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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22日,國民黨軍統“三劍客”之一,原保密局西南區區長,徐遠舉被發現暈倒在戰犯管理處的監獄中。
徐遠舉
救護車很快把他送往醫院,不過醫生們也沒辦法與老天搶人。
他死相猙獰,雙眼突出,鼻孔流血,好似壓抑著自己的怒氣,依周總理的命令來確認死亡原因的工作人員看了一眼就說:
“這是怎么回事?必須好好查一查?!?br/>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來到被老百姓稱作“功德林”的北京戰犯管理處,保衛人員面面相覷,有人好奇問道:
“這徐遠舉到底是誰啊,死就死了,怎么還興師動眾的?!?br/>
徐遠舉,字希哲,曾用名徐鵬飛,國民黨少將軍銜,在國民黨干了整整十八年特務工作,殺害中共地下工作者超過三百人,視平頭百姓為無物,堪稱罪行累累。
他的名氣一度因60年代長篇小說《紅巖》的流行而大漲,《紅巖》講述了解放軍進軍西南時期國民黨當局瘋狂鎮壓共產黨,共產黨人英勇不屈卻被殘忍殺害的革命故事。
這篇小說由真人真事改編而來,其中“江姐”,“雙槍老太婆”等正面人物都有跡可循。
幾個罪大惡極的國民黨特務也是以真名和真實職務出現,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至今仍然收錄在中學語文推薦叢書中。
血手染紅巖——大特務頭子徐鵬飛
不過,最早的最早,徐遠舉只是湖北大冶一戶大地主家的孫兒,他的祖父是前清的進士,家族在朝中無人,眼看當不了大官,從商致富,到了他父親那一代,十里八鄉都知道這家田產無數。
圖片來源網絡
這個時代,商人有錢,卻要受官吏,軍閥的剝削,只要是一方父母,沒有不刮油水的,耳濡目染之下,徐遠舉從小就知道光有錢沒用,真正做官,做“人上人”才能一展雄風。
他很聰明,在課業上一貫優秀,私塾先生十分喜歡他,稱贊他“來日定能大鵬展翅”,此后他以“鵬飛”為別號,親朋好友中多有叫他“徐鵬飛”的。
他從黃埔軍校第七期畢業后,被分配到陳誠的隊伍中做中尉副連長,可他生性脾氣暴躁,與連長相處極其不愉快,更不耐煩搞拉幫結派那一套。
幾番爭斗之下,他丟盔棄甲,從部隊逃跑,干脆到武漢躲了起來,這時的徐遠舉才18歲,正是血氣方剛,打算開創一番事業的年紀,投軍不成,那就看看別的機會吧。
1932年,蔣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同時任命戴笠為特務處處長,戴笠通過復興社廣收成員,尤其是黃埔畢業的失業軍官。
經過多方打探,徐遠舉來到南京團警干部培訓班受訓,半年后正式成為軍統特務組織的成員,不過,軍統也好,軍隊也罷,都飽蘸了國民黨結黨營私,拜高踩低的風氣。
雖然徐遠舉成績優異,但并不是任何高層的嫡系,他常常把戴笠送給學員的金筆掛在胸前,來表達自己受到上級的關注,卻仍然會因為一點兒小過錯被以“不服從命令”的罪名監禁三個月。
可以想見,這種人人如履薄冰又充滿了等級特權的特務世界,會以多么快的速度腐蝕一個年輕人的靈魂。
從1934年到1945年,徐遠舉輾轉西藏,成都,上海,西安,完成從少校到少將的多級連跳,娶妻生子,春風得意。
對外,他行事狠辣,對抓捕的中共地下黨員毫不手軟,對付學潮得心應手,擅長搜集周遭情報。
對內,他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內斗不感興趣,自認為是“黃埔系”出身的老資格,除了蔣介石和戴笠他誰也不認,黨內頗有“忠義”之名。
非要說的話,他有點像《潛伏》里的李涯,自詡清高,錢可以不沾,色可以不要,反動卻是一等一的。
徐鵬飛殺害《挺進報》革命者始末
1946年7月后,徐遠舉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剛一落地,他就帶著重慶電訊科科長去找成都的地下黨電臺,又到中央軍校搜尋中共組織。
可惜每一次都是一無所獲,直到遣送中共代表團,查封《新華日報》才挽回一點顏面。
朱紹良
他的工作并不順利,上級也從賞識他的張群換作了巨貪朱紹良,他是蔣介石手下的一員悍將,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是蔣的參謀長。
此人外柔內剛,是個笑面虎,卻在上任不久后,對著徐鵬飛發了好大一通火!
