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序

這是筆者2001年以“俞可輝”的筆名，為當時的一本華文雜志《中國人》撰寫的一篇文章，記錄了這場荷蘭華人歷史上自發的首次大規模維權事件，以地方政府為抗議的目標，抗議鹿特丹市政府對唐人街治安惡化的消極態度。

這本雜志以后也辦了好幾期，我一直為其撰稿，但是雜志難以為繼。

當時的鹿特丹市長，就是后來呂特內閣的司法部長Opstelten，上任后不久就下臺了。

歲月如白駒過隙，當年參加游行示威的，孩子長成了漢子；正當盛年的我和許多參與者，也漸漸步入老年；更有不勝唏噓的仙逝者。所幸還有許多親歷者、見證者，印證著這篇文章的每一個細節，告訴更多的后來者、繼承者：什么叫維權？如何維權？什么叫做融入社會？怎樣才算是跟主流社會同步？荷蘭華人，如何在旅居國社會中，尊重社會的價值觀，遵守一切游戲規則的同時，更加全方位地顯示面孔，發揮作用，有理有利有節地喊出我們這個東方古老民族的聲音，而不僅僅在傳統節日里耍弄游戲，作圖騰式的舞龍舞獅。

呵呵，選擇在今年重新刊出，好像也是因為今年也有華人的抗議活動吧！

從2001開始，荷蘭華人懂得公開表達自己的不滿，或投書、交涉，或大規模上街示威了，有成功的，比如說這一次，還有疫情初期抗議荷蘭電臺播放的辱華歌曲等等的若干次；也有根本不成功的，比如若干次，可能因為大氣候如此；但也有能夠“茍延殘喘”的，如抗議取消少數族裔語言廣播電臺的那一次，包括“荷華傳真”等少數族裔電臺得以削減規模又維持了幾年。

此次全文原裝刊出，刪去幾個敏感字眼而已。

抗議聲浪的余韻 —— 華人鹿特丹二五大示威后的思索

我揭開新世紀日歷的這一頁……

公元2001年的2月5日，在荷蘭華人史上是值得記載的一頁，而對于鹿特丹市長Opstelten來說，可能是個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日子。

下午，將近二千名華人，在市政廳門前，舉行具有歷史意義的示威抗議，Opstelten先生在憤慨而又有節制的口號聲中接過了請愿信，他有條不紊地招架了記者之后，對眼前的一大群不再沉默的華人發表措辭審慎的演講，承諾改善“唐人街”一帶的治安──該區治安惡化，是這次抗議示威的導火線。

幾個鐘頭之后，Opstelten先生笑容可掬，衣冠楚楚，和另外一些同樣衣冠楚楚的華人坐在一起，舉杯共祝中國新年快樂，賓主重復著中荷友誼的永恒話題。De Doelen大廳里面的輕歌曼舞，述說著另一種心情、另一個世界。

兩組鏡頭只是一種很偶然的平衡蒙太奇，不過，荷蘭傳媒似乎就聚焦在第一組鏡頭上。

三個承諾、兩點要求和一串反響

讓我們也先不和市長先生客套了，且回憶一下Opstelten先生當日下午面對不滿的華人，作了些什么承諾，又對華人提了些什么要求。

承諾之一﹕在當地街區巡邏對付搶劫的警員數目已經加倍；

承諾之二﹕新設立的晚間監察市中心治安的特別小組已經開始工作并取得了成功；

承諾之三﹕希望和華人繼續加強溝通聯系，共同解決問題。政府和華人已經有過對話，下一次的聚會也將作安排。

要求之一﹕華人要習慣報案，否則警方難以采取行動；

要求之二﹕像本市所有居民一樣，每人都需要為個人的安全負責任，希望華人上街不要帶太多現款，餐館店鋪要采取保安措施，如同本城市其他的企業經營者一樣。

Opstelten先生再三表示會嚴肅認真地對待華人的問題，我們相信他的誠意。

三點承諾有點兒官腔，但是目前也只能接受，因為Opstelten先生也只能說到這一步。不過，兩個要求在華人社會里就有不同的反響。

反響之一﹕華人說治安惡化、情況嚴重；政府和警方說從報案數字來看，并非如此。顯然政府在推卸責任。如果說華人遇上罪案后很少報案是個事實，那么政府和警方要想想，為什么華人不報案或者少報案？即使報案數字和反映的實際情況有出入，警方難道就漠視市民的安全訴求了嗎？

