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我國東北蓄意制造了“柳條湖”事件，中國軍民開始了長達15年的抗日斗爭。在這期間日軍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知曉。然而，在日軍對華作戰(zhàn)的另一戰(zhàn)場上，一支特殊部隊卻長期被中國人遺忘——“筆部隊”。

“柳條湖”事件事發(fā)地點

拿破侖曾說：一支鵝毛筆能抵三千毛瑟槍。日本人顯然是深諳此道的。這支表面上文質(zhì)彬彬的“筆部隊”與窮兇極惡的“槍部隊”互相配合，雙管齊下。“槍部隊”在戰(zhàn)場上源源不斷地殺人，“筆部隊”筆征四方，不停地煽動日本國民的戰(zhàn)爭狂熱，為侵略戰(zhàn)爭搖旗吶喊，為“槍部隊”喝彩打氣。

“筆部隊”部分成員

1938 年 8 月 20 日 晚，東京的許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藝家協(xié)會會長菊池寬的快遞明信片，上面寫著：“內(nèi)閣情報部和文藝家們有事相商，請于23日午后3時，前來首相官邸內(nèi)閣情報部開會。”

23 日，內(nèi)閣情報部，以菊池寬為首的 12 名作家前來赴會。會議上，陸軍省的松村中佐指著墻上掛的大地圖，講解完武漢攻堅戰(zhàn)的情況后，提出：先派 20 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國前線，近距離目睹侵華戰(zhàn)爭，然后創(chuàng)作一批他們需要的“戰(zhàn)爭文學”作品。當時在場的白井喬二在《筆部隊組成的經(jīng)緯》中寫道：“我們立即對從軍的提議產(chǎn)生了共鳴。與會的作家們幾乎全部抱著從軍的志向。”

8 月 26 日，內(nèi)閣情報部公布了派遣作家名單，共22名 ,包括瀧井孝作、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喬二、菊池寬等。此后，日本新聞媒體對這批作家大肆宣傳，稱其為遠征中國內(nèi)地的“筆部隊”。有些本來默默無聞的作家，一躍而成為知名人物。他們從軍部領(lǐng)到了高額的津貼、軍服、軍刀、手槍、皮裹腿等，儼然是出征的將軍。臨行前，軍部和媒體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之后，他們分“海軍班”和“陸軍班”兩路，乘飛機前往中國戰(zhàn)場。

那么，“筆部隊”作家當時的心態(tài)怎樣？他們在中國都干了些什么呢？“筆部隊”成員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從軍部隊》（1939年2月），寫出了“筆部隊”作家特有的心理狀態(tài)和出人預料的行徑：想到戰(zhàn)場建功立業(yè)，同時又意識到這是一種虛榮心；在漢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國，同時又擔心社會上非議。更有一個“老作家”挪用一筆巨款，把它借給同行弟子使用；一位詩人來到戰(zhàn)場，還在追逐女人與酒，等等。自此之后，無論是否到過中國前線，日本的絕大多數(shù)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寫了大量侵華的所謂“戰(zhàn)爭文學”。

軍部在勸誘作家從軍的時候，曾表示不對作家提出具體要求，只是讓他們?nèi)ブ袊熬€看看，“完全是無條件的”。然而，事實卻相反，他們一旦來到前線，就必須按軍部的要求去做。因為“筆部隊”成員在戰(zhàn)場上待的時間很有限，寫作內(nèi)容又受到限制，大多只是走馬觀花式地“觀戰(zhàn)”，所以他們的“從軍記”，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寫代替深刻的戰(zhàn)爭體驗，或是用淺薄的抒情、無聊的瑣事、道聽途說的故事連綴成篇，或故意夸張戰(zhàn)場體驗，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地為軍國主義做侵華戰(zhàn)爭的宣傳。

林芙美子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她是“筆部隊”中唯一的女作家。女作家親臨戰(zhàn)場，這使全軍官兵大為吃驚。林芙美子不僅對親眼目睹的侵華戰(zhàn)爭毫無反思，而且極力詩化和美化戰(zhàn)爭。在《戰(zhàn)線》中她寫道：“真想把武漢長滿棉花的大平原據(jù)為

