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生態興則文明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美麗中國建設全面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正確認識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如何進一步以綠色低碳發展賦能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如何在全社會營造“人人踐行、處處綠色”的生態文化氛圍？本報約請三位學者研討交流。

■主持人：于穎 本報記者

■嘉 賓：杜歡政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特聘教授、生態文明與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

周馮琦 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長、研究員

杜仕菊 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位于江蘇鹽城的黃海濕地是我國第一處濱海濕地。成群的麋鹿和遠處的風力發電機交相輝映，繪就了一幅綠色生態畫卷。新華社圖

主持人：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生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深刻認識生態安全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及當下面臨的主要挑戰？

杜歡政：隨著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環境不再是經濟發展的附屬議題，而是關系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區域協調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標志著我國從“污染防治”向“系統治理”和“源頭預防”全面轉型，生態安全戰略地位提升。

當前，我國生態安全面臨多重挑戰：一是生態系統、資源環境、生物多樣性等仍面臨諸多問題，部分地區生態恢復能力脆弱；二是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增加了自然災害與產業不穩定風險；三是生態治理體系和科技支撐能力尚不健全，數據、制度和能力建設存在短板，綠色轉型路徑仍需優化。

在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和“雙碳”目標引領下，我國亟需將生態安全納入地方發展規劃和應急管理體系，推動構建生態安全格局。推動生態治理與產業布局、科技成果轉化、鄉村振興等政策融合，支持建設綠色產業園、生態修復試點和城鄉綠色基礎設施，實現生態資源與區域發展需求的精準匹配，增強生態制度執行力與治理效能，切實推進綠色要素融入發展全過程，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生態支撐。

周馮琦：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生態安全是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基礎。維護生態安全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之義，也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底線。

我國雖然在生態環境保護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目前的生態安全形勢仍然嚴峻。一是“三生空間”（生產、生活、生態）沖突仍未緩解，河湖濕地退化、近海生態系統惡化等現狀仍未得到根治；二是自然資源超采的問題仍然存在；三是生態系統脆弱區面積大、類型多、分布廣的現狀短期內難以改變；四是生物多樣性持續面臨威脅，外來物種入侵頻繁破壞本土生態平衡；五是氣候變化加劇生態風險，極端天氣頻發，威脅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安全和生態穩定性。

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要堅持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健全國家生態安全法律支撐體系，加快探索建立生態安全干部責任制度，并納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加快建立國家生態安全評估預警體系，構建國家生態安全綜合數據庫；加快推進一批國家生態安全保障重大工程，提升生態安全保障的系統性。

杜仕菊：生態安全是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關系的具體體現，不僅關涉自然資源的可持續性、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更與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穩定發展緊密相連，是國家安全體系的綠色基石。目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生態安全面臨的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

守牢美麗中國建設的安全底線，要圍繞加強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的實際工作，完善制度保障，充分發揮建章立制在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制度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著力構建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政策制度體系，以創新提升生態保護與綠色發展效能，強化科技賦能提升生態安全保障能力。

主持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把握好改革的目標任務？

杜歡政：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根本性問題，推動生態文明從理念走向實踐、從局部走向系統。圍繞美麗中國建設，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體系、監管體系、政策體系和考核體系，奠定了綠色發展的制度基礎。

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標在于建立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使綠色發展成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深化改革的戰略方向，強調以更高標準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強化生態紅線、資源約束和環境標準制度供給，推動生態制度向更系統、更精準、更具執行力轉型，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把握改革任務，關鍵在于三方面突破：一是加快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落地，使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二是推動形成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的綠色低碳發展新格局，完善能源、產業、交通、城鄉等重點領域的綠色轉型制度支撐；三是推進生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化法治、科技、金融等協同支撐，提升生態保護的統籌性與執行力，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周馮琦：當前，生態環境保護進入污染減排空間縮窄、環境質量改善難度增大的平臺期、攻堅期，與此同時，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健康宜居的居住環境的需求不斷提升。生態環境保護面臨著提升人民生態福祉的新要求、新任務。

