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破口大罵：“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

1928年1月，蔣介石重任“北伐軍”總司令，決定北伐攻打張作霖。該年4月，蔣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組成四個集團軍，興師北上伐張。

當“北伐軍”進入濟南時，日本借機二次出兵，在濟南槍殺中國軍民，制造了“五三慘案”。懾于日本人的軍事恫嚇，蔣介石忍辱屈服，繞過濟南繼續北進，于5月中旬將兵鋒逼近京津一帶。

在北京當了將近一年“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也抖擻精神欲與蔣軍決一死戰。“張上將軍”本人和張學良、楊宇霆分別擔任總、副司令，在京津一帶布置了三路大軍，嚴陣以待。一時間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

不過，形勢已明顯不利于張作霖。在已經發生過的戰事中，奉軍（東北軍）所屬張宗昌、孫傳芳部不堪一擊，節節敗退。奉軍的全面崩潰只是早晚的事。張作霖慘淡經營了一年的北京政權已是危在旦夕。

1928年4月20日，關東軍曾以參謀長齋滕恒少將的名義向陸軍省提出：“帝國政府應于奉軍敗退前聲明，為使關內戰亂不致波及滿洲，帝國政府將采取適當的自衛手段。另外，如奉軍或南方革命軍的武裝部隊無視這一聲明侵入關外時，關東軍應不失時機地把駐扎師團主力調至山海關或錦州附近，不管他們是張軍還是革命軍，均以武力阻止他們出關，必要時可解除其武裝后再準許其進入關外。”

前文說過，關東軍對張作霖已完全絕望。上述齋騰恒少將的建議表明，關東軍的意圖在于單方面解除奉軍武裝，逼張下野。狡猾的關東軍考慮到中央對張的不同態度，因此沒有過分地明目張膽，而是給這一強烈意圖包上了“嚴正中立”的外衣。

京津地區的緊張局勢對東北可能造成的影響，引起了田中內閣的關注。5月中旬接連召開兩次內閣會議專門討論這一問題，通過了“關于維持滿洲治安的方案”，并立即把一份備忘錄交給張作霖和蔣介石。備忘錄說：

“由于中國連年戰亂，一般國民生活陷入極度不安和困苦之中。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僑民亦不能安居樂業。因此，中外國民無不希望戰亂早一天結束，在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特別作為中國的鄰邦，與中國有著至深利害關系的日本帝國，亦在翹首以待。然而，如今戰亂已經波及平津，滿洲也將受其影響。日本帝國對維持滿洲治安至為重視，帝國政府極力阻止擾亂該地區治安，或有可能導致治安混亂事態之發生。因此，鑒于戰亂已經波及平津，其禍亂殃及滿洲之際，作為帝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計，不得不采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然帝國政府對交戰之雙方，采取嚴正中立之立場不會改變。因此，在采取以上措施時，將考慮到時機和方法，盡量做到對雙方都公平合理。”

這個方案還規定，如果奉軍盡早撤退，主動脫離接觸，秩序井然地退出關外，不影響治安，則日軍不一定非解除其武裝不可。但若是北伐軍進入關外，不管其采取何種形式，都要斷然予以阻止。

就實質而言，日本內閣的方案與關東軍向陸軍部提出的建議沒有什么兩樣，都有解除兩軍武裝的打算。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主張，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準允張作霖和他所統率的軍隊平安地撤回滿洲，讓他實行保境安民之策，最終實現滿洲與華北的分離。

備忘錄和16日通過的決議案，當天就電告了呆在北京的芳澤公使，并令芳澤帶著備忘錄去說服張作霖撤兵關外。

17日深夜，張作霖正在中南海“統一齋”內與梁士詒、李宣威等幾位客人打麻將牌，突然芳澤來訪。梁、李等人起身欲告辭，張則擺擺手道：“諸位稍候，我與芳澤沒什么可談的，不大功夫就能說完。”