反響之二﹕城市治安不好，作為警方首長和市長應該承當責任，認真檢討；現在的說法，反而說華人應該首先自己負責。這樣的政府實際對國計民生都不負責，當時就不應該為Opstelten這番話鼓掌。

反響之三﹕荷蘭警察和司法部門的工作質素，根本就不令人滿意，即使從一般治安的角度來說他們的工作也不合要求，例如，有事找不到人，出事又愛理不理，專業水準不高，推搪敷衍本事卻不小。華人對政府和警方不要抱太大希望，最好學會自衛！

反響之四﹕市長反將華人一軍，話中有話。為什么就搶你華人呢？為什么提到“不要帶那么多款項上街”呢？早就有某某失竊被劫或者失火水淹不見了數十萬而不敢聲張的種種傳聞。如果再張揚下去，萬一政府認真起來，我們能夠拍著胸膛講真話嗎？

讀者諸君，您又如何回應呢？

荷蘭的差大哥，敬業樂業幾個字怎么寫？

2月22日，一份有關世界18個發達國家警察的調查報告公布了，看來對荷蘭警察的不滿并非華人。其他17個國家國民，對他們的警員工作都持肯定態度，只有荷蘭人不滿警員！在美國和加拿大，對警員對付罪案表示滿意的比率接近9成，而荷蘭只有52%。在所有參加調查國家中，平均7成市民滿意案發后警員提供的幫助，荷蘭的滿意率只有43%!

這份最新的調查報告有荷蘭專家參與調查，只是，荷蘭警務專員顧問委員會對報告并不全部認同。這可以理解。

政客和業余政客的方略異同

在鹿特丹遇劫的華人幾乎都稱劫匪是一些深色皮膚的青少年。

對1998年的罪案數字做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當時的青少年犯罪率平均為1.3%，但是，外僑青少年犯罪率高出五至六倍。其中，安德列斯青少年的犯罪率為8.4%，位居榜首；其次為摩洛哥、南斯拉夫和蘇里南裔青少年。

司法部1999年的工作主題就是“對付青少年犯罪”，附之以一系列措施。可是，后果又如何呢？雖然司法部的1999年的年度報告洋洋19頁，充滿著顯示工作有成績的個案和實例，還有數字，但是一個特別委員會commissie-Bandell在2001年2月呈交的調查指出﹕司法部對解決外僑青少年犯罪工作很多方面不足，必須重新找出全國性的解決辦法！

政客們往往有很多高明的意見見解，需要反復辯論，這意味著﹕等！但是，一名普通華人在數分鐘內，就會失去他的心愛，他的財物。

我的一位友人C先生，2月5號在抗議活動結束后，與我喝咖啡。他可稱為老華僑一類，為人正直，風趣幽默，也喜歡縱橫世界大事，但頗多奇談怪論。

“如何對付強奸犯？最好找些愛滋病女人來，為社會安定作貢獻……”

“你知道嗎？過去阿姆斯特丹某某酒樓，常常有×鬼騷擾，結果，廚房眾兄弟手拿菜刀，放了一兩個的血，×鬼們就聽話了。”

“建議市政府允許華人在唐人街開賭和買大麻，這樣，就有大阿哥來照應，為了生意的興隆，自然會國泰民安了。”

“別聽政客那一套，他們拿了工資，就要在國會說話；如果沒話可說，他們就失業了。”

