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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的產生及其內涵

古籍的成書方式，如以后人視角歸納，無外乎著、述、編、譯四類。著，亦稱“作”“造”“著作”，相當于原創性工作。清儒焦循說：“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覺而己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保ā兜褫约肪砥摺妒鲭y二》）述，《說文解字》釋為“循也”，即遵循前人所創，故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焦循給予“述”的定義是：“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義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義復明，是之謂述?！?（《雕菰集》卷七《述難二》）古典文獻中大量的傳、注、疏、解作品，都采用“述”的形式。編，包括抄撮、匯纂、輯錄等形式，是依據已有文獻，編輯組合成新的作品，以便保存使用。古典目錄中，《楚辭》《文選》《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等總集類作品，《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類書類作品，《儒學警悟》《漢魏叢書》《四庫全書》等叢書類作品，都屬于“編”的范疇。譯，是指跨語種翻譯作品，歷代的佛典翻譯，漢文與西夏文、女真文、滿文等文種的互譯，明清時期的西文翻譯等等，都屬此類。

但是，具體到早期典籍的成書問題，其性質則不可做如此簡單劃分，而必須深入探究傳世古籍的成書過程。“書”字本義當為書寫、記錄，故《說文》作“書，箸（著）也。從聿者聲”；進而指代文字、字形，以及文書檔案和現代意義的典籍。許慎《說文解字·敘》曰：“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惫诺湮墨I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作為典籍的書，它與指代書寫文字和文書檔案者有所不同，即不是官方辦事的記錄，而主要是私人著述；內容多與政務、商務之類“俗事”無關，而以源出詩書禮樂的人文學術為主，并涉及天文歷算和醫卜農桑等實用技術 。但是，在戰國以前簡帛文獻尚未被發現，對早期文書檔案面貌和內涵還所知不多的情況下，目前仍無法對早期典籍的成書過程進行清晰的勾勒。根據世界古老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文字用于記錄語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文字發明到典籍形成之間，需要經歷較長的文字材料積累環節。在初始階段，言傳身教、口述記誦還是文化傳承的主要形式，逐步過渡到用文字記言記事的階段，而最先留下的文字記錄，往往都與宗教儀式、政治活動內容相關。甲骨刻辭作為占卜記錄，銅器銘文作為表功頒獎的記錄，都屬于文書檔案性質。但是文字較多的卜辭、銘文，其用語、結構則已趨穩定，粗具單篇文獻的樣式，甚至可視作典籍單元的雛形。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述，《詩》《書》《易》《春秋》等早期典籍，其原始文本即是取資文書檔案類素材，經過選編、改寫而成。故清人章學誠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相傳《詩》即為孔子所選編 ?！稘h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骸肮耪摺对姟啡в嗥?，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笨埋R?。∕artin Kern）推測《詩》并非獨立撰寫的文本，而是取自一個公共詩庫的素材（shared poetic repertoire）?！渡袝穭t無論文體形式還是訓誥內容，都帶有明顯的文書檔案痕跡?！稘h書·藝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庇衷疲骸啊兑住吩唬骸映鰣D，洛出書，圣人則之?！省稌分疬h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易》是占卜材料的匯編?！稘h書·藝文志》云上古伏羲氏畫八卦，周文王重六爻，作經上、下篇，孔子又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形成傳世本面貌。《春秋》的成書，《史記》云是孔子依據魯國史記編次而成；“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十二諸侯年表》）。此外，《史記》還記載孔子訂禮、正樂，雖然“《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但是“《書》傳、《禮》記自孔氏”。

《史記》《漢志》把早期典籍的成書歸美于孔子，恐怕與儒家地位的尊崇、今古文之爭的學術背景相關，并無多少實據，故后世學者于此聚訟不已，其中如《詩》“四始”說、《書》百篇序、《春秋》經傳關系等，都成為難斷的學術公案。在文獻不足征信的情況下，糾纏于成書細節問題，實際不可能有定論。如果把早期典籍的成書置于春秋戰國學術下移的時代背景之下，反而有助于達致某些學術共識。

