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航滿
近來編了一冊關于書的文集,本擬名為書話集,想起唐弢先生在《晦庵書話》中對書話的闡述,乃是“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并被熱愛書話的朋友奉為圭臬。
《一枕書夢》
朱航滿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為也曾自以為寫過幾冊書話著作的作者,我讀唐弢先生的這個對于書話的定義,感覺頗有道理,但對比時下各種書話作品,卻總是覺得不是滋味。由此想來,書話作為一種特別的文體,可以看作是關于書的紀事,關于書的閑話,關于書的掌故,以及關于書的趣聞,這也便是唐弢先生所說的“一點事實,一點掌故”。對于熱愛寫作的朋友來說,寫作書話,其實并不是難事,難的是有無這“一點事實,一點掌故”。真正的書話寫作,其實并非人人可為,而是掌握這些“事實”與“掌故”的作者,他們或者是編輯家、出版家、藏書家,甚或是極有情趣的文人學者。而由此,書話,也才能成為他們在閑余之際所寫的一種特別文章。我以為很少有專門的書話家,因為關于書的“事實”與“掌故”畢竟是有限的。作為藏書家的黃裳先生,晚年就常常會為寫文章沒有材料而苦惱。書話作為一種文體,又因為這“一點”的緣故,多是短的,很少長篇大論;又因為“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則又是言之有物和活潑可讀的,而絕不是材料堆砌的八股東西。
談起書話,首先想到《晦庵書話》。唐弢先生是現代文學研究者,也是著名雜文家,而他的另一個醒目的身份,則是新文學版本的收藏者。唐弢的新文學版本收藏極為豐富,現代文學館的藏書,或有半壁為其捐贈,后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專門印制了《唐弢藏書目錄》作為紀念。因為這幾種特殊的身份疊加,讓唐弢在寫作書話時,能夠游刃有余,談書作文頗如囊中取寶,而先生又總是平靜而克制的,那抒情的氣息是淡淡的,令人如聞清香。這才是真正讀書人的神采。繼承唐弢新文學書話寫作衣缽的,是供職于《人民日報》社副刊的編輯家姜德明先生。姜先生對唐弢先生是極為追慕的,除了大量收藏新文學書籍之外,姜先生還善于交游,且還寫一手漂亮的文章。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姜先生的散文寫作十分活躍。此外,姜先生早年還專門研究魯迅,并就此曾寫過一部研究魯迅的書話作品,與唐弢先生的研究,亦有承接之意。無論是唐弢先生,還是姜德明先生,他們的書話寫作,都是建立在對現代文學史料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的,由此使得他們能夠對掌握的材料迅速做出精準判斷,從而寫出一篇篇雋永有味的短文。我把唐弢和姜先生,看作是藏書家一路的書話家。
或許是唐弢先生的《晦庵書話》太有名氣了,追隨者眾,但有大成就者少。黃裳曾寫過一篇《擬書話》,便是對唐弢的書話體文章的仿寫。作為著名藏書家和散文家的黃裳,按說可以就此寫出一大批的“書話”作品來的。但我理解,在黃裳的心中,這個“書話”是有特別的含義的,乃是屬于唐弢和新文學版本領域,故而他的這篇《擬書話》,所談也是難得一見的新文學珍本,而他或也有將自己的談古書文章與此作以區別的。黃裳是著名藏書家,主要收藏明清珍籍善本,他的關于藏書的文章,卻少以“書話”來命名。作為藏書家,黃裳最有代表的談書文集,一本為《書之歸去來》,另一本應為《來燕榭書跋》,這兩本書都是他人難以寫來的。
