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0年10月，羅布泊科考隊長彭加木失蹤4個月后，香港一家報紙報道了彭加木出現在美國的消息。

這家報刊將彭加木的失蹤定義為“逃亡”，整個經過包括目擊者講得十分詳細，引起了當時許多媒體甚至是官方的關注。

彭加木的失蹤奇案究竟是不是“逃亡”？羅布泊深處到底隱藏了什么秘密？

離奇失蹤的科考隊長

彭加木原是中科院上海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

“一五”計劃期間，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第一次看到了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力，隨即在國內掀起了一陣科學探索的風潮。

國家也相當重視科學研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在那個物質資源匱乏的年代，研究院的食堂伙食，總是比其他工廠好稍好一些。

而彭加木卻有些讓人意外，在幾乎所有研究員都積極爭取前往蘇聯學習的名額時，他卻向領導申請，只身到新疆大漠中進行考察。

以我們現在的視角來看，新疆作為我國礦產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看似貧瘠的土壤下其實埋藏著許多礦產資源。

可當時人們對新疆地質條件的了解幾乎是一片空白，彭加木之所以選擇這個“冷門”項目，是因為當時的他已經確診惡性腫瘤，生命的沙漏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自感時日無多的彭加木下決心，要用自己剩余的時光為祖國收集到更多寶貴的科考資料。

在被確認失蹤之前，彭加木曾前后三次組織科考隊前往羅布泊，利用簡陋的測量器具，為研究所帶回了很多珍貴的礦物標本。

而1979年的那次考察，彭加木的目的就不僅僅是前期的科考那么簡單了。

因為對羅布泊的好奇，很多外國學者都爭相過去科考、拍攝紀錄片，這讓彭加木十分不滿。

彭加木不想讓后世對羅布泊的研究，都是基于這些外國學者留下的資料，他想讓羅布泊留下更多中國科考隊的痕跡，哪怕是自己病發死在羅布泊，也權當為這里多加一點有機質了。

懷揣著這樣視死如歸的決心，1980年5月，彭加木再次踏上前往羅布泊的征程。經過近1個月的跋涉，彭加木等人終于穿越了羅布泊湖，成為了首次穿越羅布泊的中國隊伍。

原本他們計劃是在7月3日才結束科考，但眼看這次穿越之旅這么順利，彭加木就提議繼續從東線北上繞一個大圈，以便能收集到更多寶貴的資料。

然而，事態的嚴峻程度卻遠超彭加木的預料。

從米蘭出發后，原本平和的天氣就開始出現沙塵暴的跡象，并且愈演愈烈。原本每天可以走80到100公里的科考隊，實際上卻只能走40多公里。

由于一路上全是順風，吉普車的水箱散不了熱，沒開一會兒水就燒開了，他們就只能停車打開車前蓋散熱，等溫度降下來了以后再繼續走。這么循環往復幾次，一行人攜帶的飲用水就不夠了。

6月17日上午，科考隊手中的資源基本告罄，眼看隊員們因為自己的決策失誤陷入困境，彭加木內心自責不已。

在留下了“我去東邊找水井”的字條后，彭加木就憑借自己印象里水井的方位去尋找水源，只是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科考隊員脫困后，第一時間找到了附近的軍區尋求幫助。在部隊的協助下，幾千人通過陸空雙線拉網式搜尋，就差把沙丘給翻過來，卻始終沒能找到彭加木的一絲蹤跡。

“逃亡”傳言

其實關于彭加木失蹤的“謎團”，在他被追認為烈士的那一刻就已經畫上了句號。

根據參與搜尋的彭加木塑像發起人之一、著名作家葉永烈回憶稱，彭加木去找水的那個位置的確有水井，只不過早就已經干了。

除了幾片糖紙外，幾乎沒有任何可以證明彭加木來過的痕跡。

而這些糖紙在場眾人都認識，這是彭加木的小習慣。每到一個地方，他總會在集市買上一些糖果，用來在休息時分給身邊的人。在那個年代，分糖果和分香煙一樣，都是一種特別的“請客”方式。

并且他們從飛機上的高空視角往下看，科考隊被困的前方幾乎什么都沒有，哪怕再怎么尋找，也是找不到任何水井的。

因此在1980年香港某報刊報道出彭加木“逃亡”的消息后，任憑對方寫得多詳細，但始終都是有漏洞的。

就比如對方說彭加木出現在華盛頓的咖啡館里，還被他30年前的“老友”周光磊目睹了。

可他們在證據里只能拿出周光磊的信件，連兩人見面時的照片都提供不了，又談什么30年交情的老友。

甚至在彭加木妻子夏叔芳被新華社采訪時，也說自己從沒聽說過周光磊這個人。對方明面上說自己是彭加木的老朋友，結果在信件里都把朋友妻子的名字寫錯了，“書芳”寫成了“淑芳”。

新華社記者順著這個思路繼續調查，最終得出所謂“彭加木逃亡”的新聞只是那家報刊編造出來吸引眼球的謠言。

直到現在，彭加木失蹤已經過去了這么多年，可人們還是不死心，認為必須找到他的遺體，才能揭開他失蹤的謎團。

畢竟從感情上來說，像彭加木這樣為了國家和人民奮不顧身的精神，為了科學研究而舍生的這種科研態度，不管過去多久也仍然值得我們敬佩。

后人堅持尋找彭加木失蹤的真相，不僅是為了堵住那些胡說八道的謠言，更是給這位前驅者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