殷商西周時代，巫史掌管文化教育，只有貴族及其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的內容，局限在禮制、法度、宗教神學的范圍之內，政教不分。因此，學為王官之學。“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學習的目的則具有鮮明的政治實踐功能，故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記·禮器》）。各類文化知識也屬貴族專有，王室設立各種世襲的官職，以保藏文獻資料，傳授文化知識。“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章學誠《校讎通義·原道》）。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權力旁落，公室衰敗，國學及鄉學難以為繼，“學在王官”的局面被打破。許多原先依靠“父子相傳，以持王公”（《荀子?榮辱》）取得食祿的士階層的人不得不流落民間。而隨著士人的出走，原先深藏于王宮秘室的圖書典籍也散落民間，學術下移成為大勢所趨。此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士人散落民間，憑借掌握的六藝知識，或聚徒講學、著述立說，或作為舉行典禮時的贊禮者。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翱鬃右浴对姟?、《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漢書·儒林傳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孟子“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駢在齊，“訾（資）養千鐘，徒百人”（《戰國策·齊策》）?！稘h志》謂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并作”。聚徒講學成為時尚，各家立派建說，相互駁難，終致百家爭鳴之勢。孔子作為私學興教的典范人物，利用自己接觸官藏文獻的便利，編選文書檔案類材料，輔助傳道授業，當在情理之中。我們無妨即把孔子視作典籍成書時代的代表，但要意識到在其身后有為數眾多的佚名編者，而此類典籍呈現的傳世面貌更是歷經增益改造的結果。

文書檔案是早期典籍重要的源頭，而傳道授業者又借助這些文獻，輔以故老相傳的歷史故事，發揮自己的思想學說。余嘉錫《古書通例》云：“周、秦諸子，皆有以自名其學，而思以其道易天下，故無不窺世主之好惡，度時君之所能行以為之說，其達而在上，則其條教書疏，即其所著書。其窮而在下，則與其門弟子相與講求之，或著之簡策，或傳之口耳，從游者受而記焉?！肚f子·天下》篇之論宋钘、尹文曰：‘上說下教，強聒而不舍也?！蛏险f者，論政之語也，其體為書疏之類。下教者，論學之語也，其體為論說之類。凡古人自著之文，不外此二者。其他紀載言行，解說義理者，則后學之所附益也?！保ā睹黧w例第二》）最初的傳播形式，講者當是口述為主，但聽者或筆錄以備忘?！墩撜Z·衛靈公》“子張書諸紳”，即屬此意。弟子的記錄，有別于文書檔案，亦成為早期典籍重要的資料來源。其后門下弟子或據各自記錄，以類相從，纂輯問答之書?！墩撜Z》成書當即此例，故《學而》邢昺疏曰：“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亦或以類相從。”因此，傳世早期典籍有些文本可能是原始記錄，有些則明顯是源于故老傳聞改編的故事，還有些可能出于后人的追述、發揮，甚至是擬作。傳世典籍在形式上歷經改變，具有更大獨立性和超越性，但也還遺留著文書檔案、口述記事的影子。

二、早期典籍的流傳樣式

在書籍定型化的時代，每本書的著述形式、文本結構，以及書名、著者等基本要素，都有清晰的呈現。但是早期典籍從產生到流傳，往往受到物質載體、取材來源、流傳方式的制約，呈現出結構散亂、體例不整、異本繁眾的無序狀態。我們今天看到的早期典籍面貌，多是經過漢人整齊改編的結果，書名和著者亦多為后人所定。余嘉錫《古書通例》分析傳世文獻結構形態，總結出“古書不題撰人”“古書不皆手著”“古書單篇別行”“古書多無大題”“古書多造作故事”“秦漢諸子即后世之文集”等義例。這些結論大多已成為學界共識，并為其后陸續出土的簡帛文獻所證實。

早期典籍，因為載體形制所限，加之文字材料難得，通常是以篇章單行，甚至只是摘抄，少有連篇長論者。故《史記·管晏列傳》列舉“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老莊申韓列傳》記秦王讀韓非《孤憤》《五蠹》之書，都是直言篇名。既然單篇別行，分合便無嚴格結構約束，可以抄纂數篇集為一種，也可同篇編入不同書籍；可以合編，也可以析出，而且合編與單行者可以并行不悖。清人全祖望云：“古人著書，原多以一二篇單行?！渡袝坊蛑挥谩队碡暋贰逗榉丁?，《儀禮》或只用《喪服》，《大戴禮》或只用《夏時》。即《禮記》之四十九篇，或以《曲禮》，或以《檀弓》，或以《樂記》，固未嘗不以專本也。”（《鮚埼亭集》卷四一《答朱憲齋辨西河毛詩大學證文書》） 因此，早期典籍往往篇題即是書題，且題名帶有隨意性，多取篇首二字命名。王國維云“《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并舉字書《蒼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以為佐證（《觀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證序》）。即便作者自撰篇章，亦非預先命題，而是文成之后，撮取篇中旨意，標為題目，或是后人所題。