實際上這是一次漫長的會談。

芳澤沒有單刀直入地談撤退的事。他先提出了簽訂中日合資修筑吉會鐵路合同的要求，并以日軍出兵協助奉軍為籌碼。他說：“如果大元帥能答應我們的要求，則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北伐軍隊渡黃河北上。”

張作霖不為所動，正色答曰：“我們家中的事，不勞鄰居費心，謝謝你們的好意。”

芳澤問：“你們打得過北伐軍嗎？”

張作霖淡淡答道：“打不過他們，我們可以退出關外。”

芳澤弦外有音地說：“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張作霖說：“關外是我們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我想，如果回關外的話，等打了敗仗之后恐怕不是最好的時機。形勢迫人，宜主動不宜被動，宜早不宜遲啊！”芳澤邊講邊把“備忘錄”呈交給張作霖，并詳細陳述了日本政府的方針，

他說：“大勢已經如此，為使戰亂不波及更廣，收拾軍隊撤回滿洲以維持滿洲治安，是萬全之策。東北軍如果不愿意被解除武裝，就應毫不猶豫地立即撤退。”

張作霖對芳澤所說的“萬全之策”很不感興趣。他當然希望能借助日本人的勢力，繼續留在關里，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君臨全國”。他深知日本人恐“赤”，因此極力強調自己在反“赤”方面的重要性。他說，日本人讓他下臺的想法是不明智的，如果他下臺，滿洲必將赤化，大大影響日本的利益。

但張作霖這一著是不靈驗的。在田中內閣的棋盤上，逼張作霖回關外是與反赤密切相關的一步棋。田中認為，在與蘇聯關系密切的馮玉祥進入京津地區之前，讓蔣介石進入該地區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才極力主張作霖盡快撤出關外。

誰知張作霖自有主張，并不很痛快地聽日本人安排。

芳澤知道一時勸動不了張作霖，便話頭一轉提起了另外一件事：“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

張作霖道：“尚無這方面的報告。”

芳澤以恫嚇的口吻說：“張宗昌的軍隊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該負一切責任。”

張作霖聞聽此言勃然大怒，“騰”地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地向地下一摔，磕成兩段，聲色俱厲地沖著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

張作霖說罷就丟下芳澤，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客廳。將近四個小時的會談就這樣收場了。

出兵不成，關東軍氣得暴跳如雷

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一郎于5月18日凌晨兩點接到陸軍次官通報的“備忘錄”，立即以解除奉天軍的武裝為目標，著手準備把關東軍派往錦州和把軍司令部遷往奉天。

設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突然忙碌起來。

入夜，司令部各個房間里燈火通明。總參謀長齋藤掩抑不住興奮之情，到處跑著喊叫著：“打仗了！打仗了！”

當天下午4點，司令部已經給關東軍駐扎師團第十四師團和由朝鮮駐屯軍緊急抽調來的第四十混成旅團，發出了準備出動的命令，并和南滿鐵路簽訂了運兵協定。次日，還給第十四師團下達了“20日在奉天集結后繼續向錦州進發”的命令，給混成四十旅團的命令是“21日在奉天集結”。

蠢蠢欲動的關東軍決心出兵，已是箭在弦上。

但關東軍的擅自出兵的決定遭到外務當局的反對。外務省認為，關東軍的這一舉動超出了樸茨茅斯條約所規定的范圍，將會使關東軍進入附屬地以外的地區，因而對此表示反對。條約規定，駐滿洲的關東軍，在日本租借地關東州和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62米的帶狀地帶內有行動的自由。但如果要進入像錦州和山海關這樣既不屬于租借地又不屬于附屬地的地方時，相當于“出兵國外”了，那就非有奉敕命令的傳宣不可。因為日本陸軍自1900年為鎮壓義和團起義而出兵中國時起就形成了一個慣例，即出兵國外需經內閣會議討論批準并等待奉敕命令（參謀總長奉天皇之命下達的命令）的傳宣。

