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狀》中提到，光緒二年春，北京爆發了一場很嚴重的傳染病疫情。這場疫情當時叫“喉風”，也就是后來所說的白喉病。疫情造成死者眾多，出城辦喪事的靈柩多到堵塞城門的程度。

譚嗣同的父親當時在通州任坐糧廳監督。家庭成員包括一妻一妾，妻生的三個兒子，其中長子譚嗣貽已經結婚五年，次子譚嗣襄婚否不詳，三子譚嗣同還是十一歲的孩子，妾生的一兒一女。妻生的二女兒已經出嫁，夫家是祖籍廣西省灌陽縣的唐景崧，當時住在北京，是翰林院庶吉士。至于妻生的大女兒婚否不詳。估計譚家包括譚嗣同在內當時在通州的大約十幾人。

疫情主要是在北京城爆發的，首先是譚嗣同的二姐，就是唐景崧的妻子先傳染上白喉，病情危重，生命危在旦夕。消息傳到通州譚家，譚嗣同的母親徐五緣去北京探望女兒，不幸也被感染，回到通州后又傳給家中其他子女。然后病情發展很迅速，正月二十七日譚嗣同二姐譚嗣淑病死，四天后二月初一母親病死，次日初二大哥譚嗣貽病死。這就是譚嗣同后來說的“少更多難，五日三喪”。

譚嗣同這年十一歲，也感染了白喉，病情非常嚴重，昏迷三天蘇醒過來，僥幸得以保全性命。這段經歷仿佛死后復生一般，所以父親給譚嗣同取字叫復生。

譚嗣同在《附錄先仲兄行述》中提到同樣這件事說，五天之內，母親、大哥、二姐先后死去。二哥護送母親靈柩回湖南瀏陽縣，這年死在北京的親屬一共六人，都送回瀏陽安葬。

譚繼洵一家十幾人，五天之內死了三口，可見北京這場白喉病流行是比較嚴重的。根據譚嗣同的描述，“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城門出喪，或哽噎不時通”，可見雖然沒有死亡人數的具體記載，但是北京確實死了不少人。

不過在清朝正史中并沒有記載這場疫情。

《清史稿》中記載了無數瘟疫，內容都很簡略，多數這樣寫：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只有極個別的這樣寫：某年某月，某地大疫，死者無算；某年某月，某地大疫，死者不可計數。就是這樣簡略的寫法，里面都沒有提到光緒二年北京這次喉風病流行。

為什么正史不記載呢？

因為清朝幾乎年年有大疫，死亡都非常多。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疫情記錄得密密麻麻，往往是同一年份多地發生許多次局部大疫情。跟這些疫情相比，光緒二年北京這次疫情大概沒資格寫進正史。

可見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瘟疫流行多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