早期典籍除六藝經典外，合編者亦多無總題，而以種類名、氏名及篇數、字數稱之。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云“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韓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直至西漢時人，著書仍多云若干篇若干言，不及總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余萬言?！?董仲舒世傳《春秋繁露》，當是后人匯集加以總題。故余嘉錫云“古之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為文，則其書不作于一時，其先后亦都無次第。隨時所作，即以行世。論政之文，則藏之于故府；論學之文，則為學者所傳錄。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編次之。其編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門弟子及其子孫，甚或遲至數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叢殘為之定著”（《古書通例》卷三）。

先秦著書強調“意”勝于“言”，“言”勝于“筆”，并無“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念，故早期典籍多不題撰人?！对姟贰稌贰洞呵铩贰秶Z》《戰國策》之類，本屬叢編性質，編者之名不彰，自在情理之中。早期諸子之書題名缺略，撰人亦多不明，則往往是因文本來源不一、成書過程復雜所致。諸子之學以家法相尚，父子相傳，師徒相授，故某氏之學，其書即名某子之書。家法不明者，則多假托先賢問對形式，久而無能名家，傳者自然失其姓名。稱為某子之書者，亦不一定出于親著，或為弟子書于竹帛，或由后學編次成書。其間從思想醞釀，到口授筆錄，到整齊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結集成書，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而且在學派內部的傳習過程中，又經眾人之手，因所聞所錄各異，加之整理的方式不同，容易形成各種傳本，有時還會附益筆記、注釋、學案、傳狀之類個人心得和參考資料。因此，最后編成之書，何為師傳，何為弟子附益、后學補充，勢必難以厘清，只有籠統視作某派學術之叢編。

戰國時期，撰述之風漸盛。起初或以抄撮、附會經典為主。如“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進而多有獨立撰述，如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大抵皆寓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今傳《莊子》，內篇諸篇名寓含旨意，有別于取篇首字題名之慣例，論者以為當是作者自名。而區分內、外篇之意，前人頗有聚訟，或以為內容區別，或以為體例各異，或以為編次前后，或以為手著與依托，不一而足。但是無論自題篇名，還是區分內、外篇，都預示著獨立撰述的興起。至于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不舉單篇之名，或即以獨立之書行世。此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著書顯然不為教學，直可視作著述專門家。

不過，即便是相對獨立的撰述，最后成書仍多后人編定。如《韓非子》“存韓”篇為韓非使秦時所上書，篇末卻附有李斯的駁議，當為后人編書而備其遭遇始末，以置于首篇（今《初見秦》第一，據《戰國策·秦策》乃張儀之說）?！豆珜O龍子》“跡府第一”開篇即曰：“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接下則敘述公孫龍與孔穿會于趙國平原君處，相互辯難之語。此顯然非公孫龍自敘，也是后人成書而置為篇首綱領。

如果按照獨立著作標準，合乎預先布局謀篇、文本結構清晰、書名撰者齊備諸項要求，則當以《呂氏春秋》為創始，《淮南鴻烈》《太史公書》奠基其后。“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列傳》亦云：“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蔽鳚h則有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余萬言”（《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其書以《要略》篇收尾，為全書之總括，稱書名為《鴻烈》，后劉向校書定名為《淮南》。司馬遷子承父志，效法孔子修《春秋》，而成《太史公書》一百三十篇，分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其尾篇《太史公自序》總括全書，兼述己志，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且聲稱“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獨立著述之意，已是彰明較著。

