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21年8月1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為公開組織職工運動的總機關。1922年5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引導工人階級開始走向全國團結的道路。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宣告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會場（復原圖）。

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通過《對于職工運動議決案》。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281人，代表著166個工會組織、54 萬名會員。大會通過《工人階級與政治斗爭決議案》等30多個決議案以及《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大會最重要的成果，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誕生，標志著全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式實現了全國工會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團結與統一。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會場。

5月15日，日本資本家槍殺共產黨員、工人顧正紅。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一個席卷全國的反帝愛國斗爭高潮興起。

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此次罷工堅持斗爭達16個月之久。

1926年

1月5日至9日，第一次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將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改組為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

4月16日至24日，全港工會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正式宣告香港總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是全港工會第一個統一的領導機關。

5月1日至12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502人，代表著699個工人團體、124萬多名會員。組成以蘇兆征為委員長、項英為副委員長、劉少奇為秘書長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新的領導機構。

冬季，中華全國總工會頒布《各縣或獨立市工會組織法大綱》十六條，對縣市工會的組織和職責作了規定。12月，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全國總工會駐漢口辦事處秘書長劉少奇連續發表《工會代表會》《工會基本組織》《工會經濟問題》三篇重要著作，對加強各級工會組織建設起到重要指導作用。

1927年

1月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召開執委會議，決定在本年二七慘案紀念日之前，完成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北遷武漢的工作，北遷后在廣州設辦事處。

2月1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正式對外公開。同時， 撤銷漢口辦事處。

2月2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舉行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了《全國工人階級目前行動總綱》。

3月24日，長期遭到軍閥封閉，處在“非法”地位的上海市總工會宣布公開辦公。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襲擊工人糾察隊駐地，占領了上海總工會會所，打死工人60余人，打傷220余人。這是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6月19日至28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漢口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420人，代表著全國290萬有組織的工人。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后，汪精衛集團封閉中華全國總工會，通緝工會領袖。這標志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

8月1日，在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領導下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各地工人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和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在城市，工人群眾開展了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斗爭。

1928年

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屆執委會第一次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通過《全國總工會目前總任務決議案》等文件。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近郊五一村舉行。大會通過《職工運動決議案》。中共六大以后，為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設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工人運動委員會，健全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機構。

1929年

2月17日至20日，為貫徹中共六大精神，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二次執委擴大會議，通過《全國職工運動之目前總任務》等決議案。

11月7日至11日，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出席大會的有5個產業工會、8個省市地方工會的代表共29人。大會通過《工會組織問題決議案》《對黃色工會問題決議案》等文件。

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公布《蘇維埃區域工會工作大綱》。

1930年

5月，中共中央領導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確定了為全國蘇維埃政權而斗爭的任務和策略。

10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立即選派干部去蘇區建立全總執行局。

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規定，蘇區工會要組織六種工會： 產業工會、雇農工會、苦力工會、運輸工會、店員工會、手工業工會。這六種工會都屬于與地方總工會并行的產業總工會系統。

1931年

3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在吉安縣富田鎮成立。

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正式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大會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從法律上保障蘇區工人的政治地位和勞動經濟權益，同時規定了工會在蘇區的權利義務及其組織辦法。

1932年

2月7日，在全總蘇區執行局的領導下，閩贛兩省工人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

5月5日，由全總蘇區執行局發起，在瑞金建立蘇區反帝總同盟籌備委員會。6月23日，蘇區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宣告蘇區反帝總同盟正式成立。

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會通過《為工會會員問題給蘇區工會的信》，規定：凡是承認工會的章程，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活資料的唯一來源（無產階級）或主要來源（半無產階級）之工人、雇農、店員、苦力等，不論他的年齡、性別和籍貫及宗教信仰與政治見解如何，均可加入工會為會員。

年底，中華全國總工會設立白區執行局，又稱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中央執行局。

1933年

年初，中華全國總工會隨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撤銷了原全總蘇區執行局，改設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同時保留中華全國總工會名義，用以指導全國工人運動。中華全國總工會遷入蘇區后，把籌備建立產業工會作為重要任務，在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先后建立了5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產業工會。

春季，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執行局成立，亦稱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或河北辦事處。

10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布經過修正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

1934年

1月，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召開，通過《關于白色區域中經濟斗爭與工會工作的決議》。會后“左”傾錯誤的貫徹執行，使白區革命力量幾乎損失殆盡。

4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頒布了《蘇維埃國有工廠管理條例》，中共中央組織局制定了《蘇維埃國家工廠支部工作條例》。