要進一步推進生態環境精細化治理和系統治理。通過加大污染源排查力度，織密環境監管網絡等手段，提升污染防治的精細化水平，實現環境質量的根本性改善。通過環境治理與生態修復的系統部署和推進，實現生態環境面貌的整體改善。

要深化多元主體共治模式的探索和制度改革。目前的生態環境監管對象正從工業源、移動源向社會源、生活源等更多領域拓展，噪聲、油煙氣等身邊的環境問題投訴不斷增多，監管執法力量捉襟見肘。應加快探索政府與街道、社區的協同聯動機制和環境治理權責共擔機制，探索多元主體的環境治理參與機制。

要推動健康導向的環境質量評價體系。生態環境治理的最終目的是維護生態系統和人類的健康安全，要進一步拓展和提升環境治理評價的指標和標準，將生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傳染病預防等事關人民身心健康的工作緊密結合，形成信息互通、風險預警等聯動機制。

杜仕菊：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加快解決歷史交匯期的生態環境問題、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必須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首先，生態文明基礎體制是支撐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根基。要完善美麗中國建設“1+1+N”實施體系，深化推進落實機制，研究制定成效考核辦法。實施分區域、差異化、精準管控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態環境監測和評價制度，著力推進生態環境監測數智化轉型。積極推動生態環境法典編纂。

其次，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推進生態環境治理責任體系、監管體系、市場體系、法律法規政策體系建設，推動重要流域構建上下游貫通一體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全面實行排污許可“一證式”管理，研究制定加強新污染物協同治理、健全環境風險管控體系的實施意見。

此外，要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設。進一步發展全國碳市場，擴大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行業覆蓋范圍，強化控排企業碳排放管理。加快建立應對氣候變化標準體系、碳足跡管理體系，推動健全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建設等。

主持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如何進一步發揮改革的驅動作用，為全面推進綠色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

杜歡政：“十四五”以來，綠色轉型已從理念導向走向政策主導與實踐落地階段。將綠色作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的基本邏輯，體現了國家對綠色生產力的高度重視和系統部署。

推動綠色轉型深入發展，必須以改革為動力，強化制度創新與結構性調整的協同驅動。一方面，應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完善生態補償和排污權、碳排放權等市場化機制，引導綠色要素向高效、清潔、低碳產業集聚；另一方面，應系統推進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綠色升級，打造“綠色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資產化”協同聯動的新發展體系，建設數字化追溯平臺，推動綠色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當前改革的重點在于打通綠色發展“最后一公里”。這包括：完善綠色標準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綠色產品認證與公共采購聯動機制；推動碳達峰“1+N”政策體系落地見效，強化地方差異化、分階段的碳排放治理路徑；加快綠色科技創新和低碳人才體系建設，發揮數字技術在資源效率提升和碳排放監測中的疊加效應，以技術創新重塑綠色競爭優勢。

周馮琦：要深化環境要素配置機制改革，激勵綠色低碳創新。生態環境規制在經濟發展中能夠通過“創新補償”效應，促進企業綠色低碳創新，也能夠通過環境規制加速落后產能出清，引導要素向綠色低碳領域配置。因此，要加大環境政策的導向作用，通過排放標準的修訂、排污權許可制度的完善，推動和倒逼傳統產業綠色化改造。

要平衡守底線與促發展的關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生態環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要由監管約束為主向監管和服務并舉轉變，持續優化惠企、助企政策。具體而言，要深化包容審慎監管、正面清單等“放管服”改革。結合智慧環保平臺，聯合第三方機構，推出生態環境準入審批、技術咨詢、個性化信息等助企服務。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逐步擴大非現場執法的應用范圍、智能化自動審批的覆蓋范圍等。

要防控新型潛在環境風險，促進新質生產力可持續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伴隨的能耗壓力和電子廢棄物，儲能產業潛在的重金屬、危險化學品污染和安全風險，低空經濟的噪聲和移動源污染，以及生物醫藥產業潛在的新污染物風險等問題，已經引起了關注。要深化跨前做好研究、預判和應對方案，健全新污染物監管、評估、處理的標準和制度體系。