參謀總長鈴木莊六認為出動軍隊需得到政府的諒解，關東軍自作主張是不妥當的。因此，他于19日零時25分打電報給關東軍司令長官村岡長太郎，要關東軍部隊在接到敕命之前不要進入附屬地以外的地區。

村岡司令官接到這個電報后立即回電，力陳迅速出兵的理由。他強調說，關內情況緊急，而京奉鐵路的利用實際上已非常困難，于兵力運輸不利。現在出兵已為時太晚，若不想喪失全部機會，當機立斷決定出兵是必要的。與此同時，村岡將原定21日向錦洲出動延期一天。

在打電報給村岡的那天，鈴木專門會見了田中首相并說服他同意于21日下達敕令。次日鈴木即電告關東軍司令官說：“決定21日宣傳奉敕命令，因此向附屬地以外出動，需等宣傳之后。” 曾雖軍液關…

村岡司令官接到電報立即興奮起來，他馬不停蹄地把關東軍主力集結到奉天，并且著手準備使用京奉線進行運輸，軍司令部也遷往奉天。只等敕令一下，關東軍迅即出動。

但是，外務省在同一天卻電訓芳澤公使說，在北伐軍不追擊撤退的奉天軍的情況下，不要解除其武裝。就這樣，與參謀本部要求待敕命下達后出動的命令，出現了微妙的差異。傍晚，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會見了齋藤參謀長和特務機關長，讓他們看了亞洲局局長有田發來的同樣內容的訓令。

因此，關東軍急切盼望的奉敕命令未宣傳，這并不讓人感到意外。

為了爭取早一點出動，關東軍繼續向中央打電報催促，可田中卻不肯改變既有的態度。5月29日，贊成關東軍向錦州出動的參謀本部與陸軍、外務兩省首腦召開會議，爭吵良久也沒有就出兵的時間問題達成一致意見。31日，陸軍省在又接到關東軍一封催促出兵的電報之后，即設法通過軍務局長阿部信行直接向有田亞洲局長提出堅決出兵的要求，仍無結果，因此最后只好請田中首相作出裁決。

31日夜，有田八郎與阿部信行二人來到修善寺，拜訪了正在修善寺的菊屋別墅休養的田中首相。阿部在首相面前打開一幅地圖，大講特講出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等阿部說夠了，說累了，田中才不緊不慢地說了一句話：“還不忙吧！”仍決定延期出兵。

田中的最后裁決，使關東軍出兵的計劃落得個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對此，島田俊彥在其《關東軍》一書中有如下評說：

“……關東軍雖曾一度獨斷專行地決定出兵，然而認為有可能得到奉赦命令宣傳，于是最后又放棄了獨斷專行出兵的方針，結果中了田中首相的緩兵之計，因而氣得暴跳如雷。但這一切都為時已晚。如果把這時拘泥于奉敕命令宣傳的關東軍與以后的（如滿洲事變）關東軍加以比較，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大差別。”

其實，如果極言關東軍的獨斷性格，也用不著等到它發動“九·一八”事變。這次出兵不成，固然是等候奉敕命令宣傳的結果；但關東軍“踢開張作霖”的既定方針并未變更。此番喪失了解除東北軍武裝的機會，但它會主動出擊，制造新的機會。除掉張作霖，這就是關東軍獨斷專行的新抉擇。

不想當賣國賊的張作霖踏上了兇險的歸途

張作霖最終還是決定撤回東北。5月30日，他召集奉軍將領會議，決定總退卻，并與北洋元老王士珍商定了臨時維持北京治安辦法。

回兵奉天并非出自張作霖本意，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他看到戰況對他越來越不利，日本人也決心讓他回奉天，更要命的是，他身邊的“新派”人物如張學良、楊宇霆等均主張撤回東北，與蔣介石合作。因此，是去是留已不完全由著他了。

