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期,諸侯爭霸,誰掌握了糧草,誰就掌控了戰場上的先機,而曹操這位亂世英雄,并非一開始就有強大的軍隊。
在創業階段,他缺糧少兵,四處碰壁,可誰也沒想到,他竟然靠“耕種”解決了這個難題,從而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帝國。
曹操的崛起
東漢王朝衰敗后,曾經富饒的土地,瞬間變成了戰爭的戰場。
良田被荒廢,無數百姓被迫背井離鄉,在生死線上掙扎,同時趁亂而起的強盜更是到處搶掠。
在這動蕩的時代,曹操憑借其卓越的軍事才華和政治手腕,開始嶄露頭角,他在連綿的戰火中尋找立足之地,逐步積累力量。
不過,創業之路并不平坦,他面臨的挑戰十分艱巨,兵力不足,能夠獨當一面的將領也很少,而最為緊迫的是糧食的極度短缺,這直接關系到曹操勢力的生死存亡。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謀士毛玠提出了一個極具遠見的戰略,建議曹操迎接當時流離失所的漢獻帝,占據政治上的高地,以此名義號令群雄。
更重要的是,他強調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充實軍糧儲備,這番話不僅為曹操指明了方向,也為日后影響深遠的屯田制度奠定了基礎。
公元192年,在袁紹的支持下,曹操擔任東郡太守,總算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但此時的他,根基尚淺,四周強敵環伺。
在占據兗州后的最初四年里,曹操的主要精力幾乎都投入到無休止的征戰之中,因此對內部治理有所疏忽,導致兗州內部問題重重,不僅爆發了嚴重的糧荒,還出現了大規模的叛亂。
為了擺脫資源匱乏的局面,曹操一度將目光投向相對富裕的徐州,并發動了進攻,然而在攻占徐州部分地區后,為了快速獲取資源和震懾反對者,他采取了極端殘酷的屠城手段。
徐州的慘痛經歷,無疑給曹操上了一課,單純的武力征服與資源掠奪,并不能帶來真正的穩定與持久的統治。
他逐漸意識到,必須轉變思路,尋求一種可持續的發展路徑,重視內部治理與經濟建設,贏得民心,建立穩固的統治基礎,一個強大的勢力,絕不僅僅依賴于軍事上的勝利,更需要全方位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建設。
公元196年,曹操終于平定了兗州的內部動亂,并擊敗了南下的袁術,獲得了一段寶貴的調整時間,于是他開始將重心轉向內部事務的整理,而首要解決的,依然是那個老問題——糧草。
屯田制的實施
恰在此時,棗祗與韓浩等人洞察時局,提出了具體的屯田構想,他們發現,連年的戰亂使得兗州等地出現了大量無人耕種的荒地,同時還有大批失去家園、食不厭精的難民。
曹操對此建議非常欣賞,當即決定在靠近都城許縣的地方進行試點,為了確保屯田順利推進,曹操還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他首先將因戰亂、逃亡等原因產生的無主荒地全部收歸國有,解決了土地來源問題,同時由國家統一將這些土地分配給愿意耕種的無地農民。
此外,國家還負責提供必要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農具,甚至珍貴的耕牛,在收獲分配上,則實行了一種官府與屯田民按比例分成的制度。
這種分成方式,既保證了國家的財政和軍糧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一種制度創新。
許縣的屯田試點,第一年就取得了驚人的成果,據說收獲糧食多達百萬斛,于是他下令在自己控制的所有州郡全面推廣屯田制。
根據不同地域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屯田主要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由現役士兵直接參與耕種,稱為“軍屯”;另一種則是招募難民進行耕種,稱為“民屯”,這兩種模式相輔相成。
屯田制的成功推行,對于曹魏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困擾曹操多年的軍隊后勤補給問題,為他之后數十年的征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使他能夠更加專注于戰略謀劃與戰場指揮。
同時大量難民得以安置,有了穩定的生計來源,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秩序的恢復與穩定,緩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降低了發生叛亂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這種“兵農結合”的模式,無形中增強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使得曹魏軍隊成為當時一支令人畏懼的力量,可以說,屯田制是支撐曹魏政權得以穩固并最終能夠逐鹿中原的關鍵基石之一。
不過,這套在曹魏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何在蜀漢和東吳那里卻效果不佳呢?其實并非諸葛亮或孫權不了解屯田的好處,關鍵在于他們各自面臨的內部條件限制。
屯田制的效果打折
在蜀漢和東吳統治的區域內,土地兼并問題早已存在且相當嚴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方豪強手中。
如果強行推行類似曹魏那樣大規模的官有屯田,勢必會觸犯這些根深蒂固的豪強集團的核心利益,引發他們的強烈反對,甚至可能動搖政權的穩定。
從歷史背景看,益州(蜀)和揚州、荊州部分地區(吳)相對來說較為安定,沒有經歷過像兗州那樣的長期戰亂對地方豪強勢力造成的巨大沖擊和洗牌,這導致蜀、吳兩地的本土豪強勢力異常強大,盤根錯節。
諸葛亮和孫權雖然也進行過一些屯田嘗試,但他們缺乏曹操在北方所擁有的關鍵前提——大量無主荒地以及相對被打壓、需要重新依附政權的豪強階層,因此他們在推行類似政策時,面臨的地方勢力阻力要大得多。
當然,屯田制本身也并非完美無瑕,其內在的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出來,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在于屯田官員的權力過大。
這些負責管理屯田事務的官員,往往集財政、軍事、民政甚至部分司法權于一身,在自己管轄的屯田區內形成了不受制約的絕對統治。
一些屯田官吏開始利用職權貪污公款、收受賄賂,更有甚者,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巧取豪奪,將本應屬于國家的屯田土地非法侵占,據為己有。
他們還強迫身份隸屬于國家的屯田民為自己從事私人勞役,進行殘酷剝削,發展到后來,一些高級屯田官甚至將轄區內的土地和屯田戶視為自己的私人財產,任意欺壓盤剝。
這種普遍的腐敗,嚴重損害了屯田制的核心功能,土地被不斷侵占,導致國家實際控制的耕地面積減少,農民不堪忍受壓榨,紛紛逃離,造成勞動力流失;最終結果便是糧食產量急劇下降。
曾經為曹魏提供堅實保障的屯田制,其效力大打折扣,從最初的保障機制,一步步淪為腐敗的溫床與激化社會矛盾的引爆點。
它不僅威脅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加劇了民生困苦,更動搖了曹魏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為這個一度強大的政權的最終衰落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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