藏書家寫書話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若是能夠有一支妙筆,則能如巖中花樹一般,寂寞的藏書生涯也變得燦爛起來。作為藏書家代表的書話家,除了黃裳、唐弢和姜德明,最為著名的,還有收藏古籍的鄭振鐸、阿英、葉靈鳳、周越然等名流前輩,其中以鄭振鐸的《西諦書話》最為可看。鄭振鐸在抗戰中,與虎狼之輩爭奪典籍,乃是真正的“虎口奪食”,用他的話來說,便是“劫中得書記”,這劫難是民族文化的災難。鄭振鐸能夠寫得一手極漂亮的文章,而他又總是不掩飾自己哀樂,得書之幸與失書之痛總是躍然紙上。
當代藏書家眾,能如鄭振鐸和黃裳這樣寫寫藏書閑話的,卻是寥若晨星。其中可以推舉的,則是京城的韋力和謝其章二位,兩位都是有名的民間藏書家。韋力先生以中國古籍版本收藏享譽,謝其章先生以收藏現代人文期刊著名,兩人也均是著作等身,其中韋力先生的《得書記》《失書記》與謝先生的《搜書記》《搜書后記》,堪為佳品。《得書記》與《失書記》多寫拍場上的得失掌故,是頗為好看的。而《搜書記》和《搜書后記》則是一位民間藏書人辛苦輾轉于冷攤的記錄,其中的喜怒哀樂,讀后令人扼腕。
談以“書話”為名的著作,除了《晦庵書話》,另一本書話名作,應該是周作人的《知堂書話》。周作人是現代以來讀書極為博雜的文人,他的著作如《夜讀抄》《書房一角》《秉燭談》之類,均顯示出濃濃的書齋氣息,但以“知堂書話”來命名,實為鍾叔河先生的手筆。其實,鍾先生的這個命名并不準確。周作人創造了一種特別的“抄書體”寫作范式。但周氏的讀書隨筆,很少寫關于書的“一點事實,一點掌故”,可以列舉的,僅有《東京的書店》《廠甸》《舊書回想記》《我的雜學》《陶集小記》些許篇章。我曾有意搜羅周氏關于買書、藏書、寫書的閑談文字,成一冊真正書話著作,并擬名為《苦雨齋書話》。周作人的這種讀書文章,我稱為文章家的讀書記,追隨這種特別的寫作的,最為稱道的有北京的谷林、蘇州的王稼句和定居紐約的張宗子,前者的代表作為《書邊雜寫》,后者的代表作為《看書瑣記》,張宗子的代表作則是《書時光》。
鍾叔河先生編選《知堂書話》,已成為當代讀書隨筆的經典文本。而鍾先生作為編輯家,除了大半生為周作人編選文集之外,還曾主持“走向世界叢書”,更是影響巨大。但遺憾的是,作為一生為書操勞的編輯家,鍾先生并未出版過一冊以“書話”為名的集子。后來偶讀鍾先生的書信集,得知先生早年曾有過一冊《念樓話書》,而未得出版。我有幸得鍾先生允諾,重操此事,并終成一冊。《念樓話書》是一冊關于書的書,更是一冊編輯家的書話書。
諸如鍾叔河先生這樣的編輯家書話,坊間也有不少,但如鍾先生這樣成績顯赫、經歷坎坷而又百折不撓者,則是寥寥無幾。在《念樓話書》的編后記中,我有這樣的感慨:“鍾叔河先生一生經歷坎坷,所幸與書為伴,成果多玉汝于困苦之中。”鍾叔河先生的幸運在于,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從而得以大顯身手。而鍾先生出版“走向世界叢書”以及其他諸多好書,有開風氣之舉,對于推動時代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貢獻。甚至可以說,新時期文化的復興與繁榮,與鍾叔河這樣一大批出版人和編輯家有著重要的關聯,他們所寫的書人書事也是最為值得關注的。其中,南有鍾叔河,北有三聯書店的范用,但范先生似乎并不善寫書話文章。我最為關注的,則是一冊由范先生編選的《愛看書的廣告》,體例特別。后繼者沈昌文先生,出版過一冊《閣樓人語》,是主編《讀書》雜志的絮語閑話,也算是一本特別的書話。作為編輯的揚之水在三聯《讀書》雜志供職十年,寫過諸多的讀書隨筆,如果要算書話的話,她的日記《〈讀書〉十年》也是特別,其中買書、讀書和編刊的閑話掌故,俯拾皆是。
(本文節選自《一枕書夢》序言,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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