漢魏之時，諸子余風猶存，故士人尚有承繼學派、著書立說之志。如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仲長統《昌言》等，似均可以諸子視之?！段男牡颀垺ぶT子》篇：“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逼溟g以文名顯者，如揚雄之輩，亦鄙薄章句記誦，以文詞為雕蟲小技，亟亟于著述一家之言。揚雄甚至以孔子自期，其《太玄》《法言》即仿照《周易》《論語》而作。直至東晉葛洪，雖平生著述宏富，仍不以為自得，念念于立一家之言?！侗阕印纷詳⒃啤昂槟甓?，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后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實際漢魏以降，經術獨尊，諸子之學因不立博士，無弟子門徒可傳，日漸式微?！稘h書·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蔽┝嚱泜鞯昧⒉┦?，士人遂紛入利祿之途，先秦諸子之書尚無專門傳授，時人著述更可想而知。故劉歆評價揚雄《太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醬缻也。”（《漢書·揚雄傳》）余嘉錫認為，自揚雄開始，著述、文章分裂為二。王充《論衡·書解篇》有云：“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蛟唬何娜宀蝗羰廊?。世儒說圣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于后。文儒為華淫之說，于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币虼?，后世經傳注疏獨盛，而獨立著作衰微，文章結集則走入沉思翰藻之別途。

總而言之，早期典籍從記言到自作，從單篇到叢編，從散亂到有序，最后達到獨立完整之著述，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形式變遷的背后，還藴含著知識淵源的追溯和師法、家法的傳承等深層次問題，關系到學術史的脈絡展開，實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三、漢代古籍的編次校定

春秋戰國時期號稱中國的軸心時代，不惟古典思想造端于此，而且承載歷史記事、先哲思考的典籍也在此期間積聚，并略具雛形。不過，典籍樣式雖然經歷以孔子為代表的文書檔案類文獻編選，各學派以口述記錄為核心的語類文獻結集，直至產生獨立撰述，但是總體而言，仍處于編次無序、異本繁眾的狀態。其間，又經過秦焚書的破壞，圖籍散亂更甚。因此，流傳至今的早期典籍，多有賴漢人的校訂、編次、定名，方臻于完成，故劉向、劉歆父子居功至偉。

秦統一之后，基于專制集權需要和家天下萬世永傳的妄念，采納倡導絕對君權的法家學說，作為“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武器。但是許多儒生、博士，基于維護其學統的需要，每以古學非議時政，“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法家出身的客卿李斯，認為儒生、博士散布的這些言論有害于國家的統一，造成上下離心離德，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的建議迎合了秦始皇獨斷專行的性格，故被準許?！胺贂敝e，造成早期典籍的極大破壞?！妒酚洝ぬ饭孕颉酚性疲骸扒負苋ス盼?，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薄读鶉怼芬嘣唬骸扒丶鹊靡?，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对姟贰稌匪詮鸵娬?，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惫俜绞詹厝绱?，民間私藏遭兵燹，殘缺佚脫，亦可想而知。故漢人荀悅云：“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申鑒?時事》）

漢朝建立之后，隱身山林的士人又紛紛出來，從事復興學術文化的事業。他們自秦灰中撿拾殘簡斷篇，搜集民間私藏幸免的百家殘著，憑記憶口述古代典籍，授徒講學?！稘h書·儒林傳》曰：“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其余典籍流傳當亦如此。政府方面，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正式廢除秦朝的“挾書令”，“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武帝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但是焚燼之后，文獻殘缺，口述則異說紛呈。《隋書·經籍志》云：秦政焚《詩》《書》、坑儒士，“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于民間。猶以去圣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余互有蹖駁，不可勝言。” 漢高祖時，張良、韓信即已序次兵法。西漢成帝時，鑒于典籍散亡佚脫的文獻實際，派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令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成為繼孔子之后，早期典籍整理編次的又一里程碑。

劉向等人校書，以文字內容校訂為基礎，以編次定本為目的。應劭《風俗通義》云：“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為讎。”其校讎對象是以中古文校今文，以不同傳本互校，最后繕寫成為定本。如《漢志》之《尚書》小序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者數十?！?/p>

