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長貝森特周三在國際金融研究所發表主旨演講（全文附后），要點如下：

1、“美國優先”不等于“美國單干”，也不是退縮，而是希望和貿易伙伴開展更深入、更相互尊重的合作，在IMF、世行等國際機構中承擔更多責任。美國希望通過自己的領導力恢復國際經濟體系的公平性。

2、美國這些年一直扛著全球貿易體系中不公平的那一部分，年年大額貿易逆差，吃了不少虧。很多國家通過各種政策手段，比如壓低工資、盯著出口、操控貨幣等，搞得美國制造業被掏空，關鍵供應鏈也變得脆弱。特朗普上臺后已經開始“動刀”，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了。這種不平衡，美國扛不住了，別的國家也遲早要面對。

3、自從特朗普宣布關稅政策后，已經有100多個國家主動找上門，希望參與到全球貿易“再平衡”的過程中。這些國家的反應都很積極，美國也在和他們展開建設性的對話，希望后續有更多國家加入。

4、中國可以從削減出口產能開始，轉而支持國內消費者和內需市場的發展。這將有助于實現全球迫切需要的再平衡。中國的經濟結構現在太偏制造業、太靠出口，離消費驅動越來越遠。如果繼續下去，只會和貿易伙伴的失衡越來越嚴重。目前這種靠出口“轉嫁”問題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不僅對中國自己不利，對全球經濟也是風險。中國自己也知道必須轉型，美國愿意幫忙，因為美國自己也在推進再平衡。比如，中國可以先從減少出口過剩產能入手，多推動內需和消費。

5、美國和中國有機會達成一個大協議：美國這邊通過加強制造業來重塑貿易平衡，中國那邊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走“國內大循環”。如果中方認真往這方向走，美中可以攜手合作。

6、貿易只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長期對美國需求的依賴，已經讓整個體系變得越來越失衡。有些國家的政策鼓勵過度儲蓄，抑制了私營部門主導的增長；還有些國家人為壓低工資，同樣限制了增長。這些做法加劇了全球對美國需求的依賴，也讓整個世界經濟比應有的狀態更加脆弱。

7、美國堅持“強美元”的政策，但這個“強”不是指價格一定高，而是說美元要靠政策穩定、市場信心強。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美元還是全球第一儲備貨幣，也看不出有哪個國家真正想、或者有能力取而代之。他順帶提了下歐元，說雖然之前被寄予厚望，但現在升值太快，對出口型經濟反而是個壓力。

8、IMF和世界銀行的工作跑偏了，要回歸初心，聚焦提升經濟和金融穩定性、應對全球經濟失衡、解決能源可及性問題等關鍵議題，而不是被氣候、性別和平權等一堆外圍議題分散注意力。

貝森特在當天接受記者采訪時，還提到幾點：

1、美中之間結束激烈貿易戰的第一步，應該是“降溫”，也就是先把目前這些非常高的關稅降下來。但他也坦言，這個過程時間還不確定，而且現在雙方還沒正式談起來。

2、駁斥了《華爾街日報》關于特朗普政府正考慮削減對中國進口商品關稅到50%-65%的報道，說不存在這個事。

3、特朗普并沒有提出要單方面對中國降低關稅。中美之間最緊密的聯系存在于兩國元首，但這“有利有弊”，任何緩和局勢的舉措，談判都不會從最高層開始。

4、中美之間要實現全面的結構性再平衡，可能要花兩到三年時間。但和其他國家的談判就不會那么久，因為美國早就列出了一份希望對方調整的“貿易壁壘清單”。他說，在非關稅措施方面，美國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關稅本身反而比較容易解決，畢竟沒有哪個國家希望繼續留在4月2日那種關稅高峰水平上。

5、今年第三季度可能是關稅政策走向更加清晰的“合理預估時間點”。

主旨演講和問答全文

貝森特：

二戰臨近尾聲時，西方國家領導人召集了那個時代最杰出的經濟學者，他們肩負著一項重要任務：建立一套新的金融體系。

在新罕布什爾山中的一處安靜度假地，他們為“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奠定了基礎。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深知，全球經濟的發展必須依賴全球的協調合作。正是為了促進這種合作，他們創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

這對“姊妹機構”誕生于一次深刻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動蕩之后，其根本目標是：讓國家利益與國際秩序更好對接，從而在不穩定的世界中帶來穩定。

