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魏晉南北朝，你會想到什么？亂世、風流、美男子、竹林七賢……

4月26日，鳳凰出版社舉辦“貞珉流徽——從考古探秘六朝的南京”講座，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六朝博物館館長胡阿祥，作家、學者薛冰，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程章燦、南京市博物總館研究館員邵磊帶領觀眾品讀墓志，解碼南京六朝文化基因。

以石為鏡，一方墓志足以解開“筆誤”之謎

貞珉，即石刻碑銘的美稱，墓志是其中的一種。墓志通常為磚石材質，隨葬墓中，其上敘譜系、記生卒、述行事，蘊含了重要的社會歷史信息。

作為《貞珉流徽——南京出土東晉南朝墓志》這本書的主編，邵磊對東晉南朝時期墓志及其研究做了一次系統梳理和總結。

邵磊介紹，東晉南朝歷史近300年，而這一時期的墓志存世數量尚不足百種，且其中多數出土于南京。

為什么東晉時期的墓葬大多形制簡陋？有人認為是為遷葬方便，邵磊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東晉皇族和貴族經歷永嘉之痛后，秉持勵精圖治、北伐中原的信念，倡導節儉，“這從東晉瓷器變得簡樸、帝陵采用單式規制、涂朱陶器取代漆器等方面也能體現。”

邵磊表示，墓志具有拾遺補闕的作用。例如20世紀80年代南京鐵心橋大定坊司家山出土的謝珫墓，謝珫與指揮淝水之戰的謝玄關系密切，但文獻中記載模糊，經考證發現謝珫就是《晉書》中記載的“謝玩”，因字形相近導致文獻記載有誤，體現了墓志對文獻研究的重要價值。

六朝精神，藏在南京人的口頭禪“多大事兒”里

在胡阿祥看來，六朝是一個特殊的時代，需先從時代背景切入——這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出軌期”，兼具“亂世”與“異象”雙重特質。

胡阿祥指出，相較秦漢的中央集權、隋唐的盛世繁華，六朝顯得格外陌生：政權更迭頻繁，政局動蕩，社會秩序與思想文化均偏離傳統軌道。但這種“陌生感”恰如旅行時遇見異域風光，蘊含著獨特的“差異之美”——它打破常規，催生多元，成為后人永遠追慕的精神坐標。

談及六朝的文化關鍵詞，胡阿祥強調“儒學佛道，文史陰陽，百家爭鳴，親近自然”是核心。他說，儒學雖不如兩漢鼎盛，卻是維系國家政教與士族命脈的根基；佛教在此完成初步中國化，道教實現官方化轉型；哲學思辨興盛，文學藝術迸發新貌——山水畫、山水詩、山水文學興起，文人喜于山林讀書，寺廟道觀隱于青山，形成“山水有情”的文化意象。

胡阿祥特別提到，六朝的精神風尚深刻融入南京的城市基因。他說，南京人口頭禪“多大事兒”，體現的是六朝傳承的豁達從容；城市氣質中的“風雅”“瀟灑”，源于名士“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的文化基因，也源于《儒林外史》中“到雨花臺看落日、游秦淮河”的閑情。

被低估的六朝，南京憑它成為“文學之都”

“蘇軾曾評價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八代’中六朝占六代，似乎在傳統文學史觀里，六朝文學常被視為漢唐文學高峰間的低谷。”程章燦表示，這種評價有失公允。他指出，“文起八代之衰”的前提，正是六朝文學奠定的基礎。

南京被視為“世界文學之都”，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六朝時期其在文學上對中國文學的重大貢獻。胡小石先生說：“合而觀之，南京在文學史上可謂‘詩國’”，這與南京“文學之都”的定位一脈相承。

從文化傳承看，六朝使原本以長江以北為中心的中國文化轉至南京，開啟了新的發展格局。他以南京山水為例：紫金山、雞鳴寺、棲霞山等在六朝之前于文化史上寂寂無名，正是六朝文人的活動與創作賦予它們深厚的文化內涵。

程章燦說，六朝文學絕非“衰世之音”，而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之地”——它打破地域局限，融合南北文明，在文學體裁、文學理論、文化空間等層面均具開創性，為唐宋文學的繁榮埋下伏筆。“重新審視六朝，便是重新發現中國文化多元演進的重要脈絡。”

從博物館到考古現場，南京六朝文化必打卡路線指南

為了讓大家更深入感受南京六朝文化，薛冰推薦了一條南京六朝文化必打卡步行路線。

從六朝博物館出發，東行至作為建康城東邊界的青溪。沿青溪北行至竺橋，大致是臺城也是早期建康城的東北角。由此轉向西行，珠江路南側的水道很可能是六朝的城北渠。珍珠橋下的珍珠河，因陳后主游河遇雨而得名。

繼續西行至進香河，就是東吳運河潮溝的遺存，也是建康城的西邊界，由此可以直接感受六朝時期水網環繞建康城的格局。沿進香河路南行，至洪武北路南端，大致就是建康城西門所在，也是潮溝和運瀆交匯處。

繼續南行到內橋，橋下的秦淮中支是建康城的南界，建康城南門宣陽門就在河北岸，內橋偏東的位置。再行至中華門內的秦淮河岸，鎮淮橋附近就是當年的朱雀航，后在南岸建朱雀門，也就是建康城的國門。秦淮河是建康城的外郭。南朝梁將國門南推到越城南，在長干古城考古中已經發現了新國門的位置，也可以確知建康城中軸線的方位。國門位于都城最南端，顯示都城的宏偉壯麗，也是防御前沿。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裴詩語 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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