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抵抗”——讓-伊夫·弗雷蒂涅這本安東尼奧·葛蘭西傳記的題目取得不能再好了，它出色地描繪了這個非凡的人物。

不理解和重建20世紀上半葉的政治史，就沒法理解和重建葛蘭西的生平。的確，從許多方面來看，葛蘭西悲劇的一生反映了自由主義政權在向民主社會轉變上的失敗。作為這一失敗的受害者，葛蘭西致力于想象在一個由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構成的系統中，自治能起什么作用，因此，他也就放棄了消除階級和統一社會經濟的目標。葛蘭西理解，在西方，在社會分化和多元主義已經落地生根的情況下，雅各賓派的革命時刻已經過去了。他的目標是找出在不完全否定自由主義秩序的歷史遺產，不完全否定先于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秩序的法律、政治文化的情況下，自由主義秩序還能承受什么根本上的改造。在葛蘭西的歷史主義進路（這一進路不必背負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決定論負擔）中，有足夠的空間來表達一個政治意志，也有足夠的空間來讓那個意志適應特定的語境。換言之，社會主義改造不可能是社會力量機械運作的結果，必須由黨和知識分子來設計它、把它理念化、想象它，這樣，社會力量才能成為能動的政治主體，對自身進行改造。葛蘭西從南意大利失敗的革命中學到的一個教訓是，把革命的理念強加于一個社會而不關注其歷史特性，可能破壞其真正變革的潛能。

葛蘭西

在1796年拿破侖發動第一次意大利戰爭期間，那不勒斯的雅各賓勢力對波旁國王發起反叛并于1799年1月宣布成立帕爾特諾普共和國，后者的名字源于古希臘殖民地帕耳忒諾珀，也就是那不勒斯城的前身。這個共和國國內沒有真正的選民，其存在完全依賴于法軍的力量；領導這個共和國的是一幫有文化的開明貴族，他們空談理論而理想主義，對自己國家的下層階級幾乎一無所知，而他們的事業的成功，又在根本上取決于后者的同意。在教會的攻擊（在俄國、英國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教會發動農民反對共和國）下，南意大利的“民主化”進程一敗涂地。文森佐·庫柯(Vincenzo Cucco)的《關于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歷史論文》(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99) 提供了一個關于那個短命共和國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的敘述并指出，它失敗的原因，恰恰在于其革命精英身上的那種雅各賓式的抽象。他們完全脫離了人民——在理論上正確，在實踐上錯誤。解放人民卻又不影響、塑造他們的意見意味著把地盤拱手讓給復辟的波旁王朝的反動意識形態，后者在政治上的嚴厲壓迫將在未來的數十年里阻礙南方的自由主義改革——2003年，美國在試圖對伊拉克輸出民主的時候也引發了同樣的后果。

在庫柯的“被動革命”理論的基礎上，葛蘭西認為，一個意志，若只是歷史力量的工具性載體，那它大抵是非政治的、抽象的，最終也是無效的。作為意大利人文主義（其主要參照點在文藝復興早期）的傳人，葛蘭西設想了一條政治上的通往社會改造之路，這條道路既不依賴主觀的意志，也不依賴客觀的社會科學。對他來說，就像對尼科洛·馬基雅維利來說一樣，政治行動是人為認識和行動，以及，最重要的是，為從行動的觀點來看的知識而創造出來的最精致的東西。在這個文化環境中，葛蘭西發展出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名學者和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心智。最主要的是，在這個文化環境中，飽受束縛之苦的他發展出一套抵抗束縛的最有效的策略。

那種永遠不能從必然性中解放出來的極端現實條件——監獄——是作為解放的藝術和科學的政治行動的范式。葛蘭西的一生本質上就是對這個范式的一種再現。的確，沒有哪個詞能比“監獄”更好地表達葛蘭西的個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連結了。他一生輾轉于各種監獄，監獄是他對后世影響最深的政治范疇——庶民性和霸權——的來源。

《生活就是抵抗》英文書封

葛蘭西是戰士，不只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早在法西斯主義當政前，他就已經在戰斗了。他一生都在為道德和政治的自主而戰，他很早就知道觀念是不完美的工具，人為擴展自己在冷漠環境（這個環境的運行邏輯不關心人對自由的追求，并且只可能間接地服務于人的目標）中自治的能力而設計、改進觀念。這是葛蘭西從他鐘愛的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和他最欣賞的哲學家馬基雅維利那里學來的一課。毫不夸張地說，葛蘭西一生輾轉于監獄，而追求自主，是他一生都在做的，對付和抵抗監獄的練習。