日本所有！”——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淺薄和狂妄。

林芙美子

縱觀日本侵華文學史，最負盛名的作家莫過于火野葦平。作家兼士兵的雙重身份，使他理所當然地成為日本侵華文學創(chuàng)作的領(lǐng)軍人物。在日本軍部的運作下，他以《糞尿談》獲得 1937 年下半年的“芥川獎”。火野葦子的小說能大獲好評，得益于他塑造了一大批日本讀者期待的“完美”的日本士兵形象——忠、勇、義、烈。另一方面，不同于缺乏戰(zhàn)場經(jīng)驗的普通作家。他從戰(zhàn)場和生活的細處著手，滿足了日本民眾對日軍作戰(zhàn)及中國風物的好奇心理。

火野葦平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華戰(zhàn)場上日本士兵的頌歌。士兵們在戰(zhàn)場上時刻都有戰(zhàn)死的可能,但是,為了祖國,他們隨時準備著死:

我覺得“祖國”這個概念在我的心中越來越偉大清晰了。這當然不是今天忽然產(chǎn)生的感覺。但是,特別是在最近幾天里,耳聞目睹了士兵們無法形容的艱苦,與此同時,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灣登陸以來,直到現(xiàn)在的徐州會戰(zhàn),像以往一樣,很多士兵倒下了。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死。何時戰(zhàn)死無法預測。然而,在戰(zhàn)場上,我們從來沒有畏懼死亡……沒有一個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熱愛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寶貴的東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戰(zhàn)場上,不知為什么,這一切都容易舍棄掉。而且舍棄了也決不后悔……

不僅如此,火野葦平還極力在日軍對中國人的殘酷的屠殺中,體現(xiàn)出日本士兵的英勇來。在給自己的孩子的書信中,自豪地宣稱:“爸爸就要殺那些支 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爺爺給的日本刀,像巖見重太郎那樣。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當禮物好嗎？”

在他筆下,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沒有反抗。“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支 那人一看見日本兵,就會照例做出笑意來。”（《麥與士兵》）

“老人和孩子燒了開水來到我們面前。他們端給士兵說:喝吧喝吧。廟里有一個村長,拿著裝飾過的長煙袋悠悠地噴著煙霧。那是一個長相有點嚴厲的老頭兒。翻譯正跟他說話。村長微微轉(zhuǎn)過身來答話,引起了一陣快活的哄笑。他說:這一帶蔣介石沒有來過，李宗仁和另外幾個大人物倒是帶著軍隊來過。要問拿出茶水招待嗎？不，我們不光招待日本人，中國軍隊來了的話,我們也招待。又問：那要是兩方面的軍隊都一塊來了呢？笑而答曰：那就跑啊。真是個直率而又狡猾的老頭兒。”

在這里,火野葦平把中國人中的漢奸敗類,看成是整個中國人的代表,把漢奸賣國的言論,看成是不刊之論了。我們不禁要說：如果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中國人都是這樣的軟骨頭,那就會不戰(zhàn)而降;如果是這樣的話,火野葦平及日本的軍隊又是在同誰作戰(zhàn)呢？

在《花與士兵》中,火野葦平還寫到了日軍侵入中國民居,由于不了解情況所造成的窘狀：

老百姓家家閉門鎖戶。只能見到零零星星的骯臟的支 那人。來到石橋上一看,渾濁的河道上,有兩只糞尿船在通過。支 那人不時地從建在石崖上的房子里,把紅色的糞捅提出來,把黃色的糞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見紅漆的捅,就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因為我意識到這是登陸以來最叫人生氣的一種失敗。原來,我們登陸以后,在支 那每戶人家都看到了涂紅漆的漂亮的桶,我們就用它做飯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紋,很干凈的樣子,而且有的還放在架子上。做夢也沒有想到那是便器,支 那人稱為“馬桶”。我們知道后簡直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支“筆部隊”制作的侵華文學，在相當程度上為日本武力侵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形成了“槍桿子”和“筆桿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 ( 文學 ) 進攻雙管齊下的戰(zhàn)爭格局。“筆部隊”對侵華戰(zhàn)爭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這些作家被送上了文化戰(zhàn)犯的審判臺，重的以“文化戰(zhàn)犯”論處，分為 A 到 G 七級戰(zhàn)犯，最低的 G 級開除公職；沒有被判為“文化戰(zhàn)犯”的作家也難辭其咎，注定受到良心與道義的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