6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白區執行局被國民黨當局破壞，同年11月重建。

1935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紅軍長征所到之處，發動群眾建立工會、農會等革命團體，推動了當地工人運動的發展。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會議，決定撤銷原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負責領導陜北蘇區和附近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同時繼續保留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

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人書》，號召全國職工一致團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援學生的愛國行動。

1936年

11月8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日商紗廠工人進行罷工。11月17日至12月14日，青島日商紗廠工人進行罷工。上海、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罷工，打開了大革命失敗后國統區工人運動的局面，對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1937年

3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通過《關于改善目前工會工作的決議》，確立了以生產和地區的組織原則來改組過去單純按地區建立的各級工會，并且決定把根據地工會工作的中心放在城市工人中、國家工廠中以及產業工人中。

6月1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召開邊區干部會議，宣布建立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原下設的省工會都改為分區工會。

8月，中國共產黨發出《中央關于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提出在抗戰中應該領導改善工人生活的斗爭，但是斗爭的方式要適合于抗戰的利益。

1938年

3月初，在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范的倡議下，在漢口成立了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委員會。

4月，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在延安召開了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建立了陜甘寧邊區總工會。

10月，鑒于中華全國總工會實際上停止了活動，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全國特別是對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工人運動的領導，決定籌備建立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

1939年

2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動員全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邊區總工會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專門成立了生產辦公室，既管機關單位的生產，又管廠礦企業的工業和農副業生產。

4月19日，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在延安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成立后，接辦了原屬抗大的職工大隊，改名為延安工人學校，為開展工人運動和發展邊區工業生產培養工人干部。

為培養大批干部，中央決定成立延安工人學校。圖為1939年5月，該校舉行開學典禮時的合影。

1940年

2月7日，《中國工人》在延安恢復創辦，毛澤東題寫刊名并撰寫《〈中國工人〉發刊詞》。

12月3日，中共中央在黨內下達《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勞動政策的初步指示》。

1941年

3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勞動政策提綱（草案）》，從理論上闡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分析了各種“左”的偏向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并對一些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

3月，陜甘寧邊區總工會頒發了《關于迎接“五一”生產大競賽的各項辦法》和《獎勵模范勞動者的辦法》。

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與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會場。

1942年

4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職工運動的指示》。

5月5日至9日，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召開邊區公營工廠工會干部會議。會議修改了《陜甘寧邊區戰時公營工廠集體合同準則》。

9月11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向模范工人趙占魁學習》的社論，介紹了趙占魁的模范事跡，號召全體工人向趙占魁學習。10月，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發出《關于開展趙占魁運動的通知》。

1943年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精兵簡政的原則，決定將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與中央青年運動委員會及婦女運動委員會合并成為中共中央民眾運動工作委員會。

5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目前各抗日根據地職工運動的決定》，把普遍開展“趙占魁運動”作為根據地職工運動的基本任務之一。

1944年

5月21日至翌年4月20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通過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提議，原則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

1945年

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的指示》。2月10日，陜甘寧邊區總工會作出發起成立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的決定。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5月，中國共產黨決定恢復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

9月，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制定《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綱領（草案）》。

9月25日，世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鄧發作為解放區工會代表參與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與會。

10月2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北滿工作的領導給東北局的指示》中強調在各大城市必須派人成立總工會，發動和組織群眾，再進而引導他們走上武裝斗爭。此后，東北各地工會組織大都設立了武裝部。

10月5日，解放區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中國勞動協會由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組織。

11月，鄧發參加在巴黎召開的第27屆國際勞工大會，這是解放區代表首次參加國際勞工大會。

1946年

4月30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社論《解放區職工運動的任務》。各解放區工會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6月，國民黨發起全面內戰。內戰爆發以后，各解放區工會動員廣大職工緊急行動起來，積極生產，武裝自衛，鞏固后方，支援前線。

1947年

2月，晉冀魯豫邊區職工總會向全區職工發出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

1948年

3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發出《關于召開全國各解放區工會代表大會給全國各地的指示》。

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號召解放區和蔣管區的職工聯合起來，建立全國工人的統一組織，為全國工人階級的解放而奮斗。

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召開。大會代表518人，代表著全國有組織的職工283萬余人。大會決定，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從而實現了全國工人運動在組織上的統一領導。

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會場外景。

1949年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于2月間由沈陽遷到北平，3月1日在北平府前街1號正式辦公。

3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討論確定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強調在領導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

5月3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平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把全總的機構設置調整為組織、文教、生產、工資、勞動保護與工人福利、國際聯絡、青工、女工等8個部，秘書和行政2個處，1個研究室和手工業工人、店員、搬運工人等3個工作委員會。

