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的一個清晨，福州西湖賓館禁閉室的鐵門 “吱呀”一聲被推開。 “老葉，你猜他們今天給咱們準備了幾頂高帽子？”滿臉胡茬的賀敏學沖著墻角正在寫檢查的葉飛擠了擠眼睛。這位福建省副省長在幽暗光線下挺直了腰板，舊軍裝第二顆紐扣上還沾著前日批斗會留下的墨汁。

中國大地上正在經歷特殊時期的動蕩，這股浪潮同樣席卷了福建。時年63歲的賀敏學早年在井岡山時期就與毛澤東結下深厚淵源，他的三妹賀子珍更是曾與毛主席有過十年婚姻。但此刻這些紅色履歷非但不是護身符，反而成了某些人眼中有待深挖的 “歷史問題”。當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被扣上 “反黨集團頭目”罪名時，賀敏學當著專案組的面拍案而起： “老葉帶著咱們打游擊那會兒，子彈可是往骨頭縫里鉆的！”這句話讓他的批斗材料上又多了條 “頑固對抗運動”的罪狀。

說來也怪，專案組審問時總愛把賀敏學與葉飛并案處理。這對三十年代就共同戰斗在閩東蘇區的老戰友，在禁閉室里倒像是回到了游擊歲月。看守們經常能聽見兩人用客家話爭論當年某場伏擊戰的細節，仿佛外界的喧囂都成了遙遠的背景音。有次專案人員強行要賀敏學揭發葉飛，這位老紅軍抓起毛筆在材料紙上寫下 “葉飛脾氣大，愛發火”，倒讓審問者面面相覷——這究竟是認罪書還是功勞簿？

鐵窗里的日子終究難熬。賀敏學后背的舊槍傷在陰冷牢房里反復發作，那是1934年第五次反 “圍剿”時留下的紀念。妻子李立英探監時看到他佝僂著身子寫檢查，指甲縫里還滲著墨跡，忍不住背過身抹眼淚。但老紅軍有他的倔強，某日趁著秘書送換洗衣物的機會，他悄悄塞了張字條： “告訴立英，就說我當年在永新縣坐國民黨大牢都沒怕過。”這話傳到家里，正在給周總理寫信的李立英又氣又笑，筆尖在信紙上洇開一朵墨花。

轉機出現在1967年早春。李立英輾轉托付外甥女李敏轉交的信件終于擺上了中南海的辦公桌。周總理握著電話聽筒沉吟片刻，轉身走向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批閱文件，聽聞賀敏學近況后放下毛筆： “敏學同志井岡山時期就帶著農民自衛軍打縣城，這樣的老革命怎么會反黨？”這句定論化作電波傳到福州時，關押賀敏學的軍管會負責人驚得打翻了茶杯——他們哪知道眼前這個 “頑固分子”，竟是毛主席親口認證的 “好同志”。

重獲自由那天，賀敏學特意把被抄家時扯破的軍裝補好穿上。路過省委大院時，他駐足望著墻上新刷的標語，突然扭頭對來接他的司機說： “去老葉家看看，不知道他的老寒腿犯沒犯。”汽車在三月細雨中駛過西湖，后視鏡里映出老人斑白的鬢角，像極了當年永新暴動時城墻上的霜花。

歷史總愛跟人開玩笑。當年在井岡山，賀敏學指揮農民自衛軍為紅軍守住第一個根據地；三十多年后，還是那個敢打敢拼的 “賀大炮”，在特殊歲月里用另一種方式堅守著革命者的尊嚴。據說后來有人問及這段經歷，老爺子總擺擺手： “主席都說我是好同志了，還有什么過不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