葛蘭西發現自己被關進的第一座監獄是他自己的身體，或者更廣泛地說，是他在故鄉撒丁島的日常生活這座監獄。后來的其他監獄則更直接地影響了他的意志和行動，這些監獄包括：他身為貧困大學生在都靈的經歷，他在法西斯主義牢獄里的生活，以及他和國內外共產主義運動的隔離。監獄的類比也和他被迫面對和主動選擇面對的挑戰相符，這種必然性與自主的混合，也是他的哲學和他對政治的構想的標志。葛蘭西本人把那些形形色色的監獄詮釋為考驗，它們鍛煉了他的意志，逼他用適當的（馬基雅維利會說“有效的”）方式調查事實。他接受了斯多葛派的準則：人應該在認識到自己能做什么的基礎上決定自己該做什么。遵循這一準則，他把自己所受的束縛，變成了解放的機會——對他來說，有效地或者說政治地思考，就是練習對不允許自由選擇、只提供固定選項的現實進行智力上的抵抗。就像我們從葛蘭西的著作和書信中得知的那樣，知道你能做什么，也就理解了你所處的社會條件或其他條件，這樣，你做的事情就必然是你必須做的事情了。早在讀到馬克思的作品前，葛蘭西就把他的監獄變成了斯賓諾莎哲學的代表，而我們也可以把它對社會變革的構想置入這個內在的框架。我們可以擴展葛蘭西的固定行動意志論，把馬基雅維利著名的fortuna和virtù的辯證也包括進去，后者也不知偶然和任意的自由為何物。

被葛蘭西奉為座右銘的名言“理性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使哲學成為一個有效的答案，它既能回答理想主義的唯意志論，又能回答令人不安的宿命論，這兩條思路（分別）指導著當時意大利的最高綱領派社會主義者和第二國際的實證派社會主義者。葛蘭西的個人的和政治的生活經驗類似于一個實踐哲學培訓學校。實踐哲學的目標，是通過在原本對人的欲望充耳不聞的環境中提出“正確的”問題、給自己“正確的”目標，來獲得能夠改變意志的活力和激情。這種在某種意義上說既激進又革命的規范現實主義影響了他的政治。

就像我們從《生活就是抵抗》中得知的那樣，葛蘭西生于邊緣的邊緣。在19世紀末，意大利是歐洲的邊緣。葛蘭西出生于撒丁島，而撒丁島本身又是意大利的邊緣，從地理、政治、文化和經濟上說都如此。撒丁島人大多是農民和牧民，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行政部門和采礦業工作。采礦業也許是撒丁島和歐陸工業系統最重要的關聯了。國家在島上最可見的存在，是一支由警察機器和官僚組成的強制性行政勢力。按等級劃分的權力關系和對警察的服從支配了所有社會關系，肯定也支配了農業勞動關系，后者數個世紀以來一直在結構上以地主對半奴隸的農民及其家人的支配為基礎。

葛蘭西是撒丁島吉拉爾扎區注冊部門的一個小職員弗朗西斯科·葛蘭西的第四個兒子，從小就過著貧苦困難的生活。葛蘭西幼年多病，很早就輟了學，身體的畸形也加重了他的痛苦。吉拉爾扎是最早束縛他的監獄之一：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回憶了他們村的階級結構，和他作為一個因為太窮上不起好學校的聰明孩子遭受的后果。這種屈服帶來的心理影響，經過幾代人的強化，變成了屈辱和宿命論，麻痹了個體的和集體的解放行動。

