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丁欣雨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當查理·高登重新變回普通人，他的智商水平降到與故事里的其他人交鋒時，就像一個在下電梯，一個在上電梯，跟我們直播間粉絲多了三千，又掉了三千的感受一樣。”

屏幕內的董宇輝談論著科幻小說《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后稱《阿爾吉儂》），屏幕外的雷韻也在實時關注《阿爾吉儂》購買鏈接的存貨。雷韻是理想國外國文學館主編，從事翻譯文學出版工作多年來，這是第一次她們團隊的書被董宇輝挑中，成功入選“東方甄選”直播間。那天并不是董宇輝的個人場，后面還有其他主播在排隊，但董宇輝就著《阿爾吉儂》一口氣講了快30分鐘，小白板上的筆記密密麻麻，多到寫不下，甚至工作人員都上前來催他。當晚，《阿爾吉儂》在直播間收獲了至少4000冊銷量，雷韻的同事開玩笑說，董宇輝能把《阿爾吉儂》賣給原本是來直播間蹲粉條的人。

董宇輝在講解《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網絡截圖）

董宇輝結合自己的生命經驗，把《阿爾吉儂》掰開揉碎了來讀，雷韻好像有點理解他選擇講這本書的原因：“在智商巔峰時期，變成了天才的查理·高登意識到讓自己變聰明的手術其實有瑕疵，終有一天會恢復原樣。而與之類似，那種像大殺器一樣的巨大影響力，或許也不是任何人類個體能長久把握的。”

盡管只是雷韻的猜測，但將時間線拉回此刻，董宇輝的確在經歷流量“反噬”。2024年度人民文學獎不久前揭曉，董宇輝被授予“傳播貢獻獎”，理由是他“助力創刊75年的《人民文學》雜志積極融入現代傳播格局”。2024年，董宇輝曾兩次帶貨《人民文學》，在1月23日那場4小時的直播中創造了賣出8.26萬套，99.2萬冊，成交金額1785萬元的成績。雜志前任主編施戰軍表示，在直播結束后不到一天的時間，線上銷售額已經達到120萬冊，大約是雜志過去兩年銷量的總和。

這場銷售奇跡在關心文學的人群中幾乎無人不曉，然而董宇輝的獲獎卻引發了不少網絡爭議。有人聲稱給董宇輝頒獎是文學順應流量，是文壇的“墮落”；還有人說“傳播貢獻獎”的稱呼太過粉飾，不如直接叫“帶貨網紅獎”，言辭間充滿對董宇輝職業身份的不屑。但文學圈內部對此事的理解與觀察可能卻并非如此，界面文化就此事采訪了一些業內人士。試圖探討這樣一個話題——在這樣一個純文學書籍銷路日漸低迷的時代，到底是董宇輝需要文學獎，還是文學本身更需要董宇輝呢？

不夠有文化素養的人不配接近文學？

獲獎消息一經傳出，一些相關視頻切片迅速在網上流傳開來。視頻里的董宇輝不是說著流利的雙語口播，也并非金句頻出，而是時不時出現知識性錯誤，例如念錯成語“羽扇綸巾”的拼音、或是錯誤科普了居里夫人的相關常識。翻看視頻下方評論區，大多評價圍繞著“沒文化”的字眼展開。而被用這個詞語挖苦的，不只有董宇輝本人，還有他直播間里的粉絲觀眾。

不夠有文化素養的人配不配接近文學，事關人們怎樣看待文學。在雷韻看來，文學所謂的“萬神殿”并不存在，文學作品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就像莎士比亞的戲劇當年也是在倫敦劇場里給下里巴人看的，任何人也都有權利把自己閱讀作品的心得告訴別人。

英國倫敦環球劇院，最初由威廉·莎士比亞于1599年創立，觀眾只要花費一個便士就能站著看演出（圖源：視覺中國）

雷韻把文學比喻成一座有很多階梯的山，它的平等在于隨時隨地向任何人敞開。讀者可能并不掌握多少理論，或者理解什么敘事結構，但無論讀者站在山的哪個位置，只要閱讀能刷新他對于世界的感知，成為他繼續往上爬的起點，這樣的閱讀就是有效的。