編次定本是劉向校書的目的，也是傳世文本的來源所在。其定本成書方式，依照余嘉錫《古書通例》歸納，約略可分作經書、諸子二途：經書如《易》十二篇、《詩》三百五篇、《春秋》十二篇之類，皆先秦已經編定，劉向只以中古文與今文相校，訂其文字脫誤而已；但是若遇篇數多寡不同，則傳本并存，不刪除復重。如《漢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但將今古文各家并著于錄。再如《論語》并錄“古論”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齊、魯雖同為今文，但“齊論”多《問王》《知道》兩篇，兩本亦不做合并。諸子傳記多單篇別行，分合無定，異本紛呈，故皆以各本相校，刪除重復，著為定本。如劉向《晏子書錄》曰：“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余嘉錫概括劉向編定諸子之書的原則云：“劉向校書，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學出于某子，某篇之簡應入某書，遂刪除重復，別行編次，定著為若干篇。蓋因其學以類其書，因其書以傳其人，猶之后人為先賢編所著書大全集之類耳?！比欢唧w到各書編次方式，實際又有所區別。如《管子》《孫子》之類，只是定其篇第，《晏子》則并改其章次，亦有如《戰國策》《楚辭》者，合并同類之書數種，離合其篇章，編定為一書?！稇饑邥洝吩唬骸八Ｖ小稇饑摺窌袝嗑恚e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笨梢娋幋巍稇饑摺分畞碓次墨I，原本體例不同，書名有別，應屬散亂的語類篇章，并非一人一時之書。其原始文獻形態，據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均整理者定名）可略見一斑。此前學者，如羅根澤、金德建，提出《戰國策》作者為漢初蒯通、武帝時主父偃之說，實際未細究劉向《書錄》之意，亦因不及見馬王堆漢墓帛書。

《漢志》云：“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币庵^每編定一書，即排列篇目，并概括其文獻來源、內容宗旨、作者背景，撰作書錄，然后上奏。劉向所撰書錄匯為《別錄》，原書已佚，今殘存八篇，大致可見其面貌。劉向之后，劉歆子承父業，繼續領校中秘之書，并部次群書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冠以概述性質的輯略，總為《七略》?！镀呗浴吩瓡m佚，但其基本內容已為《漢志》所采錄。因此，早期典籍得以著錄傳布，有賴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編次之功。不過，今傳早期典籍多有與《史記》所言篇數相合，而與《漢志》著錄不同者，如《孟子》《孫子》《新語》即是。此或仍是民間傳本之舊，而非劉向校定之新本。因為西漢中秘所藏，外人難以觀覽傳抄，王莽之亂又并從焚燼，未得廣泛傳布也在情理之內。

我們今天尚能見到的早期典籍，雖然不見得都傳自中秘之書，但大致都經過漢人的口傳記錄、編訂整理，方成為定本。如今題漢伏勝撰《尚書大傳》，而據《玉?！肪砣咭吨信d書目》：案鄭康成序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后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后，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梢姶藭m傳自伏生，但并非記錄其口說，而是張生、歐陽生雜以己意，書成于眾手。劉向始校理為四十一篇，鄭玄又詮次作八十三篇?！端逯尽穭t云：“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薄督浀溽屛摹洝芬嘣疲骸啊渡袝髠鳌啡恚?。”因此，后人皆題作“漢伏勝撰”?！端膸烊珪偰俊芳磽嵭蛟疲骸按恕秱鳌纺藦埳?、歐陽生所述，特源出于勝，非勝自撰?！?實際漢前古書成書大致如此，不獨《尚書大傳》為然。

四、古籍的結集、抄撰與編纂

關于古籍結構的歷史演變，李零曾經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好像氣體，種類和篇卷構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后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其實，古籍結構演變總體而言始終是處在動態的過程，固定只是針對個體而言。在紙張廣泛用于書寫和雕版印刷流行的背景下，古籍結構演變主要是內容的重組與再構，包括有總集、別集、抄撰、類書、叢書等書籍樣式。

根據前文所述，今傳先秦諸子之書，實際已粗具后世文集性質，但是因內容駁雜，體例不一，作者難辨，視作學派文獻匯編或更為恰當?！稘h志》“詩賦略”既有屈原、賈誼、揚雄等各家之賦，又有《淮南王群臣賦》《客主賦》《淮南歌詩》等合集，實際已涵蓋總集、別集類型作品。四部分類確立之后，集部內容除詩文評類具有原創和獨立性之外，總集、別集都具有匯編結集性質?？偧侵付辔蛔骷以娢脑~曲作品的匯集，總集的編纂方式，既可以籠而統之，又可以依據文體、時代、地域、流派、類別進行匯編，編輯方法則有全集與選集之分?！对娊洝贰冻o》《昭明文選》《玉臺新詠》都是早期總集的典范之作。別集是指個人作品的結集。漢魏六朝時期，別集漸盛，見于《隋書·經籍志》者就有八百余部。《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小序總結說：“集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后人追題也。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薄凹钡某霈F改變了簡帛時代書籍以單篇流行的形式，而這與紙張作為書寫材料的廣泛采用，在時間上是吻合的。唐宋之后，總集、別集成為古籍編纂的重要形式，成書數量巨大。如白居易《白氏集后記》有云：“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后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后集》五卷，自為記。前后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毖又燎迦?，別集可考者多達三萬余家，文人學者幾乎人人有集。時至今日，編纂總集、別集仍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內容，《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都是新整理的典型總集作品。