7月23日至8月16日，全國工會工作會議在北平舉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到會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規定了全國工會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便在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中勝利地擔負起領導階級的歷史使命。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工人運動進入了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10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著重研究建立產業工會問題。

11月5日至10日，中國勞動協會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會議通過了結束全國勞動協會組織的決議和宣言。

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聯在北京舉行了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在中國舉行的工會國際會議。李立三在會上作《關于中國工人運動的報告》。

11月2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頒布《關于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辦法》。與此同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出臺《關于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在全國私營工商企業中執行。

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各地工會發出《關于在最近半年內建立十個產業總工會的通知》。

1949年3月，毛澤東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題匾，由沈陽第一機器廠工人制作成一塊重達1噸的鍍鉻鑄鐵匾額。圖為沈陽第一機器廠工人與匾額合影。

1950年

年初，政務院開始在全國職工群眾中開展清倉查庫和獻納器材運動。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各級工會組織工人參加這一運動。

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6月，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建議，政務院發布《關于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

9月至10月，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和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召開。毛澤東發表祝詞。

1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工人階級支持抗美援朝戰爭。工人階級積極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掀起了群眾性的生產高潮。

1950年6月，毛澤東主席簽署主席令，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圖為工人們閱讀《工人日報》學習工會法。

1951年

1月17日，《工人日報》發表齊齊哈爾第二機床廠馬恒昌小組向全國工人階級提出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倡議。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作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馬恒昌小組競賽運動的決定。

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頒布實施。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首部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法規。

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會同勞動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一次勞動保護工作會議。會議通過《工廠衛生安全暫行條例》《保護女工暫行條例》《限制工廠礦場加班加點暫行辦法（草案）》等勞動保護法規文件。

10月15日，紡織工業部根據中國紡織工會全國委員會的決定，發出在全國紡織系統普遍推廣“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

12月23日，賴若愚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兼全總秘書長。

1952年

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在“五反”運動中，廣大工人群眾揭發出大量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

1953年

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六屆二次執委擴大會議決定，當年5月召開第七次全國勞動大會。4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六屆三次執委會議決定，將大會名稱改為“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5月2日至12日，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813人，代表著全國1020萬名工會會員。世界工會聯合會代表團和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的30多個工會組織代表應邀列席了會議。大會通過了《關于中國工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于修改中國工會章程的決議》和新工會章程。大會選舉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行委員會，劉少奇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名譽主席，賴若愚為主席。

9月1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保證全面地完成國家計劃的緊急通知》，全國各地、各產業、各個工礦企業的職工群眾紛紛響應，勞動競賽迅速地開展起來。

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1954年

4月2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決定》。

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10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向職工群眾廣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通知》。

1955年

5月18日至19日，亞非工會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來自中國、蘇聯、日本、伊朗以及敘利亞、黎巴嫩、突尼斯、蘇丹共和國等15國71個代表團的213名代表參加會議。

9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受中共中央委托，由賴若愚主持起草的《加強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的社論。中共中央為此向黨內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檢查改進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

10月2日，全國第一屆工人體育運動大會在北京開幕，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張聞天、鄧小平等出席開幕式。賀龍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

全國第一屆工人體育運動大會開幕式。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明確宣布：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4月30日，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式。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賴若愚作《把先進生產者運動持久地開展下去》的報告。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先進生產者運動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廣泛的群眾性運動。

6月，國務院通過《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決定對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實行工資改革。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黨的八大閉幕后，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組織全國職工學習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通知》。

1957年

12月2日至12日，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899人，候補代表100人，代表著全國1360多萬名工會會員。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大會選舉產生了全總第八屆執行委員會，賴若愚為主席。

1958年

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1959年

8月2日至16 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全會作出《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

10月25日至11月8日，全國工業、交通、基本建設、財貿等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

1960年

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當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領導的批示》，同時印發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于當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情況的報告》。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

3月至4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機械工業部、共青團中央在重慶市聯合召開全國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現場會。

5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機械工業部、共青團中央《關于全國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重慶現場會議的報告》。

1961年

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屆九中全會。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在調研的基礎上擬定并經中共中央批轉了《關于改進基層工會工作的報告》。

6月，為了減輕城市負擔，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中共中央制定《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發出《關于精減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

9月，中共中央發布《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

1962年

12月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職工體育工作座談會，討論職工體育工作和民兵工作。

1963年

3月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廣泛組織全國職工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通知》。全國掀起學習雷鋒先進事跡的熱潮。

