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蘇明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誰，但大家一定記得多年前一個的一個大眼睛女孩。

她手握一支鉛筆，用凍得通紅的小手在本子上歪歪扭扭的寫字，教室的窗戶沒有玻璃，孩子們都縮著脖子，裸露的手背布滿凍瘡。

誰也沒想到，這個女孩抬頭的瞬間，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更成為改寫中國鄉(xiāng)村教育的關鍵人物。

如今多年過去，蘇明娟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她有沒有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呢？

爆火的照片

北京攝影師解海龍帶著相機踏入這所山村小學時，眼前的景象讓他震驚：斑駁的土墻、缺腿的課桌、孩子們身上打著補丁的棉襖。

解海龍原本想記錄貧困地區(qū)的教育現(xiàn)狀，卻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捕捉到了一個震撼時代的眼神，蘇明娟抬起頭，一雙清亮如泉的眼睛直直望向鏡頭。

那目光里沒有怯懦，只有灼熱的渴望，像一把利劍刺穿了所有旁觀者的心。

這張黑白照片被命名為《我要上學》，刊登后引發(fā)海嘯般的反響。

人們第一次如此直觀地看到：在改革開放的第十三個年頭，仍有無數(shù)學童蜷縮在漏風的教室里，為一本課本、一支鉛筆掙扎。

蘇明娟的眼睛成了希望工程的象征，無數(shù)匯款單從城市飛向深山。

大連退休工人捐出畢生積蓄，天津老人堅持十年寄送文具，9名大學生湊出打工掙的100元。

善意如星火匯聚，照亮了蘇明娟的人生，更點燃了中國公益教育的燎原之勢。

從受助者到擺渡人

雖然有了大家的捐贈，可蘇明娟一家并沒有打算坐享其成。

父親蘇良友為湊學費，凌晨上山砍柴，手心的血泡磨破又結痂，母親把喂豬的米糠撒進稀粥，只為阻止饑餓的孩子們偷吃。

當社會各界的資助涌來時，這個樸實的農家父親卻說：“錢夠用了，剩下的該給更需要的娃。”

初中時的蘇明娟默默將600元資助轉給寧夏的回族女孩，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傳遞”的力量。

2002年考入安徽大學時，這個曾因70元學費瀕臨輟學的女孩，做出了更驚人的決定：退回所有捐款。

“我能勤工儉學，把錢留給更需要的人。”在烈日下發(fā)傳單，蘇明娟在寒冬里端盤子，把兼職工資塞進信封，署名“曾經的大眼睛”。

2006年，蘇明娟與解海龍拍賣照片版權籌得30萬元，在西藏建起“大眼睛小學”。

當藏族孩子們第一次坐在玻璃窗教室時，蘇明娟在高原的陽光下淚流滿面，她終于成了當年憧憬的“文化人”，但更重要的是她成為了他人的光。

在流量時代守護初心

2017年，34歲的蘇明娟當選安徽省團委副書記的消息引發(fā)軒然大波。

網友質疑：“憑一張照片就能當副廳級干部？”

事實上，這個職位既無編制也不領薪，只是公益性質的兼職。

面對非議，蘇明娟從未辯解，卻悄悄把3萬元積蓄投入新成立的助學基金。

有人拍到蘇明娟在菜市場為兩毛錢和小販討價還價，轉身就將省下的錢匯給貧困生。

丈夫曾抱怨：“我們的孩子也需要上學啊！”她只說：“沒有那些善意，我連抱怨的機會都沒有。”

如今在金寨縣希望小學的陳列室里，《我要上學》的照片依然掛在最醒目的位置。

照片下方多了一塊新展板：45名受助大學生的合影、兩所新建小學的剪彩照片、藏族孩子寄來的彩色手繪。

48歲的蘇明娟常帶著兒女來這里，指著展板上那些陌生面孔說：“這些叔叔阿姨和媽媽一樣，都是被無數(shù)雙手托出大山的人。”

結語

解海龍曾問蘇明娟：“如果當年沒拍那張照片，你現(xiàn)在會在哪兒？”她望著遠處起伏的山巒：“可能在浙江的縫紉廠，或者老家種板栗。”

這場始于偶然的機遇，最終演變成跨越三十年的公益接力。

從受助者到捐贈者，從“大眼睛女孩”到基金會發(fā)起人，蘇明娟始終相信：真正的希望工程不是建造多少教學樓，而是讓每個受益者都成為新的火種。

說實話，一個人做好人好事，一次可以，但能長久的堅持下，并付諸于行動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我們更應該以善意的心態(tài)去對待蘇明娟，而不是她獲得一點點的名聲，而去說她沽名釣譽。

試問，像蘇明娟這樣的人，世人有幾人能做到？

對于蘇明娟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