抄撰是指采用已有文獻，按照一定編纂目的進行的節抄、集抄類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既有對于原書的節錄，亦有抄撰者的匯編加工，可謂編、撰合一。據其性質而論，孔子時代利用舊典編選“書”“詩”，即可視為抄撰?！稘h志》“諸子略”著錄《儒家言》十八篇、《道家言》二篇、《雜陰陽》三十八篇、《法家言》二篇、《雜家言》一篇、《百家》百三十九篇，“兵書略”著錄《雜家兵法》五十七篇，均注不知作者，義例亦無可考，如循名察實，當即諸子類之雜抄。但是早期典籍中此類文獻，或源于檔案文書，或源于口傳記錄，與真正意義的抄撰之書還不可等同。抄撰性質書籍的出現應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有文本穩定的成書，二是紙張廣泛用于書寫，給予書籍抄寫、流通以便利。抄撰出來的新書，書名多附帶“鈔（抄）”字，或另賦新名。漢代書籍流通不廣，抄寫又不便利，故《漢志》明確著錄為抄撰性質的書籍尚不多見。唯劉向利用中秘藏書的便利，編有《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性質與抄撰差似，但所采文獻并非文本穩定的成書，亦可歸入諸子之書、成一家之言者。魏晉以降，抄撰性質的書籍漸次增加，故《隋志》頗多著錄，如經部著錄范寧《禮雜問》十卷，另著錄《禮雜問答》八卷、六卷本，還著錄有何佟之《禮雜問答鈔》一卷，或都是源于《禮雜問》十卷本；再如著錄何承天《禮論》三百卷之后，又錄庾蔚之《禮論鈔》二十卷、王儉《禮論要鈔》十卷、賀瑒《禮論要鈔》一百卷、《禮論鈔》六十九卷、《禮論要鈔》十卷，文獻當屬同源，只是節抄者各取所需，以致成書面貌各異。集抄類書籍，多具有專題文獻匯編性質，有些可能是編者為著述進行的文獻準備，如《隋志》卷三三錄有任昉《地理書抄》九卷，陸澄《地理書抄》二十卷，而他們又分別著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魏晉南北朝時期，王公貴族有聚書風氣，往往雇人傭書，除錄寫原書副本之外，亦不乏節抄、集抄以為己著者。官方甚至有設“抄撰學士”專職于此者 。《金樓子·著書》羅列梁元帝蕭繹著述677卷，當屬學士抄撰而成。此類抄撰風氣，在佛典纂集方面亦頗為盛行。如《略成實論記》記載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集結名僧五百余人，抄比《成實論》，略為九卷，寫百部以流傳天下。章學誠《校讎通例》于抄撰之編盛行不以為然，斥之為后世學術茍簡反映，謂宜另立書抄一類，附于諸史抄之后。其實，抄撰之書的涌現是寫本時代文獻傳播樣態的映照，符合難以接觸官方典藏的讀書人的現實需要，具有傳播保存文獻的意義。

類書，古代也稱類事之書，是指抄撮古籍中的史料典故、名物制度、詩賦文章、儷詞駢語，分門別類或按韻部排纂，以供檢索的書籍形式。因為涉及內容廣泛，在古典目錄學中，往往難以歸類，故《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序云：“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鳖悤某霈F，也是紙張用作書寫材料，書籍輕便易得背景下的產物。三國魏文帝曹丕命儒臣編輯的《皇覽》，是學界公認最早的一部類書。宋王應麟即云：“類事之書始于《皇覽》”（《玉海》卷五十四），《四庫全書總目》也說：“考割裂古書，分隸門目者，始魏繆襲、王象之《皇覽》”（卷一百二十三《古今說?！窏l）。魏晉南北朝時期，適應文學創作上講究用事與辭藻的風尚，抄撮典故、辭藻的類書屢有造作，但多已亡佚，只是在敦煌遺書和海外寫本中保存有部分殘帙?，F存類書，最為著名的是唐代編輯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宋代編輯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分T書；明代永樂年間編輯的《永樂大典》（22877卷），清初編輯的《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則可謂是類書中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永樂大典》因其豐富的內容和曲折的存藏經歷，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注意。

