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的勞動關系架構中，工會作為工人權益的代表者，本應是守護工人利益的堅固堡壘，可現實中卻常給人一種“存在感”稀薄，難以充分為工人伸張正義的印象，這一現象值得深入剖析。

從工會的定位與職能來看，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其基本職責。《工會的基本職責》一書中便著重強調，工會要成為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切實保護、調動和發揮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諸多因素導致工會難以充分履職。

工會干部身份與利益的制約是關鍵問題。在不少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里，工會干部與企業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工會干部是企業經營者的近親屬，或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這就使得他們在面對職工權益受侵害時，陷入兩難境地。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們往往選擇沉默或妥協，難以堅定地站在職工一方。例如，當企業出現非法解除勞動合同、無故拖欠職工工資等情況時，這些工會干部可能因忌憚企業管理層，不敢旗幟鮮明地為職工發聲，使得工會在關鍵時候缺位，無法發揮應有的維權作用。

經濟上對企業的依賴也削弱了工會的獨立性。據相關數據顯示，工會60%的經費來自企業撥款 ，這種經濟依附關系讓工會在行使職能時有所顧慮。俗話說“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在經費來源受制于企業的情況下，工會在處理勞動糾紛、與企業進行談判時，很難做到毫無保留地為職工爭取權益，擔心過度維權會影響到工會自身的經費支持，進而限制了其維權行動的力度和范圍。

工會組織結構與工作效率也影響著其維權效果。部分工會組織結構復雜，決策過程繁瑣，面對瞬息萬變的勞動關系和突發的職工權益受損事件，難以迅速做出反應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一些勞動爭議案件中，繁瑣的內部流程使得工會的介入滯后，錯過了最佳的維權時機，讓職工對工會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新就業形態不斷涌現的當下，工會的覆蓋范圍存在明顯不足。像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大量自由職業者，他們工作靈活分散，工會覆蓋率不到15% 。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勞動者在權益受到侵害時，無法及時獲得工會的支持與幫助。當這些新業態從業者遭遇平臺不合理規則、拖欠報酬等問題時，由于缺乏工會的組織和協調，他們往往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只能依靠個人力量艱難維權。

盡管存在上述困境，但也不能對工會的作用全盤否定。近年來，全國總工會及各地工會積極作為，通過一系列舉措展現了為職工維權的決心和成效。全國總工會發布職工法律援助十大典型案例，涉及追討欠薪、工亡賠償、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等多方面，彰顯了工會在解決職工“急難愁盼”問題上的努力 。在一些地區，工會通過與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門建立協作聯動機制，為職工提供更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務。承德市總工會聯合多部門為91名職工追討回173萬余元工資欠款 ；上海市總工會快速響應，幫助601名職工解決因超市關閉引發的勞動糾紛，在不到20天內讓550余名職工拿到勞動報酬及經濟補償 。這些案例表明，只要工會突破自身局限，積極行動，就能在維護職工權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要改變工會難以伸張正義的現狀，需從多方面著手。應完善工會干部選拔任用機制，避免工會干部與企業管理層存在利益關聯，確保其能真正代表職工利益；在經費來源上，探索多元化渠道，減少對企業的依賴，增強工會的獨立性；優化工會組織結構，簡化決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使其能更迅速地應對職工權益問題；加大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工會組建力度，擴大工會覆蓋范圍，讓更多勞動者能享受到工會的服務與保護。只有這樣，工會才能重拾工人信任，真正成為工人權益的堅實捍衛者，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