿于辦公桌前，而是親自拜訪美國所有主要的大學校園，與盡可能多的學者交談，主動搜尋書稿，并基于自身對學術領域的深入理解來策劃出版項目。

奇跡般地，這個轉向完全符合我的期望。我也想要出版一種不同類別的書，而不是我們被外界所熟知的那些“落滿塵埃但令人敬仰”的專著。我記得那封頗令人生畏的公函，它指出，理想情況下，我們所有人每個月應當有一周（！）在路上。當時一些月份的情況也的確如此。于我而言，那是一場巨大的冒險——走遍全國各大高校，“面試”有潛力的準作者，深入了解自己所負責學術領域的發展生態。我應當補充的是，出差并非總是件容易事，尤其我還有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在家。但在當時的工作環境中，靈活工作制和對于家庭事務的關注并不存在，且被視為“個人問題”，甚至懷孕還被視作一種“身體殘疾”。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據我所知，我是PUP歷史上第一位懷孕生產的女性（1991年）。但這也標志著在PUP的工作生活的改變——如今的環境比過去好太多了！

慢慢地，出版社的出版方向開始轉變。那幾年令人振奮和陶醉，PUP也逐漸成為一個更具活力、更現代化的組織和出版團體。唉，但當我們宣布出版更多“通俗學術書”的目標時，得到的并不全是積極的反響。在部分學術界人士看來，這是一種對PUP學術使命的背叛。

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版社也開始打造如今構成我們核心風格的科普、自然史和經濟學書單。出版擁有廣泛讀者群的書目成為PUP使命的一部分，對此我感到非常興奮，也很幸運地，得以找到許多志同道合的作者。

構建全球學術出版社

那個時期最大膽的一步策略，或許是1999年PUP歐洲辦公室的成立。初始團隊僅有三人，直到許多年后我們才在英國有了一個編輯部門。2006年擔任主編時，我花費了大量時間思考如何讓這兩個辦公室更好地協作。如今，在慶祝PUP歐洲辦公室成立25周年之際，我感覺我們終于“站穩了腳跟”，而現在擁有25名員工的“PUP歐洲”已成長為我們多年前設想的歐洲主要學術出版社。

正是在社長Peter Dougherty的任期內（2005~2017）——也大致是我擔任主編的階段——我們首次清晰地闡明了PUP的愿景：成為出版各學科最優質、最具學術影響力書目的全球領先出版社。的確，我們出版了一些通俗學術書，但這并沒有偏離PUP作為學術出版社的使命，事實上，這些書正是我們學術使命的核心體現。

至此，我所處的位置使我終于能夠推動那些我曾在銷售和版權部門時幻想的針對編輯項目的變革，即出版不僅面向專業學者市場的書籍，而是觸及更廣泛學術讀者，甚至大眾讀者的作品。從一開始，我們就為兩個辦公室闡明了一種全球出版戰略，而不是像耶魯大學出版社那樣，將不同地區的辦公室視為擁有獨立出版方向的獨立機構。

我們將核心戰略定義為，獲取我們所有書目的全球英語出版權（包括所有全球的翻譯權），委托書目撰寫，并擁有一個“平衡的書單”（即由學術專著、學術通俗書、通俗書、教材和參考書共同構成）。為委托書目提出想法是一個成功的PUP編輯的重要標志，在科學和經濟學等傳統上并非以書籍出版為重的學科中，這一點尤為重要。

此外，基于對各個書單的透徹分析，我們還致力于提升PUP書單的全球適應性和全球銷量。

Jan Gross和Brigitta在紐約國家圖書獎頒獎典禮上

在這幾年間，我一直擔任PUP的歷史學學科編輯和出版人的職位，長達23年（1994~2017）。我所創建的歷史學書單體現了上文中描述的許多核心策略和變革。其中，我尤為感到自豪的是推動“大歷史”（big histories）類別書籍的出版，以及引進大量國際學者的譯著。

“大歷史”類別的典型代表包括喬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rickson）于2002年出版的《種族主義：簡史》（