葛蘭西的第二座監獄是他的身體。他天生駝背，個子矮小得近乎于侏儒。小時候，為拉伸他的四肢，他的父母常把他吊到昏暗廚房的天花板上，每天吊上幾個小時。可最終，他還是那樣——在像監獄一樣使他做不了年輕人渴望、喜歡做的事情的身體中，束縛著一個聰明的頭腦和一個頑強的意志。終其一生，他都不得不監視和控制自己的身體、根據它來調整自己的意志而斗爭。但調整意志，不是要認命般地向身體屈服，而是為了統治身體。他的身體訓練了他，使他學會從自己的環境出發能問什么、不能問什么，以及，怎樣抵抗并非他創造的現實強加給他的頭腦和意志的必然性。必然性和自由的結合，就好比是他自我塑造的道德教科書的第一章。看似自然的階級屈服的宰制，生理缺陷的支配——葛蘭西在年輕時就有意識地發現了這些監獄的存在。必然性決定了、但沒有否定他的意志：這個斯賓諾莎式的感悟，是葛蘭西從他的早年學到的第一課。

不過，為葛蘭西的政治和社會思想提供起點的，是他在邊緣的生活：他給了那個邊緣一個名字，“南方”。南方——意大利南部，對葛蘭西來說，它變成了世界上所有“南方”的范式——不但意味著一種屈服和支配的條件，也意味著一種抵抗的經驗和一種對解放的渴望。南方不是由工業經濟、結構化的階級和一個被賦予了對自身解放潛能的意識的無產階級構成的。葛蘭西創造了“庶民性”這個術語。南部的意大利人和這個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把“庶民性”和服從轉化為解放的條件，但轉化的基礎，不是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在葛蘭西看來，南方對支配的屈服是雙重的：它受到的支配既來自于內部（地主和財主，以及家庭內部的父權關系）也來自于外部（北方或大多數工業和發達地區）。那個支配的心理結構本身就是維持支配的工具，因為它讓人們覺得、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純粹出于偶然——或者，在這個意義上說——是“命中注定的”和“自然的”。在那個心理結構的培訓下，庶民默認了自己受到的支配，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心智的自主，失去了自己的欲望和語言。在他們那里沒有反抗，只有為生存而做出的功能性的調整：在那種“自然的”社會生活的背景下，葛蘭西想理解通過政治可以喚醒和組織什么力量。認識那看似自然的條件的社會根源，是理解能帶來真正變革的政治手段的起點。葛蘭西在這些庶民性的條件中尋找一種有效的解放模式，他從大眾文化和語言開始找起。

反抗還不夠。南方人持續反抗卻從未得到解放，也就是說，他們一直沒有自治的能力。解放要求建構一套替代性的政治實踐和社會關系。葛蘭西相信，因為他們的庶民立場處在一種塑造其意志、剝奪其目標的社會秩序中，所以，南方人民必須從內部開啟解放進程——就像他本人在試圖把自己的心智從有缺陷的身體中解放出來時做的那樣。因為他的缺陷不是單靠意志就能改變的，所以，試圖拉伸他的四肢是沒用的。事實上，那樣的努力是自我挫敗的。“沒用的”反抗會引起一種無能感，并最終使人聽天由命地、沮喪地默認自己不想要的條件。類似地，南方的庶民想通過抵制和反抗來把他們的鎖鏈拉開也是沒用的；他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性質，通過理解他們的條件之所以一直沒有變化是因為他們自己在無意中促成了那些條件——因此，他們的條件不是自然的而完全是人為的或者說社會的——他們就能做到這點。葛蘭西認為，這個發現會帶來變革的可能性。而相反，他相信，對主人和警察的本能的、突發性的反抗只會以強化壓制而告終。

葛蘭西從邊緣（從任何邊緣）出發的任務是理解怎樣通過改變被迫屈服的人民的倫理和文化習慣來改變一個被迫屈服的社會。他認為，通過從內部理解支配的邏輯和策略，通過看到這點——自由和正義的原則與其說是從外部或自上而下地強加給被支配人民的，不如說可能來源于大眾文化——我們就能解決那種關于庶民性的頑固的宿命論。這是他從文森佐·庫柯對上文提到的1799年帕爾特諾普共和國的失敗的歷史分析中學到的一課。從外部強加只存在于理論中的原則，會引起反革命，給民眾反對那些原則、珍視傳統價值和反自由主義和共和自由的支配系統的理由。

