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學發展歷程中，《史記》與《漢書》均為史書里的重要著作，但二者在多個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司馬遷寫的《史記》和班固作的《漢書》都為紀傳體，不過由于所處時代不一樣，作者的立場有差異，著述的宗旨也不同。

所以這兩部著作在人物傳記的寫作風格以及敘事手法上有著顯著的差別。

司馬遷創作《史記》時正是西漢由盛轉衰的節點，開邊政策導致民生凋敝，司馬遷此時又遭受著宮刑之辱。

這種個人命運與對時代共同體的交織，反而促使他在人物傳記中融入強烈的個人情感。

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項羽還是蘇武，都承載著司馬遷對英雄主義、命運悲劇的深刻思考。

班固撰寫《漢書》時東漢政權已穩固，作為官修史書，《漢書》的首要任務是為漢朝正名，主要的立場和司馬遷不同，更強調歷史的客觀性。

班固在其中就明確表示寫作目的是梳理歷史事實，同時宣傳儒家禮法。

以劉邦為例，班固就淡化了劉邦的市井氣息，強化其天命色彩，將其塑造為符合儒家理想的開國君主。

兩人之間的這種差異本質上就是私修史書與官修史書的不同，司馬遷追求“成一家之言”，班固則致力于“宣漢德，明國體”。

《史記》的敘事風格以“實錄”著稱，但司馬遷并不拘泥于刻板的史實記錄，而是擅長通過生動的細節描寫與場景還原，賦予人物鮮活的個性。

這種文學性的敘事手法，使《史記》兼具史書的嚴謹與文學的感染力。

《漢書》的敘事更嚴謹，比較注重史料的系統性與邏輯性，這是因為班固善于對史料進行整合。

例如班固就詳細記載了蘇武在匈奴十九年的經歷，卻略去了一些帶有傳奇色彩的情節。

這種差異在兩書對同一事件的記載中尤為明顯。

《史記·陳涉世家》以“茍富貴，無相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口語化表達展現陳勝的草莽氣息。

《漢書·陳勝傳》李則改用典雅的文言，強調其“首發難”的歷史意義，弱化個人情感描寫。

司馬遷的人物評價體系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他擅長“寓論斷于序事”，通過人物的言行與歷史結局隱含褒貶。

班固的人物評價則較為嚴謹，強調人物的道德品行與政治立場，相較于司馬遷的多元視角，班固的評價更符合東漢時期儒家正統思想的要求。

《漢書》是第一部斷代史，聚焦西漢這一朝代，在這部史書中，人物傳記更重視和王朝興衰的聯系。

班固對西漢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書中的人物傳記大多與政治事件、朝廷變革脫不開關系。

這就導致《漢書》的人物傳記相較于《史記》來說更具歷史縱深感。

除此之外，《史記》的人物傳記因其強烈的個性色彩與文學性，成為后世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

李白、辛棄疾的悲壯，都能在《史記》的英雄敘事中找到精神源頭。

而《漢書》的人物傳記則因其嚴謹的史料性與官方立場，成為后世官修史書的典范。

二者雖路徑不同，卻共同構建了中國史學文史互證的傳統，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精神遺產。

參考文獻：

《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敘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