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人交流的欲望，可能早早地被刻入了人類的DNA，據說，人類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才由家庭組成了部落，由部落建立起國家。人們總是會對異國的來客感到好奇，對遠方充滿了幻想——遙遠的國度生活了哪些人？他們與我們有著怎樣的異同？他們是友好還是敵對？如今的我們即便在網絡的加持之下可以做到“天涯若比鄰”，卻依然無法停止這樣的想象。

有了對外界的好奇心，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對外交流的需求，而近代歐洲出于對外擴張和國際貿易的需要，這種“好奇心”就更加迫切了。當他們穿著絲綢，舉起瓷杯，喝著下午茶，就會不可避免地向往著這些東西所代表的國家——中國。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仿佛強大的磁石，吸引著無數的外國人不遠千里而來，試圖叩開這扇大門。

《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停滯的帝國》《翻譯的危險》這四本著作，以全球史的視角，討論“中西交流”的話題，揭示了異國旅者的命運軌跡——他們以不同的身份，帶著不同的目的而來，也因此被分別對待。經由他者的視角，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與他們的互動，在“我們眼中的他們”之上，進一步認識“他們眼中的我們”。

邸報的西傳及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

邸報是一種用于傳達政治信息、公布朝廷政策的新聞文抄，又稱“邸抄”“朝報”等，早在西漢年間便已經出現，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報紙。

或許因為邸報出現得太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一部分，所以直到清朝的中前期，邸報幾乎都沒能留下中文副本供后來的歷史學家們研究參考。國內學者也較少關注這些文字，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只作為間接材料。然而，這些文字經由彼時在華的傳教士翻譯后傳入西方，卻引起了歐洲人的廣泛興趣——除卻那些極少數在中國境內長期居住的西方人，邸報所傳達的信息，是大多數普通歐洲讀者所能獲取的最真實可靠的中國情報。

《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一書，正是以經由翻譯后的中國邸報為切入點，去理解彼時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作者鐘鳴旦選取康、雍、乾三個時期中的代表性個案，詮釋了中國邸報在歐洲的傳播歷程與影響。

《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比]鐘鳴旦 著，陳妍蓉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邸報的傳播，事實上標志著“中國”不再是一個傳說中的國度，西方不再依靠道聽途說或前人的文字來幻想一個國家，而是對實地考察材料進行匯編，完成后以私人信件、報告以及翻譯等形式送至歐洲，再將這些散亂的斷章拼湊起來，構建出一個傳教士眼中的中國。這樣的拼湊，不僅反映了早期清代邸報的實貌、規格、版式、內容和使用情況，也涵蓋了中文史料未記載的許多信息。更重要的是，這些記錄向現在的我們展示了歐洲人是以何種方式對邸報進行閱讀和理解的，又是怎樣向他們的同胞們介紹中國，讓清帝國進入全球化的公共領域的。正如時任羅馬教廷傳信部負責人潘如所指出的那樣，邸報在“對于深入了解皇帝、重要（人物）和文人群體所信奉的孔子這一教派……是最必要的”。

邸報在歐洲的流行，還有意料之外的一個結果——對啟蒙運動的推進。我們上學的時候，都學過“東學西漸”對于啟蒙運動家們的影響，卻往往對“東學”傳播到歐洲的路徑一無所知。但經由鐘鳴旦的描寫，我們得以將這一過程具象化——邸報中所描述的另一種政治制度與治世哲學，確確實實地啟發了以伏爾泰為首的啟蒙運動家。傳教士為傳播“天主的福音”而來，但他們的文字，卻反而促使了“人文的覺醒”。

在這些西方傳教士中，利瑪竇可能是最為出名的一個，他之所以被載入史冊，正是源于他在中西交流中所發揮的重要的個人作用。

利瑪竇鋪設的中西交流之路

明朝萬歷年間，利瑪竇從意大利遠渡重洋來到中國。與大多數身處異鄉的游子一樣，他首先遭遇的問題便是語言障礙，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何鋪建出一條真實可行的道路，讓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彼此的意愿。