在以大學生的身份搬到都靈后，葛蘭西開始思考這個支配和失敗的解放的邏輯。在20世紀初，都靈是意大利工業最發達的城市，是菲亞特、汽車工業之家。它吸引了來自其他許多城市和地區的工人。考慮到意大利地區傳統、歷史和方言顯著的文化多元性，我們可以說，都靈是一個移民的熔爐，在這樣一個地方，結社和統一的意圖只可能來自于政治。的確，都靈也是葛蘭西和政治相遇的地方。它是各種有組織協會、（右翼和左翼）政黨、文化圈、期刊、雜志之家，也是街頭示威、與警察或反對派政治團體的沖突頻發之地。都靈是一座動蕩而充滿活力的城市，是一場政治沖突和參與式民主的實驗。

葛蘭西搬到都靈，成為都靈大學文學和哲學系的一名學生。受意大利地區語言多樣性研究吸引，他想研究方言、民俗和大眾文化。今天，我們會把這些話題歸類到文化人類學這門學科之下，但對葛蘭西來說，它們代表了通往社會與政治改革之路。對自己的學生生活，葛蘭西不是特別滿意，那種生活孤獨并與城市社會生活失去了聯系。他覺得自己像移民，在邊緣的條件下生活，那種條件近乎于監獄，而他也通過政治的藝術，通過成為政治領袖來加以反抗。

他在都靈最小的廣場之一卡利納廣場上一棟樓的一個狹小的房間里生活。他在廣場上聚集汽車工業的工人，和他們展開坦誠而開放的對話，討論各種具體的政治和理論問題，如與工廠工作條件相關的自由權和工作場所的民主。葛蘭西的蘇格拉底式的方法意在從工人那里引出大學生一般從書本得來的想法和判斷。葛蘭西想建立一個由教師和領袖組成的工人貴族，其目標是領導工人同志親自理解自己屈服的理由和自身的解放潛能。他相信，建立工人貴族是通往解放之路：不是把真理強加于人民，而是領導人民在心中認識和把握真理。

今天，我們會把這稱作培養自主。葛蘭西把這個進程定義為“霸權”：把人民從支配中解放出來要求人民改變其解讀自身條件的方式，并因此而改變其價值系統。“霸權”這個詞源自希臘語；它現在通行的用法，出自于希羅多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敘述。希羅多德用這個術語來描述雅典人強加于其盟友——那些理論上是地位平等的伙伴的城邦國家——的支配關系。今天，這個詞主要用于國際關系，指強國及其勢力范圍內（雖然沒有被它占領或征服）的國家之間的關系。“霸主”是支配者的名稱，霸權則是這樣一種政治，它旨在不使用明確、直接的強迫實踐，通過共識和追隨使自己得到服從。霸權就是贏得臣民同意的支持，而此時，臣民也不再被動地受支配。就像我們在希羅多德以戲劇化的方式描寫的伯利克里的葬禮演說中讀到的那樣，雅典人想成為全希臘的學校，而非強加給他們的主人。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里，美國是西歐的霸主。在這段時間里，美國的領導地位不是通過單純地使用武力（雖然它的確推翻了一些不友好的政府），而是通過成為文化的“北極星”及其臣民的政治理念和心態的啟發者得來的。一個國家受美國影響意味著，它的人民聽美國的音樂，看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用屬于美國的大眾文化和語言的詞與術語（如今，還包括通信技術）。

葛蘭西的時代有霸權文化嗎？有：葛蘭西毫不懷疑，他的同胞也和其他歐洲人和美國人一樣，生活在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霸權之下，他認為，只要注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提到的語言和價值——他們讀什么，持什么意見，甚至是他們表達自己私人經驗中的情緒和情感的方式——就能覺察這點。

怎樣讓人像自己的主人一樣行動呢？這是霸權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因此也要求我們理解共識和合作的機制。成熟的自由主義社會依賴的，就是這種服從機制。我們可以調整此邏輯以適應一個不同的社會計劃嗎？這個社會計劃將給予這樣的價值：不是讓人民中的某個階級，而是讓整個共同體感到滿足。

葛蘭西用“霸權”這個詞來指通過政治文化、通過解放庶民的心智來獲得解放的計劃。為理解我們可以成就什么，我們需要真正地對自己，對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對我們必須對我們生活的世界做出反應意味著什么有所意識。根據葛蘭西，庶民需要給自己受規范理想啟發的、能夠實現的預期。他們不應該給自己不可企及的或純屬烏托邦的目標，但他們也不應該給自己統治階級及其無處不在的價值強加給他們的目標。