6月1日，張作霖設茶話會招待外交團話別，借機大談其“始終矢志討赤”的老調。他深知自己得罪過日本人，可又幻想能繼續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于是大放“討赤”之詞，以討日本人的歡心。

第二天，張作霖還冠冕堂皇地發表了一個“出關通電”，大肆往臉上涂脂抹粉。通電說：他“本為救國而來（北京），今救國志愿未償，絕不忍窮兵黷武，整飭所部退出京師。”

盡管說得這樣好聽，可在北京當了一年多的“大元帥”，現在卻不得不班師回奉，無論如何心里總有些灰溜溜的蒼涼感。

6月2日晚8點多鐘，張作霖在文臣武將的簇擁下進入火車站。儀仗威武，軍樂陣陣。隨行的人除大元帥府人員和衛隊外，有靳云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德惠、于國翰、閻澤溥，張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學曾，日籍顧問町野和儀我等。

專列共有22節，張作霖乘坐的包車在中間，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車。包車后邊是飯車，前邊是兩輛藍鋼車，劉哲、莫德惠、于國翰等在這兩輛藍鋼車中。在專列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

張作霖令其第五夫人乘坐由七節車廂編組的特別列車先行出發，大約6小時后，即6月3日凌晨，張本人乘坐的專列才緩緩駛出車站。

車廂里，張作霖立于窗前，心事重重地向北京城投去最后一瞥，而后悄然拉上了窗簾。他依賴過日本人，并希望繼續以日本為靠山，支持他留在關內擴充勢力。可他無疑又對貪得無厭的日本人恨之入骨。尤其讓他生氣的是，小日本竟然乘人之危，掐脖子要好處。張作霖眼前清晰地浮現出芳澤那副令人痛恨的嘴臉。

芳澤是在“大帥”臨行前為催簽“日、張密約”的事而專程來訪的。說起“日、張密約”，還得暫時把時間倒回去一段，這是郭松齡反奉那陣發生的事情。

1925年11月間，郭松齡反奉軍隊將抵新民，奉天省城空虛，人心動搖，張作霖準備逃往旅順。正在這緊張時刻，某日，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派其參謀長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達沈陽與張作霖會談。

齋藤對張說：“現在郭軍先鋒部隊已過錦城，在攻占新民以前，閣下如果有需要關東軍幫忙的地方，即請不客氣地提出來，我們情愿協助一切。”

一番話正中張作霖的下懷，危難之中是根稻草也要不顧一切地牢牢抓住。他直言不諱道：“目前省城空虛，雖已電告吉、黑二省軍隊前來援助，但恐遠水不解近渴！如果郭軍進逼省城，我想去旅順暫避，希望關東軍予以方便。”

齋藤說：“閣下想去旅順暫住，我們非常歡迎，屆時，定當準備一切，保護閣下的安全，請放心吧！不過，我看不要緊，即使郭軍進抵新民，關東軍若通知他們，根據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到必要時，關東軍還可出兵阻擊，他們是無法進入省城的。閣下若能同意這種辦法，即請考慮關東軍的幾項要求，假如閣下認為可行的話，即請在書面上簽字。”

齋藤說完，便將事先用打字機打好的五項要求，讓翻譯念給張作霖聽。

其內容大意是：(1)日本臣民在東三省和東部內蒙古，均享有商租權，即與當地居民一樣有居住和經營工商業權利；(2)間島地區行政權的移讓；(3)吉敦鐵路的延長，并與圖門江以東的朝鮮鐵路接軌和聯運；(4)洮昌道所屬各縣均準許日本開設領事館；(5)以上四項的詳細實施辦法，另由日中外交機關共同協商決定。

張作霖聽完了這五項要求，即不假思索地答應道：“行，行。”隨即在日方準備好的草約上簽字。這就是所謂“日、張密約。”