雷韻回想到前段時間和其他同事的聊天，“我們小時候看的都是差不多的童話故事，比如奧斯卡·王爾德的童話《快樂王子》，看到王子一雙藍寶石眼睛最后也被奪走，即便當時只是幼兒園的小朋友，也會產生心痛的感覺。可能長到很大以后，我們才能理解王爾德寫這一段背后的深意，但故事帶來的獨特印象和感受是一直留在心里的。如果你是在文學的山腳看一下花花草草，你就沒有資格去接近這座山，我覺得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中信大方的文學主編劉瑋也認為批評董宇輝的一些網友把文學看得太重了，在中國，人們如果聽說某個人是作家，還是會帶有崇拜的眼光。她分析人們習慣神化文學與文人的原因在于兩點。其一，言說會傳遞一種權力感，作家在寫作時用文字來表達思想，讀者的閱讀也是一個嘗試理解和接受文本的過程。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應抓住閱讀的機會來培養個人獨立思考的技能，寬容地看待事情，而不是把所有要求寄托在某個作家或某部作品上。其二，劉瑋分析，中國認為讀書人尊貴的語境其實能一直追溯到古代，當時讀書與功名利祿掛鉤，盡管現在這樣的強關系被打破了，但尊崇文人的慣性依然保留下來。

王玲是世紀文景出版公司副總經理，工作20多年以來，主要關注書籍市場的銷售和運營動向。工作性質使然，她認為書籍同時擁有文化屬性和商業屬性。王玲指出，銷售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形式，如今是直播間帶貨，以前也有網站銷量排行榜、電視購物、百貨市場里的銷售員，人們受到感召繼而購買物品的情況是始終存在的。但到了網絡時代，銷售的又是文學類書籍，“閉眼入”的現象不知為何就會像此次事件一樣被放大，變得無法被接受。

《人民文學》雜志來到“與輝同行”直播間（網絡截圖）

“董宇輝的確在傳播方面有所貢獻，賣出的銷量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文學》沒有去看輕董宇輝的貢獻，也回應了文學中強調人性平等的一面，反而是件非常溫暖的事情，”劉瑋說道。至于銷售是否意味著文學真正實現了傳播，“我覺得閱讀始終是出于個人內在需要的自發舉動，董宇輝也沒辦法為所有讀者盡到‘最后一程’的責任。”

蝸牛是上海樂開書店的店主，她想起董宇輝在直播間賣出作家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破百萬冊以后，線下也出現了流量外溢的效應，因為有顧客特地來買這本書，并說是受了董宇輝的安利。“如果沒有人去推薦，很多人就不知道這些書的存在，那么產生閱讀興趣的可能性就會減少。”

雷韻家里的親戚也都看董宇輝直播，通過這個渠道接觸到一些日常視野之外的文學作品，已經是一樁令愛書人欣喜的結果了。當然，不少嚴肅的作品需要讀者有相應的閱讀準備，但所有這一切的起點是作品被看見。雷韻想到，“如果一本文學書在董宇輝的直播間賣出1萬本，束之高閣的情況不可能沒有，因為它很可能被大量不屬于目標讀者的人買回去。但其中有100個人在忙碌之余翻開了，并且有所收獲，我都覺得還挺成功的。”

頒獎事件的背后，文學正在面臨生存危機

《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曾在一次座談交流會上表示，“過去雜志社埋頭辦刊物，只做編稿、發稿的常規流程，通過郵局與讀者發生對話，而現在更需要與讀者直接建立聯系。”董宇輝所代表的新媒體直播間，正是文學“尋親”的一個當代平臺。頒獎事件的背后，文學正在面臨著生存危機，身處其中的人都共享和理解這份焦慮。

2024年度人民文學獎頒獎典禮舉行（網絡截圖）

自疫情時期開始，世紀文景的華語文學出版就因讀者流失放緩了步子。2023年，文景出了中國臺灣地區作家朱天心的新版書，分別是《獵人們》和《學飛的盟盟》，在全行業首印量已經腰斬的情況下，兩本書的第一批次到今天依舊沒有銷售完。而在理想國，雷韻也觀察到外國文學好像突然就賣不大動了。“我們在2022年出版了挪威作家埃麗卡·法特蘭的《中亞行紀》，今年換社另出了新版。考慮到原版相當暢銷，我們不愿打斷書的延續性，甚至封面設計都保持原來的樣子，但出版以后，原來的熱度卻沒有續上。好像讀者一下子散掉了。”