簡而言之，他們的使命是——恢復與維護平衡。

這一使命，至今依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意義。然而，當我們環顧當前國際經濟體系，看到的卻幾乎處處是不平衡。

好消息是：局勢不必如此發展。今天上午，我希望為大家描繪一份藍圖，重新塑造全球金融體系的均衡，并重振那些原本承擔守護這一體系使命的國際機構。

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體制外觀察金融政策圈的運作。現在，我站在體制之內，向外看。我非常期待與各位一道，為國際體系恢復秩序。

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首先必須讓IMF和世界銀行回歸創立初心。

IMF和世行具有持久的價值，但“使命漂移”已經讓它們偏離了航向。我們必須推進關鍵改革，確保布雷頓森林體系服務于真正的利益相關方——而不是相反。

要讓全球金融恢復平衡，IMF和世行需要展現清晰堅定的領導力。今天上午，我將闡述它們如何發揮這樣的領導作用，為全世界打造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的經濟體系。

我也希望借此機會，邀請我們的國際同行，共同努力達成這一目標。

在這一點上，我要說得清楚：“美國優先”不等于“美國獨行”。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我們希望與貿易伙伴之間開展更深入、更具相互尊重的合作。

“美國優先”不是退縮，而是我們愿意在IMF、世行等國際機構中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強領導力的體現。通過強化領導，我們希望恢復國際經濟體系的公平性。

全球失衡與貿易

我剛才提到的不平衡，在全球貿易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這正是美國決定現在采取行動，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的原因。

幾十年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基于一個錯誤的假設：我們的貿易伙伴會主動推行有助于全球經濟平衡的政策。但現實是，美國在一個不公平的貿易體系下，長期承受著龐大且持續的貿易逆差。

其他國家的有意政策選擇，已經掏空了美國的制造業基礎，破壞了我們的關鍵供應鏈，甚至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特朗普總統已采取果斷措施，應對這些不平衡，以及它們對美國人民帶來的負面影響。

當前這種長期存在的嚴重失衡，根本無法持續下去。它對美國不可持續，從長遠來看，對其他經濟體同樣如此。

我知道，“可持續性”如今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詞。但我要說的不是氣候變化或碳足跡。我說的是經濟與金融的可持續性——那種能切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市場正常運行的穩定性。如果國際金融機構想要實現它們的使命，它們就必須把這種可持續性作為唯一聚焦點。

在特朗普總統宣布關稅政策之后，已有超過一百個國家主動與我們接洽，表示希望參與重塑全球貿易平衡的進程。這些國家對總統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國際體系的主張，反應積極且開放。我們正在與他們進行建設性對話，并期待與更多國家展開交流。

其中，中國尤其需要進行再平衡。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正越來越遠離消費驅動，轉而依賴制造業。如果現狀持續，中國那種以制造業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只會加劇與貿易伙伴之間的失衡。

中國當前的經濟模式，實質上是通過出口“轉嫁”自身的經濟難題。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模式，不僅對中國本身構成傷害，對整個世界也構成了風險。

中國必須改變。中國自己也知道必須改變。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而我們愿意提供幫助，因為我們自身也需要再平衡。

中國可以從削減出口產能開始，轉而支持國內消費者和內需市場的發展。這一轉變將有助于實現全球迫切需要的再平衡。

當然，貿易只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長期對美國需求的依賴，已經讓整個體系變得越來越失衡。

有些國家的政策鼓勵過度儲蓄，抑制了私營部門主導的增長；還有些國家人為壓低工資，同樣限制了增長。這些做法加劇了全球對美國需求的依賴，也讓整個世界經濟比應有的狀態更加脆弱。

在歐洲，前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已經明確指出多種導致經濟停滯的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應對建議。歐洲國家應認真對待這些建議。

目前，歐洲已經邁出了遲到但必要的第一步，我對此表示肯定。這些舉措將為全球經濟提供新的需求來源，同時也意味著歐洲在安全事務上承擔了更大責任。

我始終認為，全球經濟關系應當與安全伙伴關系相輔相成。

安全伙伴之間，更有可能構建出結構相容、互利互惠的經濟體系。如果美國繼續提供安全保障與開放市場，我們的盟友就必須在集體防務上做出更有力的承諾。歐洲在財政與國防支出方面的最新行動，正是特朗普政府政策開始顯現成效的例證。

美國在IMF與世界銀行的領導地位

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國財政部，致力于維護并擴大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這一點在國際金融機構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

IMF和世界銀行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只要它們能夠忠實履行自己的使命，特朗普政府將全力與它們合作。

