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我揣著蘇北老家土墻縫里摳出來的五塊八毛錢，踏上了北上的綠皮火車。望著車窗外飛速倒退的枯黃麥田，我裹緊補丁摞補丁的棉襖，指甲深深掐進掌心——這身褪色的土布衣裳，很快就要換成空軍藍了。那年我十八歲，餓得最狠時啃過榆樹皮，卻在三個月后，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用凍裂的雙手舉著鋼槍，成了東北空軍某部新兵連最能吃的兵。

新兵連的床鋪是東北大炕，躺下去像睡在冰窖里。南方來的小個子王二狗半夜哭醒，說腳趾頭凍得沒知覺了。班長抄起搪瓷缸子就往外沖，回來時缸沿結著冰碴子，把二狗的腳按進雪水里揉搓。我縮在被窩里數著墻上的霜花，突然想起離家前夜，娘把全家最后半碗玉米面烙成餅塞進我包袱。那天凌晨四點緊急集合，我褲腰帶上別著半塊沒吃完的餅，在齊膝深的雪地里跑了五公里。

炊事班長老趙頭總愛敲著鐵勺喊："管夠！管夠！"頭回見著白面饃饃堆成山，我眼珠子都要掉進籠屜里。新兵連結業那天，我創下的紀錄是八個饃頭配兩碗白菜燉粉條。班長拍著我鼓脹的肚皮笑罵："你小子是把前十八年的飯都補回來了！"其實他沒看見，每次吃完飯，我都偷偷往軍裝內兜塞半個饃——不是怕餓，是總夢見老家土灶前，三個妹妹眼巴巴望著鍋臺的眼神。

黑板報成了我的戰場。每周五晚飯后，我蹲在走廊盡頭，借著昏黃的燈泡描畫刊頭。有回畫"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標語，紅色粉筆用完了，我咬破手指硬是用血抹出個五角星。連長半夜查崗看見，第二天全連早操時，突然喊我的名字出列。我兩腿打顫以為要挨批，他卻摘下自己的鋼筆別在我胸兜："機關就要這樣的兵！"

下連分配那天，我被單獨叫到團部。政治處主任的茶杯冒著熱氣，他手指敲著桌面說："放映員是個技術活，但得先過警衛連這關。"我還沒反應過來，背包已經扔進了全團聞名的"魔鬼連隊"。這里站崗要紋絲不動三小時，雪落進領口化成水又凍成冰；五公里全副武裝跑，綁腿里灌進的雪渣能把小腿磨出血；半夜緊急集合，黑暗中打背包的速度決定能否吃上早飯。

最難忘那個零下四十三度的冬夜。我站彈藥庫第二班崗，呼出的白氣在眉毛上結出冰溜子。遠處突然閃過黑影，我拉槍栓的手凍得粘在鐵皮上。等看清是查崗的團長，血已經順著虎口滴在雪地上。團長沒說話，摘下自己的皮手套扔給我。那副帶著體溫的手套，后來在靶場幫我打出全連首個五十環。

那年開春，我帶著滿手凍瘡去電影組報到。老放映員傳給我個鐵皮箱，里面裝著膠卷倒片器，還有本邊角卷起的《放映機維修手冊》。但每周兩次的警衛連強化訓練照舊，有次背著三十斤放映設備跑障礙，我在矮墻前摔得滿嘴血，爬起來時看見機關樓頂飄揚的軍旗，突然就笑了——原來當兵這件事，早就像那八個白面饃頭，把骨子里的餓，釀成了血里的鐵。

二十二年軍旅，我從舉著鋼槍的哨兵變成握著放映機的文化教員，可最常入夢的，還是新兵連呵氣成冰的清晨。去年回老部隊，看見新兵抱著觸控屏學條例，食堂里自助餐擺著六種主食。我站在當年的黑板報位置，手指劃過墻面，突然摸到個凹凸的痕跡——那是1975年某個新兵，用凍僵的手指刻下的五角星，如今裹在嶄新的乳膠漆下，依然滾燙。

（經歷如有雷同，實屬巧合，請勿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