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抗戰勝利60周年的獻禮片，電視劇《亮劍》在2005年播出后可謂一炮走紅。即便是20年后的今天，人們依舊借助無處不在的網絡將這部作品捧上同類題材作品的“神壇”而推崇備至。

究其原因，尊重歷史事實，不浮夸、不炒作的基本立場是關鍵，但真正吸引觀眾的，還是貫穿全劇的“晉西北鐵三角”革命友誼和李云龍、楚云飛一言難盡的亦敵亦友交集，讓人們在洞悉歷史環境的同時，平添了一份對人性的深度思考。

無獨有偶，作為劇中“旅長”原型的陳賡大將長子陳知非曾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及父親同黃埔同窗宋希濂的關系時，老人家直言不諱的說道：

其實，了解陳賡與宋希濂的人都清楚，二人的交情不僅在黃埔同窗中堪稱典范，放眼當時復雜的時代背景，能做到跨越意識形態和陣營對立、繼而保持一份純粹私人感情的可以說鳳毛麟角。

即便是在陳賡英年早逝后的20余年間里，只要有接觸或會晤對方家人的機會，宋希濂總會毫不猶豫的以自己的方式寄托一種對“老大哥”的哀思和眷念，屬實令人動容。

了解陳賡與宋希濂交往歷程的，大都會將二人的交集起始定格在黃埔一期的同窗歲月。其實，早在進入黃埔的前一年，二人便已結成革命道路上的“莫逆之交”。

說起陳賡與宋希濂的出身，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都算是中游往上的水準。陳賡的祖父陳翼瓊是征戰太平軍的湘軍名將，后因厭倦晚清官場權力爭斗的烏煙瘴氣而選擇解甲歸田。

雖說沒有給后代留下什么殷實的物質財富，但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家國天下的格局卻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家族后代。當然，也包括陳賡本人。這一點，從日后陳賡將名字由“庶康”改為“賡”字以示繼承和賡續祖父和父輩沙場建功立業的決心。

相比之下，宋希濂家族的前人更側重于“文治”方面。曾祖父宋蟾桂曾以參軍身份隨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楚軍首領左宗棠西征，頗受對方賞識。祖父宋光卿和父親宋樾山均以在家鄉興辦學堂而聞名。這樣的家庭環境熏陶下，讓青年宋希濂不自覺的比同齡人多出一份書生意氣。

宋希濂比陳賡小四歲，當他在長沙中學就讀時，陳賡已是在湘軍中摸爬滾打近5年的老兵。相似的是二人對當時興起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都充滿濃厚興趣，不同的是，宋希濂態度趨于保守緩和，而陳賡則抱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性。

因此，在報考黃埔軍校的前兩年時間里，陳賡通過進入教員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就讀而得以接觸國內剛剛興起的共產主義團體。在此期間，陳賡完成了兩件對日后革命生涯意義深遠的“里程碑”事件：

一是于1922年底主動申請加入了組織，成為日后新中國開國將帥中革命資歷較早者；二是在1923年初參加了轟動一時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行動，成為當時長沙青年的“明星”式人物。

機緣巧合之下，宋希濂在返鄉探親之際結識了“大名鼎鼎”的陳賡，二人性格上雖有內斂和健談之別，但胸懷報國之志的熱血豪情就這樣將二人緊密凝結在一起，自此開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之路。

1923年底，陳賡、宋希濂以及同鄉鄭洞國、鄧文儀等人共赴長沙，參加由時任廣州“大元帥府”大本營軍政部長、陸軍講武學校校長程潛組織的招聘考試，得到錄取后，幾人一同踏上了前赴廣州求學之路。

不過，等真正迎來開學之日，陳賡和宋希濂等人突然發現心目中的理想軍校與采取舊式教育的傳統軍校并無二致，加之學校在硬件設施和師資配備方面也極盡寒酸，陳賡等人也就倍加失望。

最終，在陳賡的號召下，幾人轉身報考了新成立的黃埔軍校，在這里開始了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光輝歲月。進入黃埔后的宋希濂在性格方面比此前開放了許多，整個人也變得談笑風生起來，只是，在看待革命發展走向的問題上，他與陳賡還是有著明顯的距離感。