蝸牛也發現來到書店的顧客們在閱讀興趣方面有轉變，比較突出的傾向是關注社會話題的一系列書籍的受喜愛程度在提升，例如《全球真實故事集》和《世上為什么要有圖書館》去年就賣得很好。劉瑋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過一段時間，她觀察到，《世上為什么要有圖書館》所在的譯文紀實書系出現以前，社科史類的書籍整體銷量不如文學，但譯文紀實讓社科不再是純理論性的，而變成了一種能與身邊事情互相關照，兼具故事性、文學性的存在。

這樣的市場映證著人們閱讀需求的更新，也影響了出版營銷的工作思路。就在最近，中信即將出版一本外國小說，內容講的是一個老年女清潔工和她打掃的水族館里一只章魚建立友誼的故事。劉瑋和同事本來依照故事情節將書名直譯作《水族館里的先知》，但營銷編輯給他們劃了兩個重點，即要表現人與動物的溫馨關系和體現療愈情緒的導向，這樣才能更好打中讀者趣味，最后這本書的名字變成了《幸運有八只觸手》。

文學編輯在社交媒體平臺分享出版社工作日常（圖源：小紅書）

就像文學出版要努力靠近時代語境才容易被讀者看見，文學創作其實也早在社會整體轉向的浸染中脫離了大眾賦予的刻板定義。“一提到文學，一些讀者腦海里浮現的也許還是幾個世紀以前的鴻篇巨制、經典名著，處理諸如生死、戰爭這些宏大的事件，”劉瑋十多年前在做日本文學的時候，就發現文學有了輕質化傾向，不僅題材變小了、向內了，體量也變輕了。“那會兒日本年輕人寫的東西體現出，生活沒有奔頭了，更關注自己的生活。”

女性寫作越來越多地出現也是一大趨向，劉瑋稱，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改變她文學觀的書籍，“文藝評論家陳丹青說費蘭特讓他打開了新世界，因為在他過往的閱讀經驗里，文學作品從未有如此徹底地揭開女性的每個念頭。費蘭特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同時也開拓了文學的新疆界。”雷韻本周見過一個剛參加完倫敦書展的版權代理，她放眼望去版代推薦的國外新書，不管是來自南亞、拉美、非洲還是歐洲的文學作品，“確實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文學都在借女性主義視角洞察世界，不僅作為探討性別議題的工具，更是理解個體經驗、社會結構，甚至重新審視歷史文化事件的重要方式”。

樂開書店特別開辟一隅陳列女性主義相關書籍，也是較受讀者歡迎的閱讀角落（圖源：蝸牛）

在短視頻風靡的當下，承載文字的紙質書或許算得上是比較古老的媒介了。編輯們困惑于文學出版滑跌的原因，往往都會想到短視頻形態更抓眼，占據了人們的視線和時間。“無論你想從閱讀文學中獲得什么，愉悅的情緒價值也好、光怪陸離的敘事也罷，手機屏幕一樣能提供給你。”王玲感覺到，文學出版衰落的同時，伴隨著的是文學性在日常生活的擴散，這也意味著新媒介同樣帶來了從文學性朝文學書籍反向轉化的窗口。董宇輝正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從五常大米聊到宇宙熱寂，董宇輝在新媒體形成了獨有的個人ip，才有了他后來帶貨文學書的機會。

耕耘社交媒體，聯絡讀書博主、直播達人，是王玲常用的做法，而包括世紀文景，幾乎每家出版公司也在組建自己的直播團隊。但這樣的線上推廣渠道依舊面臨重重困難。雷韻上周參加一場出版社的發布會，會上有位小紅書的博主做分享時就開誠布公地說，其實她最初是做讀書博主起家的，但包括自己在內，身邊很多圖書博主朋友現在都轉行去干別的了。“推廣圖書的利潤，有時還不如去賣一點化妝品、小配飾什么的，所以現在不少博主是利用書籍來迅速吸引文藝類受眾，一旦有了一定的粉絲基礎，就去賣別的東西。”

另一方面，外部直播間要求的帶貨傭金往往也非常高，有時傭金抽成甚至會超過出版社簽約作者的版稅率。談到這里，雷韻感到有點無奈，“也許我把姿態放得比較低，但在出版行業的艱難時節，只要還有人在擁有大平臺以后，愿意拿自己的部分影響力來做推廣文學和閱讀有關的事情，我都覺得是值得鼓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