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央視新聞報道，當孩子在學校犯錯，老師是否有權要求當眾道歉？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了涉校園管理民事糾紛的典型案例，因不滿老師讓自家孩子反復道歉，家長將學校告上法庭。法院將如何判決呢？

某學校一年級學生甲某因在校期間扎、咬其他同學，老師與涉事家長進行溝通，并在班會上讓甲某向其他同學道歉。甲某家長認為老師當眾指責甲某、不聽甲某解釋、無理要求甲某當眾反復道歉，造成甲某心理嚴重傷害，致使甲某持續(xù)情緒低落、無法正常返校。經多次交涉無果，甲某將學校訴至人民法院，要求學校賠償損失兩萬余元。最終，法院判決駁回甲某的訴訟請求。

法院最終駁回訴求，明確支持教師正當行使懲戒權。這一判決不僅為教育者撐了腰，更拋出一個尖銳問題：若教師連讓學生道歉都要被告，教育還能靠什么匡正行為、樹立規(guī)則？

家長控訴的核心在于“當眾道歉傷害自尊”，但細究事實：孩子先動手傷人，教師依規(guī)要求其承擔責任，既是對受害同學的公平交代，也是通過適度公開的方式讓全體學生明白“犯錯需擔責”的道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guī)則（試行）》明文規(guī)定，教師有權責令學生賠禮道歉、做檢討。這種懲戒并非“游街示眾”，而是以最小代價矯正行為的必要手段。

教育不能只有春風化雨，還需有規(guī)有矩。若連道歉都被視為“心理傷害”，那么校園霸凌者是否該因“怕傷自尊”免于追責？過度保護犯錯者，實則是縱容惡習，更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此案折射出教育中的深層矛盾：一邊是家長對懲戒的過度敏感，將正常管教等同于“針對孩子”；另一邊是教師在“動輒得咎”的輿論環(huán)境下，逐漸淪為“佛系保姆”。于是教師因怕糾紛放棄管教，甚至“學生課堂上打架，老師默默拍照發(fā)家長群了事”。

這種畸形的沉默，源于家校信任的崩塌。部分家長將孩子視為“碰不得的玻璃娃娃”，而少數(shù)教師濫用懲戒權（如語言侮辱、變相體罰）的案例，又加劇了家長的防御心理。但本案的判決傳遞出清晰信號：合法的、適度的教育懲戒，司法應予保障，而非讓教師淪為“高危職業(yè)”。

要打破困局，需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學校應依據(jù)《懲戒規(guī)則》制定具體實施細則，明確“當眾道歉”等措施的適用條件、程序及限度（如次數(shù)、場合），并經由家長委員會討論通過，避免教師“憑感覺行事”。

二是教師實施懲戒前，應主動與家長溝通，說明原因、聽取學生解釋；懲戒后關注心理疏導，而非“一懲了之”。本案若教師提前與家長充分溝通，或許能避免對簿公堂。

三是需厘清一個基本邏輯：保護孩子≠屏蔽一切挫折。適度的懲戒如同疫苗，短暫的“疼痛”能換來終身的免疫力。家長與公眾應理解：沒有懲戒的教育，如同沒有剎車的汽車，終將失控。

教育的真諦，是教會孩子成為有擔當?shù)纳鐣恕Ｈ艚處熯B要求學生道歉的勇氣都沒有，下一代何以明是非、知對錯？本案的判決捍衛(wèi)了教育者的底線權利，但更大的課題在于：如何讓家校重新成為育人同盟，而非對立雙方。只有當懲戒權被理性接納，教師才能堂堂正正地教書育人，而非在“管與不管”的夾縫中戰(zhàn)戰(zhàn)兢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