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蜀道，作為中國大地上一個獨特的文化與地理符號，承載了中西部地區3000余年的文化積淀與發展歷史。考古中國蜀道考古研究項目自2024年3月啟動以來，在國家文物局的統籌下，川、陜、甘、渝四省市考古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協同聯動，對蜀道全線展開系統性調查與研究。到目前為止，已完成了對金牛道、米倉道、荔枝道、陳倉道、褒斜道、祁山道共六條干線的調查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考古成果。4月26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在成都召開。

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工作，蜀道考古項目組已初步掌握了6條蜀道主線保存較好路段的基本情況，形成了目前最為準確的“蜀道數據”。本次工作共調查蜀道里程2073千米，沿線分布各類文物遺存1034處，新發現文物遺存297處。

蜀道階段性調查線路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沿線大量考古新發現

實證蜀道綿延千年的歷史

蜀道連接川、陜、甘、渝四個省市，跨越多種地勢地貌，其道路本身的修建就是一部宏大的歷史，更是蜀道建設者們因地制宜、巧奪天工的智慧結晶。本次調查工作中新發現的道路遺存包括形制多樣的碥道、棧道、橋梁等。目前，以金牛道上的碥道保存狀況最好，米倉道上的橋梁類型最豐富，荔枝道上的新發現路段最多。

《新路頌》摩崖石刻（唐開元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北宋《新修白水路記》摩崖石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除了道路本身的歷史以外，在本次調查工作中，亦發現了大量的遺址、墓葬、碑刻等文物遺存，其年代從先秦跨越至清代，是以道路為基礎，從而凝聚起沿路歷史的真實寫照。其中，陳倉道上新發現的梁鹿坪遺址先周文化墓葬為探尋最早的“周道”提供了新的方向；金牛道上新發現十二橋文化時期的三堆遺址、井田村遺址對探索先秦時期金牛道的歷史走向提供了新的證據；米倉道上新發現的龍王塹石刻包含了自唐、宋、元、明、清共5個朝代的8通文字題刻，充分見證了米倉道綿延千年的歷史進程。

重慶市萬州區花巖古道（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重慶市涪陵區北巖題刻（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在蜀道沿線新發現的多處建置城市遺址及相關遺存，除為早期蜀道的選線提供了重要線索外，更實證了蜀道在統一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例如，金牛道旁發現的漢晉新都城遺址；褒斜道上確認了漢晉就已存在的三交城遺址；荔枝道上新發現了墊江縣桂溪縣城、開州縣壩遺址等唐宋時期城址；在陳倉道的鳳州古城周邊還發現了成體系的烽燧設施，與城市遺址一起構成了完整的城防體系。蜀道以國家道路串聯區域城市，以關隘、驛鋪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充分體現了蜀道作為“國道”在秦漢、唐宋、明清等歷史時期中的現實價值。

統一標準和“一家牽頭，多家協作”方法

為線性文化遺產調查工作提供“蜀道經驗”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調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與會的數位專家就蜀道考古的新發現，提出了調查發掘和研究方向的建議。“蜀道是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歷史遺存。”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說。除了在克服地理障礙的成就之外，蜀道通過數道延伸，將草原絲綢之路和海洋絲綢之路連通起來，這一點意義尤為重要。此外，本次調查工作不僅采取了考古學的調查方式，同時結合了社會學、戰爭史、軍事史、工程史，乃至文學史等多種研究方向，在點評環節中，王子今對這種多學科交叉的調查方式予以了肯定。他建議，對新發現的重要遺存進行試掘，尤其是關隘和驛站的遺存，將對蜀道考古的工作有重要幫助。

劍閣覺苑寺壁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作為“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中第一個以線性文化遺產為對象的考古項目，蜀道考古項目以完整的蜀道路段為單位，采用“一家牽頭，多家協作”的工作方法，在實踐中形成的經驗將為全國古代道路和線性文物的調查保護提供了范例。作為蜀道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孫華在聽取匯報后，對統一“以線串點”的調查方法、道路分級標準和記錄規范體系等探索線性文化遺產考古調查的“蜀道標準”，給予了肯定：“這為今后進一步開展其他重要古道的考古工作來說，是一個好的開始。”

青泥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蜀道不僅是中國古代中心地區與巴蜀地區的交通干線，更是體現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等突出特征的線性文化遺產。封面新聞記者了解到，通過此次蜀道考古調查工作，對蜀道及沿線遺存的保存現狀進行了系統摸底，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有助于蜀道考古走向深入，推動蜀道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

綿陽仙海鳳凰山古道航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