這就是從庶民性中得解放的艱難任務。它難，是因為人民需要給自己適當的目標，這樣他們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這些目標。對于認識我們能成為什么和能做什么來說，認識我們是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基于這種內在的哲學，葛蘭西的結論是，在西方，暴力革命或直接革命不合適，霸權將完成顛覆支配系統的革命任務。眾所周知，在群眾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寫作的葛蘭西區分了運動戰和陣地戰。因此，身為學生，他對理解人吸收意義、形成語言習慣、交流和互相影響的方式感興趣。葛蘭西認為，大眾文化、方言、風俗和民俗是倉庫，我們可以在里面找到處在社會中的人能做的事、他們用來理解他們做的事的意義和象征，以及他們和其他人聯系的方式。所以，解放——或者說它的反面，即支配和對屈服的認命般的接受——的潛能就在于大眾文化。

出于這個理由，葛蘭西強烈批評了“傳統知識分子”或那些號稱自己因知識和能力而在地位和文化上高人一等的聰明人。這些傳統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是一個特權群體，為社會上更高級的人群寫作；他們不關心文化能夠怎樣反映和改變世界，因為他們對改變人的心態不感興趣，實際上，他們對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思考、愛、祈禱和感受的方式一無所知。他們也不想知道。根據葛蘭西，“傳統知識分子”會妨礙或阻撓解放，因為他們想維護高低文化之分，不想創造一種廣泛的（國民性的）大眾文化。因此，葛蘭西面臨的挑戰是，重新統一知識分子和普通男女、高文化和大眾文化。他的霸權計劃就取決于這種合作的實現；這是一個意識形態事業。

葛蘭西的眾多獄中筆記

在18世紀，意大利哲學家詹巴蒂斯塔·維柯在其《新科學》中寫下的文字將對葛蘭西產生深刻的影響。葛蘭西引用維柯來解釋自己關于知識分子的真正作用的想法。維柯和葛蘭西提倡的那種知識分子相當于是一個新的梭倫。梭倫是古雅典民主革命的領袖，通過教導自己的公民同胞，讓他們知道自己和貴族地位平等，梭倫領導雅典人走向政治自由。就像維柯在《新科學》中寫到的那樣，梭倫是“平民的黨派領袖”。他想把雅典的政治系統從貴族制變成民主制，為做到這點，他首先必須把窮人從債務中解放出來。雅典的窮人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債主的奴隸。債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一代又一代地陷入奴役。詩人梭倫試圖給他們正確的詞來形容自己的解放：他是一種新的知識分子，或者，用維柯的話來說（葛蘭西在他早期的論文《社會主義與文化》中采用了這種說法），一個說普通人的語言而非深奧語言的“有俚俗智慧的圣人（saggezza volgare）”（俚俗源自拉丁語的vulgus，意為“普通人”）。

在普通人的語言中，智慧意味著高于俚俗。但梭倫的“俚俗智慧”能夠克服貴族的權力和他們高高在上的態度。為在政治中保持更大的權力，貴族想讓人們相信，貴族“出身神圣”或更高級，俗人、平民應該崇拜貴族，接受自己被支配的條件并默然服從。梭倫則提出異議，讓人們反思并意識到他們都有和貴族一樣的人性，并因此而應該在公民和政治權利上與貴族平等。葛蘭西的知識分子模型正是這種“有俚俗智慧的圣人”，他能和庶民對話，使他們理解到，他們不需要接受他們的生活狀況，不需要屈服。“霸權”的意思就是顛覆一個既存的社會政治系統，而不是單純的反抗。

這是最重要的。人們必須相信自己和他們認為高自己一等的人平等，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會給自己可以去為之而斗爭的目標。在這里，意識形態的作用顯得特別有力。梭倫的政治的結果是真正的革命，因為它不僅改變了統治者：向民主的轉型不但改變了被迫服從的階級，還改變了整個雅典社會。它不但改變了制度，更重要的是，它還改變了人們對于同一個群體內、同樣的性格和性質下的存在狀態的意識。而使不完美的、永遠需要維護的制度變得有意義、強大而持久的，正是這樣的意識或信念。相信意味著文化態度的變化，意識形態做的就是這個。