類書的主要功能原本只是便于檢索典故、詞句，然而流傳至今日的類書，卻在文本輯佚、?？焙头从持R分類方面體現出重要的文獻學價值。類書都是大量抄錄古籍，許多古籍的原本因為天災人禍而亡佚或殘缺，類書就成了輯錄佚書佚文的淵藪，如《太平御覽》引書凡1689種，十之七八均已不傳；《太平廣記》引錄古小說約五百種，原書已有大半失傳，原書尚存者也可從中輯出不少佚文。《永樂大典》采用按韻部排纂的形式，韻部之下往往完整抄錄古籍，保存了若干佚書的原貌。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了四百余部佚書。現在《永樂大典》全書雖已不傳，但在佚存的近千卷中，仍時有新的佚文發現。即便類書所錄有傳本的古籍，因為原本輾轉抄刻，錯訛在所難免，類書的文本正可作為校勘的參照。號稱當時最善之本的《四庫全書》本《水經注》，即是清儒戴震據《永樂大典》抄本校訂而成。傳世本《魏書》的《禮志》《刑法志》有脫文，學人習而不察，清儒盧文弨和近人陳垣、唐長孺依據《通典》《冊府元龜》引錄文本?？?，方補足了脫文。今人陳尚君撰《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主要依據《冊府元龜》資料復原《舊五代史》的面貌，堪稱利用類書輯佚?？钡闹匾晒?。

類書可以分為綜合性類書和專科性類書，因為博采群書，內容豐富，故有古代百科全書之稱。當然，類書與現代意義的百科全書，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類書分門別類的形式，承繼了中國古老的分類思想，體現出不同時期知識分類觀念和知識結構的變化，對于學術史、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如近古時期大量的通俗類書，就是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寶貴文獻資料。

叢書，是指把多部不同的書匯編到一起，冠以總名。類書與叢書均根據已有古籍編纂而成，但類書是割散原書，重新分類編纂，而叢書則是保持原書的完整性，一般都是整部收入?！皡矔敝钤缫娪谔迫岁扆斆傻摹扼覞蓞矔?，但該書性質是文集而不是叢書。后人多將成書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俞鼎孫、俞經編《儒學警悟》作為叢書之源，這部叢書收入了六部宋人著作。其次是南宋左圭的《百川學?！?，收錄唐宋人著作100種179卷。叢書根據性質可以分為專科類叢書和綜合類叢書，所謂叢書起源只是就綜合類叢書而言。實際?？祁悈矔赡芷鹪锤?，如先秦即有的“六經”之說，三國時所稱的“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完全可以視作叢書之名。明清時期，叢書成為編纂刊刻古籍的重要形式，先秦至宋元的古籍文獻，大多都被收入叢書。20世紀50年代，上海圖書館根據國內41家圖書館收藏編纂的《中國叢書綜錄》，收錄叢書2797種，子目書名七萬余條（去除重復，共得38891條）。陽海清編《中國叢書廣錄》，又收錄叢書3279種，子目汰去重出，亦有四萬余條。兩書合計子目，當在五萬種左右。這個數字顯然還不是完全的統計，釋藏和新學類叢書都不包括在內。因此，叢書是我們今天利用古籍文獻的重要來源。現存古籍的版本也以叢書本居多，大量古籍特別是篇幅較小者，都賴叢書得以流傳至今，否則早已失傳。

叢書的采錄標準和排列次序因編纂宗旨而異，大多只是粗分門類，隨編隨刻，不似類書有嚴謹的結構體系，也沒有嚴格的次序。但是，《四庫全書》《大藏經》《道藏》等叢書，因其體大思精而成為古籍編纂的典范之作，影響巨大。其中，《四庫全書》以國家之力，廣集傳世古籍，選擇善本，按照嚴格的目錄體系分類編次謄錄，并撰寫提要考辨內容與形式，成為體現古典目錄、版本、?？?、辨偽、輯佚諸學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如今，已有學者將《四庫全書》相關研究命名為“四庫學”，成為古典文獻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洞蟛亟洝贰兜啦亍范季哂凶约邯毺氐木幾塍w例，前者以經、律、論分部，后者以三洞六輔分類，網羅了大部分的佛道文獻，使其免于散佚。清代周永年撰有《儒藏說》，提出仿效佛、道藏的體例，纂集儒家經籍為《儒藏》，《四庫全書》的編纂即受其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