杜仕菊：發展綠色生產力是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必然選擇。我們不僅要強化綠色低碳科技創新，還要深化生態環境科技體制改革，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推動綠色低碳科技的自主發展。同時，必須將減污降碳、多污染物協同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新污染物治理以及核安全等領域作為國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的核心領域，加強技術攻關。

在實施生態環境科技創新重大行動、建設相關創新平臺的過程中，提高綠色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應用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要加強數字賦能，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并實施生態環境信息化工程，以加快建立現代化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此外，依托重大科技項目和工程來培養選拔創新人才和團隊，建立長期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機制，將有助于我們構建與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科技支撐體系。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今年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強調“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弘揚生態文化，匯聚共建美麗中國的磅礴力量”。去年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也突出強調“培育弘揚生態文化”。如何發揮好生態文化的價值引領作用？

杜歡政：生態文化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精神支撐，在推動綠色轉型、提升全民環保意識方面具有基礎性作用。生態文化應融入教育、傳播、生活等各個層面，將促進生態文化的實踐價值從理念層面加快向制度化、常態化落實。

發揮好生態文化的價值引領作用，最重要的是將其系統嵌入國民教育體系。從中小學到高校再到職業培訓，應設置涵蓋生態文明、綠色生活、碳中和知識的課程模塊，推動綠色理念從小培養、全面普及。同時，應推動生態文化與校園文化、企業文化、社區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應的“綠色校園”“生態工廠”和“綠色社區”，讓生態文化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場景。

在傳播層面，應通過主流媒體與新媒體平臺聯動，開展形式多樣的生態宣傳活動。例如，組織“美麗中國”主題展覽、生態公益短視頻大賽、植樹節全民行動等，用通俗易懂、情感共鳴的方式講好綠色故事。在當前社交媒體廣泛普及的背景下，可以打造一批有影響力的生態文化傳播品牌。

此外，強化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在生態文化建設中的聯動機制。鼓勵各地結合本地生態資源優勢，挖掘和轉化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如建設生態主題公園、綠色鄉村體驗基地等，提升公眾綠色認同感和參與度。通過制度設計將公眾生態行為與綠色積分、碳賬戶、生態獎懲機制等掛鉤，形成“人人踐行、處處綠色”的社會氛圍。

周馮琦：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生態思想，順應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態智慧，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生態理念，都是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綠色基因。培育和弘揚生態文化，既是時代所需，也是文化傳承。

強化全民生態教育。一方面要利用多種方式進行科普，拓展生態科普的傳播渠道，豐富生態科普的表現形式，強化對生態科普內容的審核和監管；另一方面要發揮學校教育的帶動作用，開設生態知識通識課程，并納入學生綜合評定體系，通過學生向家長、社會傳播，形成“小手拉大手”的良好互動。

構建多維激勵組合。目前對綠色低碳消費、行為的激勵方式多局限于補貼、優惠等，效果有限。下一步，可以依托數字技術，將居民的綠色低碳消費、綠色低碳行為形成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綠色低碳資產，形成多元化的經濟激勵。同時，利用社交平臺形成可追溯記錄、可分享排名的綠色低碳個人展示形象，激發榮譽激勵。

打造多元生態文化符號。既要不斷豐富與生態文化相關的影視作品、文化產品、動漫形象、文創產品供給，又要積極探索和開發諸如生態文化地標、生態文化節慶、生態時尚秀場等多元載體。

杜仕菊：生態文化正在重塑人類文明底層邏輯，其發展不僅關乎環境保護，更是文明存續模式的根本性變革。生態文化建設為生態文明建設奠定理論基礎，生態文明建設又為生態文化建設指明方向，兩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生態文化在不斷發展中為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文化基礎，引領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方向。一方面要堅持思想引導。深入宣傳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大力傳播“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聚焦美麗中國建設成效，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價值理念。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闡釋，形成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源頭、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底色、以各地地域文化為特色、以生態文化為核心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