Racism, A Short History

），以及埃里克·魏茨（c）于2007年出版的《魏瑪德國：承諾與悲劇》（

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

）。順便透露一下，我與魏茨在多年的職業合作后，于2011年結婚。而在成功的譯著出版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2015年出版的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爾（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轉型：十九世紀的全球史》（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這本書不僅成為PUP全球史書單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所有全球史研究者的必讀作品。

此外，我曾出版過一本對國家歷史的政治討論具有深遠影響的書——2000年出版的揚·格羅斯（Jan Gross）的《鄰居：耶德瓦布內屠殺事件》（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在2017年出版尤里·斯列茲金（Yuri Slezkine）的《政府大廈：俄羅斯革命傳奇》（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也成為我在PUP擔任歷史出版人的完美收官之作。

PUP在中國

在中國設立辦公室是PUP實現全球大學出版社愿景的重要一步。我很榮幸能從2015年起就與當時剛加入出版社的李靈茜（Lingxi Li）共事，并在2017年正式成立北京辦公室，即Christie Henry接任PUP總監的那一年。

我們于2022年慶祝了北京辦公室成立五周年，又在2024年6月的第三十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正式啟動了“普林斯頓-文研中國講壇系列”（Princeton Wenyan Lectures），這一切都令人無比振奮。

正如你所看到的，“全球發展”的故事像一根紅線，編織著我在PUP的時間。在三個大洲擁有三個辦公室僅是其中一個方面，盡管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擁有超越歐美的、更為全球化的作者群體，是全球大學出版社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視角來看亦是如此。

最近的兩個例子很好地呈現了“本土”作者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Rohit De 的

A People’s Constitution: The Everyday Life of Law in the Indian Republic

（《人民的憲法：印度共和國的日常法律生活》）和姜以琳的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學神：新一代中國精英如何備戰全球競爭》）。這兩本書在美國被視為學術專著，而在其各自的本土市場——印度和中國——則成了暢銷書。

我們全球出版戰略的另一關鍵部分，是深入了解國際出版伙伴的出版計劃，并與來自全球的志同道合的編輯保持聯系。在擔任版權總監期間，我最初是主動前往德國出版社，希望學習它們成功的秘訣，并與它們的編輯會面交談。如今，這種“市場訪問”已經成為我們版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版權團隊已訪問過日本、韓國、中國、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墨西哥、土耳其等多個國家的出版社。同時，我們也擁有了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員工群體。同事中的許多人擁有全球經歷，精通多種語言，為我們的團隊和出版工作帶來了全新的體驗。相關的例子在整個出版社中不勝枚舉，我們創造出的這些連接令人欣喜。

另一項旨在將我們的書單變得全球化的重要舉措是“普林斯頓全球講座”計劃（Princeton Global Lecture initiative）。作為第一站，2024年6月，我們在北京大學正式啟動了年度“普林斯頓-文研中國講壇系列”（Princeton Wenyan Lectures），隨后還與墨西哥學院（Colegio de México）和普林斯頓拉美研究項目（Princet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Program）合作，推出拉美講座（Latin American lectures）。此外，我們在美國與Planeta也有合作；通過PUP的全球出版人才項目（Global Publishing Fellowship program），我們在今年春天邀請了一位巴西編輯來到出版社，這為我們整個團隊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拉美研究項目都帶來了令人興奮的交流機會。

Christie Henry社長的領導給予了我們機會，使我們能夠推行持久而深遠的文化變革，并以此激勵學術出版業內外的同仁們。在許多方面，這些年成為我在PUP最具樂趣與創造力的階段，充滿了如此多美妙的跨部門合作、廣泛的對外聯絡，以及不勝枚舉的新項目和新創意。除了全球出版之外，一個充滿善意、包容精神和不懈支持的工作氛圍也定義著我們。

過去幾年間，我與新成立的知識產權部門（另一個由Christie支持的重大變革）合作推動了多個館藏書目（backlist）項目。在很多層面上，這讓我有一種回歸初心的感覺——這正呼應了很多年前我進入出版業的起點。

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我有幸與出版行業內最能鼓舞人心和最具熱情的專業人士共事，并結識了許多杰出的作者。將思想傳播到世界各地，出版那些能跨越國界、搭建橋梁、促進合作的書籍，對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本文轉載自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官方公眾號“普林斯頓讀書匯”（ID：PrincetonUP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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