這就是為什么葛蘭西的霸權哲學始于邊緣。在葛蘭西那里，邊緣變成坩堝，熔煉出在永遠不會被所謂的高文化全面滲透的大眾文化中、通過這種大眾文化來實現的新形式的生活計劃和新形式的解放潛能。和葛蘭西的監獄（真實的和修辭意義上的）一樣，艱難、貧困和孤獨的生活，也可以成為獲得一種不依賴從外部強加的抽象模型的自由的機會。革命一般從先鋒，從少數人開始。不是因為這些人高人一等，而是因為他們也許更加頑強，或是因為他們處于更加深刻的絕望——理由是多方面的。人不會突然就全體獲得解放。解放的進程是漸進的、多樣的，是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表達的；解放沒有線性的軌道。葛蘭西會說，必須以能讓人們的觀念聯合、相遇、合作的方式把人組織起來。對他來說，這就是政治活動的意義，這就是創造由共享的意義和目的組成的意識形態網絡的意義。葛蘭西認為，組織至關重要，因為社會變革需要以有意識的意志和堅決的行動、以智識與文化的分析、以政治的策略活動為基礎。組織要求首先建立政黨：在葛蘭西心中，黨類似于馬基雅維利的君主——黨就像是“集體的君主”，其目標，是把制度和社會從那些像“外國的”代理一樣把自己的權力意志強加于人民的原則中解放出來。

不過，不應把組織和同質性混為一談。同質性這個概念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應該在思想和信念上保持一致。雖然使用了列寧的語言并且非常看好先鋒隊的領導和策略作用，雖然把霸權的社會構想為一個“總體”，但是，葛蘭西的目標不是同質性，他也不認為自治的終點必然是馴順的共同體或只有一個想法的百姓。他從未壓制過反抗的精神，從青年時代起，這種精神就一直陪伴著他。葛蘭西認為自發的反抗是福，這樣的反抗就像是可以點燃篝火的火花。他在兒時就感受到了反抗的本能，這個本能也把他從一種被動地默然接受不幸的生活中拯救出來。根據朱塞佩·費奧里的復述，葛蘭西曾問：“是什么阻止我變成一個古板的人？”他的回答是：“反抗的本能”。在撒丁島生活的時候，在都靈為工人組織而斗爭的時候，在獄中的時候，他的感覺都一樣。他一生輾轉于監獄，但他從不認命；他從未聽天由命地接受自己的條件，反叛的精神是拯救他的祝福。

1926年，在被送進監獄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將在那里度過余生。在那漫長的十年里，他在一間狹小的牢房里生活，每天，他都會逼自己做同樣的事情：葛蘭西給自己的生活強加了一個規律。每天早上，他會在同樣的時間起床，在同樣的時間喂來牢房找他的鳥。他試圖在同樣的時間吃飯，在同樣的時間閱讀。他為抵抗從外部強加給他的監獄而創造出他自己的監獄。他理解，通過這種日常的斗爭，他能夠避免接受自己的條件、向必然性屈服。這是一堂在極端的束縛條件下上的反抗課。

不過，對葛蘭西來說，自由權不止于反抗。反抗是閃光的信號，它表明那里有東西，但它不是解放故事的結局。的確，解放的進程沒有重點：解放始于人意識到自己在錯誤的地方、做錯誤的事情、被錯誤地對待的那一刻。在這個意識的幫助下，人認識到自己可以抵抗那些告訴自己這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必須適應的人強迫自己接受的不公平的要求。當被支配的人變成自己的義務的保衛者，支配也就取得了勝利。但在那所謂的監獄中，人也能靠自己，創造出自己的抵抗。就像葛蘭西在把自由描述為一種將經年累月地持續，特別是在艱難困苦中持續的條件，而非反抗閃光的那一刻的時候做的那樣。

博洛尼亞，2020年8月

*本文翻譯自Nadia Urbinati, “Foreword”, in Jean-Yves Frétigné, To Live Is to Resist: The Life of Antonio Gramsci, translated by Laura Marri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pp. ix-xxii. 作者持有原文版權，譯文得到作者許可。

娜迪亞·烏爾比納蒂，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政治思想和民主與反民主傳統，著有《我，人民：民粹主義是怎樣改變民主的》(Me The People: How Populism Transforms Democracy, 2019)、《面目全非的民主：意見、真理和人民》(Democracy Disfigured: Opinion, Truth and the People, 2014)、《代議制民主：原則與譜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rinciples and Genealogy, 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