但在當前的狀態下，這兩家機構未能達標。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機構，必須從目前議題繁雜、目標分散的狀態中抽身，回歸它們的核心使命。議題擴張已經削弱了它們履行根本職責的能力。

接下來，特朗普政府將進一步利用美國在這些機構中的影響力和領導地位，推動它們聚焦使命、發揮作用。我們還將要求這些機構的管理層與工作人員，對取得真正成效負起責任。

我在此誠邀各位與我們一道，推動IMF與世界銀行重新聚焦其核心使命。這符合我們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首先，我們必須讓IMF重新成為真正的IMF。

IMF的核心使命是：促進國際貨幣合作，推動國際貿易的平衡增長，鼓勵經濟發展，并防止競爭性匯率貶值等有害政策的出現。這些功能對于美國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

然而，IMF如今正深受“使命漂移”之困。這個曾堅定不移致力于全球貨幣合作與金融穩定的機構，如今將過多的時間和資源投入到氣候變化、性別與社會議題之中。

這些議題本就不是IMF的職責所在，而這種偏離反而削弱了它在宏觀經濟核心議題上的能力。

IMF必須成為一個“毫不留情地講出真相的機構”，并不僅僅是對某些成員國。遺憾的是，現在的IMF卻選擇“視而不見”。它2024年發布的《外部部門報告》居然以“失衡正在消退”為標題，這種“盲目樂觀”的判斷，正反映出一個機構更致力于維持現狀，而不是提出關鍵問題。

在美國，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必須整頓自身的財政。上一屆政府創造了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財政赤字，而現任政府正在全力扭轉這一局面。

我們歡迎批評意見，但我們無法接受IMF對那些最應受到批評的國家——特別是長期存在貿易順差的國家——保持沉默。

根據其核心職責，IMF必須點名那些長期采取扭曲全球經濟政策、操控貨幣且不透明的國家，比如中國。

我還期望IMF能對某些債權國的不負責任放貸行為發出警示。IMF應更加主動地推動官方雙邊債權國盡早介入，與借款國開展協調，從而縮短債務困境的持續時間。

IMF必須重新聚焦其貸款職能，專注于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并確保貸款具有臨時性質。

當責任明確、操作得當時，IMF的貸款正是其對全球經濟所作貢獻的核心體現：當市場出現失靈，IMF能夠出手提供支持；作為交換，借款國則需落實經濟改革，以解決收支失衡并推動增長。

這些改革所帶來的變化，構成了IMF在建設一個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阿根廷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本月早些時候，我訪問了阿根廷，以示美國對IMF幫助該國財政重整工作的支持。阿根廷應當獲得IMF的支持，因為它在實現財政基準方面取得了實質進展。

但并非所有國家都理應獲得同等待遇。IMF必須對未能落實改革承諾的國家負責，并在必要時堅決說“不”。IMF沒有義務向拒絕改革的國家放貸。

衡量IMF成功的標準，應該是被支持國家實現經濟穩定和增長的能力，而不是其貸款總額的多少。

世界銀行

和IMF一樣，世界銀行也必須重塑其職能定位，回歸其本源。

世界銀行集團致力于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吸引私人投資、創造私營部門就業，并減少對外援助的依賴。它為各國自身的發展重點提供透明、可負擔的長期融資支持。

與IMF一樣，世行也向低收入國家提供廣泛的技術支持，幫助它們實現債務可持續性，這使得這些國家能夠更好地應對來自其他債權方的脅迫性、不透明的貸款條款。

這些核心職能與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及全球推動建立一個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經濟體系的努力相輔相成。

但現實是，世界銀行在某些方面也偏離了初衷。

它不應再期待通過華而不實、充斥時髦術語的宣傳獲取“空白支票”，更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改革承諾敷衍塞責。

在重返使命的過程中，世行必須更加高效、有效地使用其資源，并切實為所有成員國創造有形的價值。

當前，世行提升資源使用效率的一個關鍵方向，就是聚焦提升能源可及性。

全球商業領袖普遍指出，不穩定的電力供應是阻礙投資的主要障礙之一。世界銀行與非洲開發銀行聯合發起的“使命300計劃”，旨在為非洲新增3億人口提供可靠電力，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努力。