在宋希濂看來，只要有革命領袖或先驅在前振臂一呼，依靠革命軍人集體的力量便可打碎舊機器，建立一個新時代；而陳賡卻進一步看到了工農大眾參與革命斗爭并形成合力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各階層聯合起來才能徹底推翻長期壓在國人頭上的“三座大山”。

當然，二人的認知差距不僅僅表現在對革命前途和軌跡的看法上，同樣體現在加入黨組織的態度上。當陳賡和周恩來積極吸納宋希濂加入我黨時，對方欣然同意，但理由卻有些令人一言難盡：跟著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等“支柱棟梁”以及陳賡這樣的人才一定會有前途的。

乍聽起來這話似乎沒什么不妥之處，但細思之后不難發現，將革命目標建立在追隨某個人或某些人的個人崇拜基礎上，顯然是有失公允且極具危險的。

果不其然，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宋希濂在兩大陣營、兩種主義間曾反復徘徊，一度陷入深深苦悶之中。或許是被一時的形勢發展所迷惑，亦或是抱著對老蔣“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態度，總之，宋希濂在此后與陳賡分道揚鑣了。

此后的歲月里，二人并未產生太多交集，除了1933年陳賡意外被捕后宋希濂聯合一眾黃埔同學向老蔣請命釋放對方外，也就是西安事變期間二人在處理“兵諫”善后事宜中的交流和接觸。

當然，不止是陳賡，宋希濂還見到了闊別近十年的“周主任”，師生幾人交談甚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下，彼此間又形成了一種久違的共識。用宋希濂的話講：

此后的抗日戰場上，國共雙方攜手抗日，宋希濂和陳賡都在各自戰場上打出了中國軍人的意志和風采，也都無愧于抗日名將的稱號。

只是，隨著接續而來的內戰烽火，二人再次由合作走向沖突。結果毋庸置疑，宋希濂作為老蔣西南決戰中部署的一支主力軍，在1949年底兵敗大渡河畔，隨即以俘虜身份被關押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即讓人毛骨悚然的白公館。

雖說有自己的下屬鐘彬及川軍元老王陵基、軍統出身的沈醉、徐遠舉等人相伴，但宋希濂卻顯得憂心忡忡。一來是出于軍人戰敗被俘的本能反應，二來則是對自己昔日所犯罪孽可能帶來的命運結局充滿渺茫和未知，尤其在得知自己關押后的居住地正是昔日老蔣囚禁北伐名將葉挺的場所后，這種消沉低迷的情緒愈發強烈。

彼時的陳賡剛剛指揮二野四兵團進駐云南昆明，在赴重慶開會期間特意前往白公館探視這位昔日老友。當然，一來是盡同窗摯友之誼，二來也是最關鍵的一點，設法開導對方積極配合戰犯教育改造工作，爭取早日回歸新社會。

為此，陳賡特意從鄧政委的辦公室“偷”出一瓶對方珍藏的茅臺酒用以在探視過程中“提質增效”，原本對方對一向古靈精怪的陳賡心存疑慮，得知是借以開展“統戰教育”工作，索性大手一揮，柜中酒任由陳賡驅使。

最終，情緒穩定下來的宋希濂有如吃了一顆定心丸，不僅欣然接受老大哥的諄諄告誡，在此后十年間的功德林改造生涯中，宋希濂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

遺憾的是，宋希濂特赦后僅過去兩年時間，積勞成疾的陳賡便因病溘然長逝，留下了無盡的遺憾……

值得一提的是，當陳賡大將遺孀傅涯于1985年赴美出差之際，以宋希濂、蔡文治、李默庵等一眾黃埔同窗在內的老人們集體隆重接待了這位故友的親屬。臨別之際，宋希濂將一筆錢硬塞到傅涯手中，在對方堅辭不受的推脫過程中，宋希濂緩緩道出了這樣一段話：

“這是我們共同的一點心意，請幫我們買一些鮮花，送到陳賡墓前，代我們紀念下這位亡友，順便告訴他一聲，我在這里一切安好……”

所謂的“莫逆之交”、“高山流水”也不過如此吧……多年以后，當被問及陳賡與宋希濂關系時，長子陳知非將二人的交往過程比作李云龍與楚云飛式的惺惺相惜。

其實，我們不妨這樣試著去理解：文學作品的創作都是立足于現實根基之上，而李云龍和楚云飛又何嘗不是以陳賡和宋希濂為參考原型進行創作，繼而引起觀者的情感共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