在《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作者史景遷關注利瑪竇所遺留下來的八個記憶碎片——四個漢字（武、要、利、好）與四幅圣經版畫，它們分別代表了東西方的文明，利瑪竇以他自己的方式構建起一座“記憶宮殿”。史景遷所嘗試的，不僅僅是在還原一個“利瑪竇的時代”，更是在還原利瑪竇的遭遇與心境，讓讀者感同身受。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美]史景遷 著，章 可 譯，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出版

記憶宮殿，是利瑪竇在學習漢語時所運用的獨特記憶法。利瑪竇在自己的腦海中構建起了一座虛擬的宮殿，將需要記憶的信息如藝術品一般置入其中，以圖像化的方式加以記憶，以空間位置將其聯系起來。這一方式，讓利瑪竇很快就掌握了漢語，也讓他成功吸引了官僚群體的注意——科舉考試對記憶力有著相當高的要求，官僚士紳們希望能從利瑪竇那里學到這項專業的記憶術。借著這個機會，利瑪竇建立起了與中國人的友誼以及最早的傳教渠道，甚至為他面見萬歷皇帝提供了機會。

即便如此，利瑪竇還是遭遇了很多游子在他鄉都會遇到的問題：自我認同的危機。為了讓自己融入中國社會，他先是披上了僧袍，繼而穿上了儒服；然而，他感覺自己與周圍人依然存在著一道無法看見卻又堅不可摧的壁壘。在《畸人十篇》中，他將自己定義為了一個“畸人”，一個“矛盾的人”；外表的改變與融入異域文化的努力，讓他時而堅定，時而茫然。

利瑪竇最終長眠在了北京，但他所確立的“利瑪竇規矩”成為傳教士們的守則，長期被遵守；他鋪設了一條中西方的交流之路，讓他成為后世人們所懷念并嘗試返回的起點。

如果說利瑪竇是以民間交流的身份出現在歷史現場的，那么，讓我們再來看看正式的官方交往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現代”與“前現代”文明的摩擦

馬戛爾尼訪華，是清朝外交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這一事件往往被歷史學家們認為是東西方在清朝的首次正式碰撞，也是未來雙方邁向戰爭的分水嶺事件。在這次事件之后，歐洲變得“不再迷戀中國”。

從伏爾泰的崇拜，到黑格爾的輕蔑，不過短短50年，在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何馬戛爾尼使團的短短一瞥，就讓歐洲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巨大轉變？或許，《停滯的帝國》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

長期以來，歐洲對于中國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個富饒美麗、政清人和的烏托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歐洲對于中國是一個“仰視”的角度，而中國也樂得接受這種仰視，在這樣的角度之下，當歐洲人來到中國，往往選擇將自己融入中國的體系中。然而，當馬戛爾尼的使團到來之后，中國官員驚訝地發現，這幫“外夷”竟然試圖與自己平起平坐，以對等的姿態進行對話，而不愿意屈膝于中國的禮儀。

馬戛爾尼使團與乾隆皇帝的禮儀之爭，是后世歷史學界的熱點話題。有人認為，這場禮儀之爭存在于乾隆的朝堂；有人認為，早在北京的城門口，這場禮儀之爭就已開始。該書作者阿蘭·佩雷菲特則認為，這場禮儀之爭，甚至在使團還沒踏上中國的土地就已開始。作者挑選了“長城”這一意象，將其作為中國人的精神象征。“長城”意象的核心精神，是“內”與“外”的隔離，作為天朝上國只需要遵守“內圣之道”，而不需要從外部接受或輸出什么。

《停滯的帝國》。[法] 阿蘭·佩雷菲特 著，王國卿、毛鳳支 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出版