但世行還必須進一步回應各國的能源優先事項與實際需求，聚焦于能夠真正支撐經濟增長的可靠技術，而不是一味追逐扭曲性的氣候融資指標。

我們贊賞世行最近宣布將取消對核能支持的禁令。這一轉變有望徹底革新多個新興市場的能源結構。我們鼓勵世行繼續向前，為各國提供對所有能夠提供可負擔、穩定基礎電力的技術的平等接入權。

世界銀行應堅持技術中立，并在能源投資中優先考慮“可負擔性”。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意味著投資天然氣或其他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能源項目；在其他情況下，也包括配備儲能或調度系統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能源充足才能帶來經濟繁榮。

因此，世行應倡導“多管齊下”的能源發展路徑。這樣的做法不僅將提升其融資效率，也將真正使世行回歸其促進經濟增長與減貧的核心使命。

除了提升能源可及性，世行還可以通過落實其“畢業政策”（graduation policy）來更有效地使用資源。

該政策的目標是讓世行把更多貸款資源用于最貧困、信用等級最低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也是世行支持在減貧和增長方面影響最大的地方。

然而現實中，世行至今每年仍向那些早已符合“畢業”標準的國家提供貸款。這種持續放貸缺乏正當理由，它擠占了高優先級項目的資源，抑制了私營資本的發展空間，也削弱了這些國家擺脫對世行依賴、轉向以私營部門為引擎的就業增長路徑的動力。

展望未來，世行必須為那些早已達到畢業標準的國家設定明確的退出時間表。

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繼續視為“發展中國家”，是荒謬的。

誠然，中國的崛起速度令人印象深刻，盡管這一過程部分是以西方市場為代價。但如果中國希望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與其實力相稱的角色，那它也應當完成“畢業”。

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此外，世行還應推進基于“最優價值”的透明采購政策，幫助各國擺脫單純以“最低價”中標為導向的采購模式。

“唯低價”采購往往鼓勵那些依賴補貼、扭曲市場的產業政策；它可能壓制私營企業發展，助長腐敗和串通，最終抬高整體成本。

相比之下，“最優價值”導向的采購政策，無論從效率還是發展角度，都是更優的選擇；而其強力執行也將令世行及其股東國家真正受益。

關于此問題，我還要就烏克蘭重建援助的采購政策發出最嚴正的聲明：任何曾為俄羅斯戰爭機器提供資助或物資的機構，無論是誰，一律無資格參與烏克蘭重建基金的資金申請。沒有例外。

結語

最后，我要再次向我們的盟友發出誠摯邀請——請與我們一道，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再平衡，并讓IMF與世界銀行回歸其創立時的使命。

“美國優先”不代表我們將退出，而是意味著我們將更加堅定地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包括在IMF與世行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一個更可持續的國際經濟體系，將更好地服務于美國及所有參與國家的共同利益。

我們期待與各位一道，為這一共同目標不懈努力。

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蒂姆·亞當斯：

部長，感謝您的精彩演講，也感謝各位今天的到來。剛才那句“美國優先并不等于美國獨行”特別有力，可以說是讓在場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氣。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只要這些國際機構回歸初心、聚焦正事，美國就會一直參與其中？

貝森特：

完全正確。在我提名聽證會上我就說得很清楚：美國應該積極參與這些國際多邊機構——不僅是參與，而是要在其中有所作為、贏得成果。這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真正為了全球。

蒂姆·亞當斯：

您提到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其實二十年前也有位財政部高官說IMF“應對全球失衡的能力不足”，但之后每一位財長都有不同優先事項。那您自己會怎么做得不一樣？理念和做法上具體有什么？

貝森特：

第一件事就是明確重點。我們要重新設定這些機構的方向和衡量標準，讓它們回到最初的使命。我來自私營領域，更習慣看結果和時間表。你知道，這些問題大家其實講了二三十年了，有些國家可能還覺得可以再等100年，我們可沒那個時間。

蒂姆·亞當斯：

在這方面，C是繞不開的重點。您也即將和中方同僚會晤。有什么方式讓他們意識到，再多討論都不如動手干點實事？

貝森特：

其實也不用再多說什么道理了，他們心里清楚，只是缺少外部推動和執行的動力。我1990年第一次去日本，那時剛經歷經濟泡沫破裂；2012年我見到準備競選的安倍晉三，他很快就推出了“安倍經濟學”，十年之后，日本經濟顯著恢復。我相信中國同行一樣也會認識到這點。

我之前還說過，我們有機會達成一個美中之間的大協議：美國這邊通過加強制造業來重塑貿易平衡，中國那邊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走“國內大循環”。如果中方認真往這方向走，我們可以攜手合作。當然，正像你說的，這一切的核心是我們自己得把財政管住。美國目前赤字占GDP的6%，這不是長久之計。