饑不擇食，慌不擇路。張作霖為保命而匆忙間答應了日本關東軍的條件，可一旦意識到這些要求的嚴重性，他又后悔不迭。張作霖曾對東三省交涉總署署長高清和說：“上當了，上了日本人的當了。讓日本人在那里，租一點土地做買賣那又有什么關系！他媽的，誰想到那就是雜居權！吉林省延吉縣一帶居民都是朝鮮人，土匪很多，即使不是土匪，也是通匪的，不然就是反對日本政府的青年黨。我以為讓日本人在琿春、和龍及汪清各縣，派駐些警察、憲兵，還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地方治安呢，所以就答應了。哪知道，這就是把咱們的地方行政權讓給他們了！總而言之，日本人沒有好下水，全是欺騙人！”他讓高清和與吉林省長王永江、政務廳長王靖寰等大家想辦法研究對策，以應付日方，并反復強調：“咱們絕不能承認二十一條要求以內的事項，以免讓東三省父老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

反悔已經承諾的事情，最有效的應付辦法就是拖。

此后，日本關東軍幾次三番地要求張作霖進行協商密約實施辦法，均被張以各種巧妙的借口拒絕。

前文談及，1928年5月，正當東北軍各路戰況不利的時候，日本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到中南海會見張作霖，其重要使命之一便是催促張在日方準備好的密約實施辦法上簽字。那一次，芳澤留下了文件，張作霖隨手鎖進了辦公桌的抽屜里，并滿口答應簽字。

十幾天之后，芳澤又來見張。芳澤問道：“上次我交給閣下的文件，已經簽字了嗎？”張答：“近來我很忙，還沒詳細看呢！等我簽字以后，再通知你來取。”

又過大約兩周，即6月2日那天，芳澤打電話問張那個文件簽字了沒有。張回話讓芳澤次日下午5時來取。

6月3日午后4點半，芳澤很守時地出現在中南海。想到經過三年爭取終于要有了個結果，芳澤內心涌動著一股難以抑制的興奮。他坐在張作霖辦公室對面的客廳里，耐心地等待著。

此時，張作霖卻在辦公室里提高嗓門破口大罵：“日本人不夠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時候，掐脖子要好處，我張作霖最討厭這種辦法！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宗父母的墳墓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后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我什么也不怕，我這個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澤聞聽對面傳來陣陣高聲叫罵，唯恐會有什么變故，因而急得坐立不安。

過了約半個小時，有人從張的辦公室里出來送給芳澤一疊文件，并說：“他今天太忙，不能會見了，還請原諒。”芳澤接過這些文件，以為簽了字，看也沒看即匆匆離去……

專列在平穩地運行。

張作霖想到自己臨行前對芳澤的打發，鼻腔里不禁“哼”了一聲，鄙夷地自言自語道：“你不仁，我姓張的也不義。乘人之危占老子的便宜，他媽的沒門！”

原來，張作霖只在有關文件上大筆一揮批了個“閱”字，并沒有簽署他的姓名。芳澤回到公館發現如此，急掛電話詢問緣由，得到的回答是張已啟程回奉天了。

張作霖至死也沒在密約實施辦法上簽字。這也是日、張關系日趨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關東軍因此對張作霖徹底絕望，以至于下決心采取軍事行動，解除奉張部隊的武裝，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譴責張作霖沒有終生感恩的義氣，并說“已經在郭松齡事件中試驗過了”，指的就是這件事。

對于日本人的陰謀，張本人是有所警惕的，對回奉日期一再更改。但他誤認為日本還不致要他的命，因而未采納部下提出的乘汽車回奉的建議。事實表明這是一個多么致命的失誤！

考慮到險惡的日張關系及張作霖與芳澤之間的面對面的嚴重沖突，隨張出關回奉的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心里都惴惴不安，擔心會發生什么事故。至于所發生的事故究竟會嚴重到什么程度，沒有人會預想到。人們只是擔心著，彼此間為一種不祥的預感所籠罩。沿途各大站都發現有日本特務鬼鬼祟祟活動的身影，這在證明著、加重著人們的擔心……

張作霖踏上的是一條充滿兇險的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