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都報道，旨在規范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轄、有效防范部分地方的逐利執法問題的《公安機關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轄規定》已于今年3月內部印發，新規從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兩個層面給出詳細指導。公開信息顯示，內蒙古、湖南、黑龍江等多地公安機關已就此開展培訓學習，多地公安機關正基于該新規進行專項行動排查。

公安機關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備受矚目。3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在專題動員部署會上強調，要找準涉企執法存在的突出問題，刀刃向內、動真碰硬，采取更具針對性、更有實效性的措施，以“嚴教育”切實提高全警法治素養、執法能力，以“嚴監督”把問題發現在早、解決在小，以“嚴查糾”做到查糾一案、警示一片、規范一域。從媒體披露的新規主要內容來看，此番新規以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的細節規范和具體指引入手，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

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的辦理之所以被某些地方異化為趨利執法、被公眾揶揄為“遠洋捕撈”，核心在于執法手段呈現出地域性側重和差別化對待。跨省這個地域因素，使得某些執法的尺度、判斷摻雜太多利益考量。公安部新規從案件管轄權入手開始細化，試圖讓備受詬病的跨省涉企案件偵查盡可能減少非法治因素的干擾。

由于趨利執法現象多具有異地屬性，本地執法機關開始探索搭建抵制違規辦案的第一道防線：2024年8月，杭州市九堡派出所發布《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辦案》通知，提醒企業如果外地公安沒有在本地公安的陪同下，“非法入企辦案的，請立即110報警+錄像取證”，此舉就得到輿論頗多積極反饋和好評。

當犯罪地涉及多個省份時，公安部新規明確由主要犯罪地公安機關管轄，而在受害人為不特定人員或者參與人數眾多的網絡犯罪中，新規則明確由企業所在地公安機關管轄。在此之前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其實也有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機關管轄，只是過于寬泛的犯罪行為發生地、結果發生地等解釋，使得“擦邊即管”成為可能，客觀上為跨省趨利性執法開了制度后門。

特別是趨利執法現象集中的網絡犯罪案件，其法定的犯罪地，包括了用于實施犯罪行為的網絡服務使用的服務器所在地，網絡服務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網絡系統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他涉案人員使用的信息網絡系統所在地等多種。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杰的研究顯示，現有異地刑事司法案件涉及的對象幾乎都是具有網絡經營性質的民營企業，且注冊地多在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而異地刑事司法也多表現為“經濟相對較為落后地區到經濟發達地區執法”。

趨利執法的前提是選擇性執法，選擇有利于地方或者部門從中獲利的領域、企業類型進行區別執法，以刑事司法手段過度介入民事糾紛，敗壞地方營商環境和政府、執法機關的公信力。公安部新規就是試圖通過管轄權細化方式，來盡可能的避免管轄權的異化。與之呼應，包括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在內的諸多法律部門近期也依據各自法定職守出臺行動方案，策應公安部行動，讓整治趨利執法的努力能夠產生制度合力的治理效果。

法律的權威在于實施，法律的生命力也在于個案層面實打實地運用。以細化刑事案件管轄權的思路切入趨利執法的整治，始終離不開包括羈押必要性審查在內的檢察監督、司法監督，以及律師有效辯護等實質化庭審元素的積極參與。讓跨省涉企刑事案件的辦理遵循法治化的路徑、規則來進行，公安部新規的個案實踐效果需要各方司法力量的合力監督與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