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被捕后，被關押在南昌行營的軍法處看守所。該看守所分為普通號和優待號，顧名思義，優待號的條件相對較好。起初，方志敏被關在普通號，那時他就萌生了寫作的想法。與他同處一室的是紅十軍的師長王如癡，王如癡同樣是一位少年英雄，不幸的是他最終與方志敏一同壯烈殉難，犧牲時年僅33歲。王如癡曾勸方志敏：“你別白費力氣了，即便寫出來也送不出去，這些東西留下來，反而會成為敵人的把柄，何必寫呢？” 方志敏覺得此話有理，便暫時放下了筆。他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也提到，受王如癡這番話的影響，自己十幾天沒有動筆，此前寫好的萬余字稿子也全部銷毀。

然而，轉機出現在2月。方志敏從普通號被轉移到優待號，原因是軍法處企圖勸降他。《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記載：“以我與劉王在一處，不便向我勸降，于是將我移到所謂優待室內居住。” 負責勸降方志敏的，是優待號里的另一位獄友胡逸民。胡逸民是老同盟會成員，入獄前擔任國民黨中央監獄長，這并非他首次入獄。1927年他曾入獄一次，此次入獄是因為與楊虎城產生矛盾，蔣介石為安撫楊虎城，將他投入監獄。由于大家都知道胡逸民早晚會出獄并繼續當官，所以對他格外優待，甚至他的姨太太向影心都能進入牢房陪伴他。向影心與戴笠關系密切，后來她嫁給了毛人鳳。

胡逸民本是來勸降方志敏的，可在交談過程中，他被方志敏一身正氣所折服，反而被方志敏策反，二人成為了摯友。1981年，在方志敏犧牲46年后，90歲高齡的胡逸民從香港返回內地，沒有先回故鄉，而是專程前往江西省梅嶺，登上157級臺階，在方志敏墓前痛哭流涕，口中念叨著：“志敏，你的重托，我完成了。”

兩人成為朋友后，方志敏試探性地請胡逸民幫忙給夫人送信，這封信便是寫給黨中央的信。但新的問題出現了，方志敏不知道上海地下黨的通訊地址，即便知道，地下黨也難以信任送信之人，且信件一旦落入敵人手中，后果不堪設想。于是，方志敏決定寫兩封信，讓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分別送給魯迅和宋慶齡，他相信這二人一定有辦法將信轉交給黨中央。這兩封信采用了我黨的密文書寫手段用米湯書寫，待紙張晾干后字跡消失，只有用碘酒涂抹，字跡才會顯現。為防止弄混，方志敏還給信件做了特殊標記，給宋慶齡的信在右上、右下各點一個點，給魯迅的信在右上點兩個點。

據當事人胡風回憶，魯迅收到信時，看到的是一張白紙，疑惑不解的他找來馮雪峰，用碘酒擦拭后，顯現出兩封信，一封是給黨中央的，另一封是給魯迅本人的。第一封信成功送出后，方志敏準備再次送信，這次要送的是《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這篇長達6萬多字的文稿，記錄了贛東北根據地的建設全過程，是方志敏最為看重的作品。然而，此次送信卻石沉大海。

眼看通過向影心送信的方式行不通，方志敏將目光投向了國民黨監獄的文書高家駿。憑借自身的人格魅力，方志敏成功策反了高家駿。隨后，方志敏又寫下《可愛的中國》《在獄中致全體同胞書》《我們臨死以前的話》等3萬多字的文稿。由于高家駿無法親自出監獄送信，便拜托女友程全昭幫忙，并給了她20塊錢路費。程全昭是一名進步女青年教師，她欣然應允，隨即前往上海。為保證安全，她化名李珍，住在德國人開辦、位于租界內的寶隆醫院。

按照方志敏的要求，她需將文稿交給宋慶齡、魯迅、周建人和黃炎培四人，若見不到本人，就留下信件和名片，等待對方到醫院聯系。但程全昭前往送信后便失去了音訊。無奈之下，方志敏只能讓高家駿親自去送，然而在高家駿送信途中，方志敏被敵人處決。敵人發現監獄中竟有人能寫東西，懷疑到高家駿身上。高家駿抵達上海后被特務盯上，關于這批文稿的去向，一種說法是旅館失火被燒毀，另一種更可信的說法是，高家駿為自保將文稿焚毀。

此時，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胡逸民身上。方志敏請胡逸民將剩余文稿送出，并寫了一封介紹信，信中寫道：“為防備敵人突然將我處決，故我將你的介紹信提前寫好，由你答應交稿于中央，請中央派人來與你接洽。”這封沒有署名的信，后來被稱為“遺信”。胡逸民信守承諾，一年后將文稿親自送到上海，輾轉交給中共地下黨。

值得一提的是，有兩件事是方志敏生前并不知曉的。其一，他最為看重的《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于1939年6月在重慶的舊書市場被發現。當時，《新華日報》的記者薛子正和劉光在舊書市場看到一包手稿，經辨認正是該文稿。書攤老板開價500銀元，記者意識到事情重大，立即請示《新華日報》總經理，總經理又上報給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葉劍英。

葉劍英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回，最終記者以370大洋購回。葉劍英看完后，感慨賦詩：“血染東南半壁江，忍將奇跡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 其二，程全昭送的那部分資料最終被我黨收到。程全昭沒能見到要找的人，留下信件后，當晚，在周建人書店辦事的胡子嬰看到信件，意識到其重要性，便冒險與程全昭見面。因害怕暴露身份，胡子嬰謊稱姓宋，程全昭誤以為她是宋慶齡，便將書稿交出。胡子嬰拿到書稿后，讓程全昭趕緊離開，程全昭因弄丟路費無法返回南昌，只好先回杭州老家，向父母說明情況后，被父親軟禁，導致無法回去復命，她與高家駿的感情也因此無疾而終。

方志敏之所以在獄中能夠寫作，這得益于他策反的第三個人，看守所所長凌鳳梧。凌鳳梧原本負責勸降方志敏，卻在過程中被方志敏的精神所打動。他多次向上級請求為方志敏更換較輕的腳鐐，未獲批準后，便私下偷偷更換，還為方志敏購置蚊帳、紙筆等物品。后來凌鳳梧請假回家，就在這段時間，方志敏被執行槍決。凌鳳梧返回后，因與方志敏關系密切被撤職。為隱藏文稿，方志敏在高家駿的幫助下，用小鋼鋸條在青磚墻上鋸出一個洞，每次寫完就將文稿藏入其中，再用草紙糊好，巧妙地騙過了獄警的檢查。

方志敏的這些文稿意義非凡，詳細記錄了紅軍早期的軍事策略、根據地建設以及國民黨監獄的黑幕，為研究土地革命時期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狀況提供了珍貴史料。文稿中對中國農村社會矛盾、武裝斗爭與群眾動員的思考，為中國共產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 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實踐依據。《可愛的中國》飽含家國情懷，描繪了對未來中國的美好憧憬；《清貧》中“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更是成為了激勵無數人的宣言。在敵人的死牢之中，方志敏先后策反3 名敵人為革命事業服務，其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強大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用方志敏《可愛的中國》中的一句話作為結尾：“我想，欲求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絕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濟事，而是喚起全國民眾起來斗爭，用武裝力量去戰勝帝國主義進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斗爭，將他們打出中國去，這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也是我們救母親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