C先生沒有喝酒，他喝的只是咖啡。他的廢話和胡話，核心是以暴易暴，以黑吃黑，不過，卻充滿對政客們的不信任和對體制的懷疑。

錢是“治惡之源”？

無論如何，包括Opstelten先生在內的政要還是要遵循正常的渠道解決城市罪案，解決外僑犯罪率高企問題。

在1999年的司法部年度報告中，顯示警方和司法部門在招聘人手和添置物質材料方面用了將近3億荷盾，超過預算的2億3千萬。要增加警員，就需要錢。

2月21 日，作為鹿特丹市長兼荷蘭警務首長聯會主席的Opstelten，和其他警方高層一起，在海牙向內政部提出要求﹕未來數年多撥款20億盾，增加8000名警員，其中7000名專門維持街道治安。作為權益權宜之計，今年希望多撥2億7千萬，將警員的每周工作時間從36小時增加至38小時。Opstelten還指出，為了整頓街道治安，需要有其他措施，例如增加保安員、查票員，恢復街區警察執勤制度，協助警方維持公共秩序。警方也要添置器材。

看來，Opstelten先生還是很著力為治安問題操心的。

不過，警察工會認為Opstelten的意見片面，沒有顧及警員的工作環境和收入。警察工會發言人說﹕“你怎么能夠想象，警員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10盾收入呢？為什么沒有提及警員沒有第13個月工資這回事呢？”聽口氣，縱然華人示威的訴求之一的meer blauw op straat得到警方上層的接納認同，但是，下層警員──這些做實際工作的差大哥們似乎首先也講講錢，否則，他們來個罷工或者變相罷工，到時街道上還是老鼠比貓更神氣。

Coolsingel車水馬龍，這世界已經沒有了驚奇……

有關這次華人示威的起因和過程，已經無須再作描述。英雄排座次式的羅列大批名單，也違反了抗議活動發起人的初衷。

我只是記得，去年（編者注：2001年）的某月某日星期五，鹿特丹west- kruiskade的華人店鋪和公共活動場所，突然出現了用手寫然后復印的單張，手寫體的原始韻味雖然與電腦時代的氣息有點不協調，但是字體本身充滿力度和焦灼，似乎在說﹕快、快、快，不要等了！于是，從華人住宅、店鋪走出來了將近二千人，舉著橫額標語，喊著口號，為著自身的權益，向政府提出抗議。

荷蘭過去也有過華人示威，好像是為了北約對中國駐南使館的轟炸，這次，卻是為了我們在荷蘭生活的一群，向荷蘭政府發出不滿的聲音。這是歷史的第一次！

大約一百年前，荷蘭海員大罷工，可是從中國招募來的華人水手和鍋爐工卻堅持上工。由于文化差異和際遇的不同，荷蘭海員工會直指當時的華工是“工賊”。華人有向政府抗議的傳統嗎？這“封閉的一群”不是甘于逆來順受的嗎？可是，二五行動卻也讓荷蘭傳媒長了見識，二五前后差不多整整一個星期，荷蘭各大媒體都在為此大作文章。盡管爭取改善治安，爭取其他權益，前面還有漫長的路，但是，華人在荷蘭有了難能可貴的第一次！

基督教民主黨CDA領袖De Hoop Scheffer最近建議，將公民的安全權recht op veiligheid列入憲法。他說，接受教育和健康護理的權利都寫入了憲法，為什么安全權就沒有呢？CDA表示會近期提出法律提議。工黨PVDA也認同CDA這一見解。我又想到，這次抗議行動的幾位發起人和組織者曾經試圖參加工黨鹿特丹分部會議，反映華人訴求，那么，日后華人是否應該在政治層面上，更加積極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和荷蘭人，和其他族裔人士一起，商討國家大事呢？一些社會問題，是否須要爭取在政治和政黨的層面解決呢？

“Den Haag ，wat doe je nou？geen politie，geen leraar，geen verpleegster，geen toekomst！”我覺得，這是二五行動中寫得最好的一條標語。

（本文資料主要來自荷蘭司法部；Opstelten講話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黃錦鴻，寫于2001年2月2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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