蒂姆·亞當斯：

把財政調整納入全球再平衡框架有多重要，能展開說說嗎？

貝森特：

這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座各位大多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都明白貿易逆差來自三個關鍵因素：第一是貿易政策本身，包括關稅、非關稅壁壘、匯率操縱以及對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的補貼；第二是預算赤字，赤字越高，對進口外部商品的“吸引力”越大，同時也推高了利率；第三是美元匯率，美國始終堅持“強美元”政策，由市場決定其價值。所謂強美元，不是指報價高低，而是指通過穩健的政策贏得資本青睞和市場的信心。

我們的問題不是收入不足，而是支出過高。我建議特朗普總統將長期赤字控制在GDP的3%左右，使其與2%的通脹或名義增長相匹配，并通過良好的政策實現更高增長。

蒂姆·亞當斯：

您再次提到了魯賓（Bob Rubin）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美元特權”理念。有些人把它看成是負擔而不是特權。您怎么看待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這一地位是不是會隨著時間消退？

貝森特：

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美元還是全球第一儲備貨幣。而且說實話，我也不覺得有哪個國家真的想取代它。歐元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近升值過快，對出口導向型經濟反而是負擔。要守住美元地位，關鍵一環還是重建對國際機構的信任。

蒂姆·亞當斯：

您前不久剛去過歐洲，很多人感覺歐洲在醞釀一次“復興”。您怎么看？這是不是歐洲承擔更多全球需求的好機會？

貝森特：

確實是一個好機會，當然也有不少挑戰。我得說一句——我們應該感謝特朗普總統，他讓多位歐洲領導人做了二十六年來沒能做到的事：說服德國增加財政支出，拉動歐洲經濟。這既是財政刺激，也是在分擔歐洲防務負擔。就像我經常說的，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就是經濟安全。如果歐洲的新方案能奏效，我會全力支持。我最近還和西班牙財政部長私下聊過，他對歐盟未來在軍費上的投入非常有信心，這一點我也非常肯定。

蒂姆·亞當斯：

部長，您現在同時推進很多重點方向：中美再平衡、歐洲機遇，還有美國內需再平衡（包括財政赤字）。那么您對IMF接下來有什么具體的期待？希望喬治耶娃女士和她的理事會應該怎么做？

貝森特：

一句話：回歸本源。IMF這些年確實跑偏了，議題太多太雜，需要“除除草”，重新聚焦國際收支和平衡增長這些核心任務，同時設定清晰的目標和成果衡量標準。

蒂姆·亞當斯：

我們再談談能源。您在演講中特別提到核能。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產油國，每天產出約1300萬桶。未來在哪些方面還應該再更多使勁？世行又該怎么更好支持化石能源、核能以及其他能源形式？

貝森特：

充足的能源是經濟增長的靈魂。我們得幫各國設計出適合自己的發展節奏：先“爬”，再“跑”，最后“沖”。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得從基礎電力供應抓起。有些人還沉迷于幻想，覺得靠可再生能源就能一勞永逸，但現實是，水泵得轉、電暖得開、醫院得不斷電。連南非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都還面臨頻繁斷電。所以我們得先把基礎負荷電力穩定下來，再考慮怎么逐步接入可再生能源等其他能源，而不是讓可再生能源首發，導致產業沒法正常運轉。

蒂姆·亞當斯：

最后聊聊金融中介。資本主義沒有資本，就只是一種空洞的“主義”，而美國的資本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對內對外都至關重要。您對未來的監管有什么愿景？未來這塊產業應該怎么發展？

貝森特：

最近私募信貸話題挺熱。我覺得它代表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多樣化發展，但它現在的運作部分處于監管之外，某種程度上是因為2008年危機后監管太緊，傳統金融機構的空間被壓縮了。我們打算依托“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聯合美聯儲、貨幣監理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打造一個更靈活、更有韌性的監管架構，激發合規金融的活力。美國金融的獨特性之一就是有大量社區銀行和中小銀行，它們提供了全國70%的農業貸款、40%的小微貸款和住房貸款。而G7其他國家大多是幾個大銀行說了算。以前是華爾街帶著大家往前走，現在該讓“主街”（Main Street）分享成果了。很多小銀行在過去十幾年因為監管壓力大而縮手，實體經濟也跟著停滯。我們下定決心要把這事修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