4月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廣泛組織全國職工學習“一厘錢”精神的通知》。

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全國總工會關于在工業、交通企業中開展“五好”企業和“五好”職工競賽問題的報告》。

1964年

3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根據遼寧省總工會《關于部分企業建立政治部以后工會的變動情況的報告》，向當時主管工會的中央領導人楊尚昆報送《關于工業交通系統中政治部與工會組織的關系問題的意見》。

1965年

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省、市、自治區工會主席會議。會議討論了在部分廠礦企業“四清”試點工作中發生的用 “革命工人協會”代替工會組織的情況。

7月至8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省、市、自治區工會主席座談會，會議擬定《整頓基層工會的若干意見（草案）》并報送中央。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中華全國總工會《整頓基層工會的若干意見（草案）》。各地黨委對整頓基層工會都比較重視，凡是開展“四清”運動的單位都進行了整頓。此后，基層工會工作得到加強并漸趨活躍起來。

1966年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8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967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全國總工會作出三項決定：金庫封存，資金凍結；全總黨組沒有權力再簽署任何下達的文件；前一段時間簽署的文件一律無效。至此，全國總工會停止一切工作和活動。

這一年，全國各級工會組織先后受到嚴重沖擊和破壞，許多省、市、自治區工會乃至基層工會被造反派奪權，工會辦公室被占，財產被分，工會干部被批判。

1968年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印發《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要求抽調部分產業工人，把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堅決制止武斗。

1969年

1月，全國總工會機關開始在河南羅山籌建全總五七學校。10月，全總機關干部被陸續下放勞動。12月，成立全總五七學校革命委員會。

1970年

這一年，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焦枝鐵路建成，成昆鐵路正式通車；我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攀枝花鋼鐵基地投產。

1971年

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此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工人運動出現了轉機。

12月5日，周恩來在聽取全國計劃會議情況匯報時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

1972年

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提出要做好工會、青年團、婦聯等各方面工作。據此，中華全國總工會向中共中央提出組織人員到基層做調查，為整建工會做準備。

10月至11月，國務院有關部門召開加強企業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會議強調，要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計劃指標后，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于職工的集體福利，對先進工作者給以物質獎勵。

1973年

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新年獻詞，明確提出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要經過整頓逐步健全起來。

4月11日，中共中央向全國批轉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關于召開工會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從此，工會組織的整頓與健全工作在全國各地相繼展開。到1973年底，全國有28個省、市、自治區召開了工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領導機構。

1974 年

5月和9月，大港油田和勝利油田先后建成，使全國石油產量迅速增加。

1975年

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后，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工作。

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的通知》。

1976年

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社會秩序恢復正常，黨和國家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1977年

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先后在大慶、北京召開。會議要求狠抓企業整頓，廣泛開展勞動競賽，掀起增產節約新高潮，并命名全國先進工作者385人。

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其中，大會強調，要加強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的領導，把這些組織整頓好、建設好，充分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8月，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共中央領導圈閱批準由馬純古、盧宗英、陳宇、曹化民、唐章、蔣永清、韓西雅、王家寵、李仙等9名同志組成全總機關領導小組，負責機關的工作和運動。

1978年

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在會議開幕詞中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大會命名全國先進科學技術工作者1213人。

4月27日至2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全國勞動模范座談會。115名全國勞動模范聯名發表決心書，倡議全國勞動模范爭當新長征的排頭兵。

10月11日至21日，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967人，代表著全國5000多萬名工會會員。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詞。倪志福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中國工會九大是工會撥亂反正的起點，也是我國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新的偉大開端。

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這次全會的召開，對新時期中國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發展也產生了根本性影響，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12月2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財政部發出《關于恢復企業、事業、機關的行政方面撥交工會經費的聯合通知》。

1979年

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作出《加強安定團結，廣泛深入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

9月28日，國務院在北京舉行授獎儀式，嘉獎工業、交通等基礎建設戰線的118個全國先進企業和222名全國勞動模范。

12月28日，國務院在北京舉行授獎儀式，嘉獎農業、財貿、教育、衛生、科研戰線的351個全國先進單位和340名全國勞動模范。

1980年

4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勞動保險工作會議。

10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進行職工生活大檢查的通知》。

1981年

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

2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單位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

5月至6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會同中組部、國家經委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第一次企業民主管理座談會。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

7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并轉發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家經委、中央組織部制定的《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

四川省內江機床廠的青年工人開展學雷鋒和“五講四美”活動。

（中國工運研究所供稿）

（本版制圖：肖婕妤）

來源：中工網-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