原來是革命報紙《挺進報》直接發到了朱紹良家里,他命令徐鵬飛等人限期破案,不能讓他在老蔣面前丟臉。
《挺進報》是當時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紙,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報道解放戰爭的進度,介紹各地的群眾斗爭經驗。
徐遠舉后來在自述中寫這段經歷時仍然憤憤:
“國民黨軍統有些特務簡直就是糊涂蟲,對地下黨的情況一點兒也不知道,尤其是重慶站站長顏齊,徹底是個飯桶。”
國民黨特務
這群糊涂蟲折騰了大半年,被大量假情報欺騙,撲空了三次,才在1948年3月的一個晚上摸到了《挺進報》的發行據點。
他們利用的是埋在文城出版社的一個“紅旗特務”,這種特務裝成進步的青年或者群眾,專門跟中共地下黨成員接觸。
這個“紅旗特務”在重慶的《新華時報》上發了好幾篇擁護革命的文字,偽裝成了一個進步的失業青年,想要在文城出版社謀一個活路。
當時出版社里有個十七歲的編輯叫做陳柏林,年輕缺乏斗爭經驗,對進步青年有著同情和幫扶之心,就請他在出版社暫時住下,一來二去,這個紅旗特務暴露出自己的目的:
“你認識在重慶的地下黨嗎?我也想加入組織?!?br/>
巧合的是,陳柏林就是地下黨成員之一,在陳柏林請自己的領導與這個紅旗特務相見時,他們被埋伏已久的徐遠舉等人抓住了。
徐遠舉對地下黨員的嚴刑逼供有三種,一是酷刑,當時關押他們的中美合作所不只有封建王朝傳下來的老虎凳,水葫蘆,竹簽子等刑具,還有測謊儀,電鞭,光室等所謂“刑事科學設備”。
二是訛詐,先把身上的錢財,外存的物品都榨出來;三是誘降,利用他們的身體缺陷,家庭觀念,貪生心理,直至被俘人員丟盔卸甲,全無抵抗之力。
徐遠舉等人順藤摸瓜,一路抓到了化名楊清的許建業,和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的劉國定,接著劉國定叛變,幾乎整個重慶地下組織全部被抓。
包括許健業,劉國志,“江姐”江竹筠等總共約一百四十人,絕大部分都在“11·27”大屠殺中被殺害。
江姐
“半壁江山,西南紅人”轉眼變作階下囚
此事揭開以后,轟動了南京保密局和國防部,他們認為這是解放戰爭以來蔣管區大城市對于中共地下黨最大的破壞。
徐遠舉一時間成了大紅人,獲得大量獎金,被毛人鳳提拔為西南特區區長,還被額外頒發了一枚四級云麾獎章。
此時的徐遠舉,對蔣家王朝還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1949年,他在重慶策劃了一系列的大屠殺大破壞行為,殘害平民,破壞民生。
1949年11月末,蔣介石等人逃往臺灣,徐遠舉為了炸毀成都空軍機場物資特意殿后,沒想到在他的飛機落到昆明準備逃亡臺灣時,卻只看到了一臉灰敗的云南特務頭子沈醉。
沈醉
“老兄,盧漢已經控制了整個機場,到昆明的飛機都不許再加油,可以說是只許進,不許出了。”
從頑固分子到渴望特赦
沈醉和徐遠舉是兩湖同鄉,又是同年,早年關系很好,沈醉性格柔和,徐遠舉是個爆炭脾氣,兩個人做了多年的軍統同事,又一道兒被投入了監獄。
徐遠舉進來那天就覺得自己死定了,因為他清楚,光是“11·27”大屠殺就夠他遭恨的了,幾年后,他們被轉移到重慶的白公館監禁。
這一批犯人都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或者大特務頭子,不但有較好的飯食,還能偶爾出來放風,有時徐遠舉和沈醉站在白公館二樓的走廊上,能看到遠處人民建立的烈士陵墓:
戰犯管理所組織戰犯進行參觀
“你我將來就和那些共產黨員一樣,倒在那里罷了?!?/p>
徐遠舉有一股子傲氣,輪到他說明自己的材料時寫得干干脆脆,三百多頁資料一個禮拜交代得干干凈凈,看守人員看他配合,拿他當作典型夸獎,他卻說:“死也死個痛快!”