在具體的外交事務上，雙方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溝通。英國正使馬戛爾尼只是在不斷復述國書上的內容，嘗試打開中國的門戶；而清朝的皇帝只把他們當作不通情理的蠻夷。某種意義上，雙方都只是在闡述自己的君主所希望聽到的話語，而不是真正想要解決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從伏爾泰的崇拜到黑格爾的輕蔑，有條邏輯鏈條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對于“現代性”和“理性”的盲目崇拜。清朝的政治體系是一個“理性”的系統，伏爾泰正是出于對“理性”的渴望而產生崇拜之情。但這種“理性”僅僅局限于官僚系統內部，是發展到了極致的統治之術，它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全民啟蒙。相對應的，英國人則自視為已被“啟蒙”的“現代”“文明”之人。因此，這一事件，事實上也可以視為一場“現代”與“前現代”文明的摩擦——而我們現在知道，“現代性”并非所有問題的答案。

不幸的是，作者同樣帶有這種對于現代性的崇拜，使得書中部分內容顯得有些刻薄，但作者的切入角度卻也實打實地創造了一個文明的切口，讓我們得以一窺這“兩個世界的撞擊”。馬戛爾尼訪華事件的視線焦點固然是外交使節的較量，但隨著近年來研究的不斷拓展，這個主題呈現了很多不同的視角，其中之一便是翻譯。

建立一種理解與融合的翻譯方式

翻譯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近些年來西方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在《翻譯的危險》中，作者沈艾娣通過對兩位不同國籍的譯者——中國的李自標與英國的小斯當東所處的危險境地的關注，揭示翻譯角色在文化交流中發揮的作用。

翻譯本身并不會帶來危險，真正帶來危險的，是翻譯者所承擔的兩國外交之重任。小斯當東是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同時承擔翻譯的任務；而李自標同樣擔任了使團的翻譯職責。與一意孤行、保持強硬態度的正使馬戛爾尼不同，小斯當東的態度要柔和許多，他曾與李自標一起，基于各自的文化習慣商討如何將自己的意愿以“一種能讓聽眾所接受的方式傳遞出去”。在具體的操作上，李自標近乎是以一種談判的方式尋找中英雙方的共同點，嘗試勸說雙方以各退一步的方式實現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案。

《翻譯的危險》，[英]沈艾娣 著，趙妍杰 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出版

這樣的翻譯，自然會對原意有所偏離，卻實實在在地實現了中英雙方難得的有效溝通。相應的，書中舉了另一個名為馬禮遜的翻譯者的案例。馬禮遜是一位傳教士，他認為自己翻譯的文字有其神圣性，不容更改；為此，他遵循既有原則，編纂了歷史上第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字典，以此為依據嚴格地進行了直譯。這項偉大的成就并沒有讓他收獲期望的結果——他單方面基于自身的輸出，無法讓另一種文明“皈依”。

小斯當東和李自標的翻譯方式，則是將自身的文化融入了對方的文化之中，經由思維的轉換，將自身代入到對方的位置上，嘗試理解對方的精神內核，再將自身的精神內核與之融合——經由這樣的方式，他們創造了一種既不屬于中國文明、也不屬于英國文明的思想。這樣的思想，與雙方都是若即若離，卻又能讓彼此互相接受。小斯當東有言：“詞語不過是思想的符號。”當思想能夠相互理解，詞匯不過是代為傳達。

而這也正是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在這個世界似乎再度割裂的時代，她渴盼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她認為，翻譯的使命是為了理解另一種文明，而不是將自身的文明束縛在既有的框架之內。這個道理，應該不僅僅局限于翻譯。

人與人的交流，讓世界得以互聯互通，四本著作所記錄的中西方交流史，不僅僅只是一種歷史的回聲，它也回答了一個問題：如何與另一個世界對話？這個問題至今仍在被不斷地提出，又被不斷地嘗試解答。人們都在期望著這一問題的最終答案——未來的我們，能否建立起這座巴別塔，讓人們得以再度理解彼此？

原標題：《構建一座巴別塔：全球視角下的中西方交流史》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趙昱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