對于習慣了別人生殺大權的人來說,沒有什么比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痛苦了,不可思議的是,痛苦中竟然出現了一絲曙光。
“你聽說了嗎?報紙上說犯人可以特赦。”
那一天徐遠舉捏著報紙看了又看,他低聲念著上面的內容: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之際,特赦一批表現良好,積極改造的反革命罪犯是可行的……”
沈醉和徐遠舉不敢相信,共產黨竟然對他們能這樣寬容,這一天恰好是中秋節,兩個人坐在牢房里,有人喃喃低語:“誰不希望重獲自由呢……”
與人爭執,暴脾氣特務頭子意外身亡
那么,什么算是“表現良好,積極改造”呢?這就好比駑馬前面有了胡蘿卜,犯人們竟然互相揭發起來。
監牢里常爆發激烈沖突,有一次,另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周養浩看到自己的筆錄簿上有沈醉對他的揭發材料,回到監牢抄起小板凳就要砸沈醉,好在旁邊的宋希濂攔了一下,沈醉才沒有頭破血流。
徐遠舉連忙過去攔住周養浩:“你這是干什么?”
周養浩
周養浩指著沈醉大罵:“你這個黨國叛徒!無恥小人!”
徐遠舉一下子明白過來,一定是沈醉揭發別人來換取共產黨的優待了,空氣中彌漫著沉重的氛圍,他惡狠狠地對宋希濂說:“你真是多此一舉!”
沈醉冷笑:“我殺人最多,殺一個是說,殺一百個也是說,還不如竹筒倒豆子,一口氣說了干凈?!?/strong>
徐遠舉暴跳如雷:
“你要是出賣兄弟,我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到了這種敏感時刻,每個人的神經都緊繃到了極致,既想要表現自己,又害怕像沈醉一樣成為眾矢之的。
可是徐遠舉的身體不好,既有高血壓,還有結腸炎,不能做重體力勞動,只適合做縫紉這樣不出挑的活。
他又不是能繡花的人,總是做得馬馬虎虎,這一天又被檢查出不合格,要求他返工,他不肯。
“一定是有人坑害我!故意壞了我的事!”
老鷹一樣的眸子從獄友身上刮過,宋希濂,沈醉……他看誰都像“叛徒”。
以前的老同事,東北區特務頭子文強勸他不要惹氣,他們來幫他縫就好,想不到一下子點著了牛脾氣,徐遠舉說:
“一人做事一人當,犯不著你們貓哭耗子假慈悲!是我活該,是我沒出息!”
他越說越激動,渾身燥熱,怒發沖冠,一直到晚上都難受,想不通的他干脆沖了個冷水澡,企圖壓一壓身上的火。
可正是這一瓢冷水,讓他半夜發起了高燒,獄友們發現他狀態不佳,立刻呼喚看守人員將他送往醫院。
醫院初步判斷是高血壓和高燒引起的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死亡,時年58歲。
“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回!”
徐遠舉前半生壞事做盡,殺人如麻,在金錢利祿的麻痹中對自己的同胞毫無同情之心,后半生在政府的照拂之下安穩度日,卻不能以進步心態要求自己,不得不說是一種欲望的放縱。
電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徐鵬飛(徐遠舉)
性格決定命運,在徐遠舉身上,我們不難看出,支撐他走到寶塔頂端的是瘋狂的進取心,引領著他的是對財富和權勢的渴望,而非救國救亡的革命精神。
所以他一直看不清,真正能夠挽救億萬中國人民的,只有中國共產黨,而他的路,也只有擁護中國共產黨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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