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極為沉重的一年。

這一年，偉大的周總理去世，唐山大地震的陰霾還未散去，人們仍沉浸在悲痛與重建的艱難之中，而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時刻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

9 月 8 日，中南海的氣氛凝重得近乎窒息，毛主席的病房內，醫務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神色緊張，時刻關注著他的各項生命體征。

此時的毛主席已被疾病折磨得十分虛弱，并且才從昏迷中蘇醒，秘書還沒來得及說話，只見毛主席眼神焦急，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說。他用盡全身力氣，連敲三下床頭，隨后又緩緩伸出三根手指。

這一神秘舉動讓在場的工作人員面面相覷，誰也不懂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在這時，秘書周福明突然靈光一閃，趕緊湊近毛主席，輕聲問道：“主席，您是想知道日本三木武夫的情況嗎？"

毛主席聞言微微點頭，眼中閃過一絲欣慰。

這個“三木武夫”究竟是誰？為何毛主席在彌留之際，還對日本、對三木武夫如此“放心不下”？

毛主席眼中的日本

要理解毛主席臨終前為何尤其關注日本，我們必須先了解他對日本的獨特態度。

作為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對日本侵略者自然深惡痛絕。從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開始，日軍的鐵蹄踐踏了大半個中國，南京大屠殺、細菌戰、毒氣戰、"三光政策"等暴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就是在抗戰期間被日軍殺害的。

這種血海深仇，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感同身受。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還曾寫下《論持久戰》等重要著作，分析抗日戰爭的性質和前景，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堅持抗戰。

他親自指揮了百團大戰等重要戰役，領導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這段歷史已經深深鐫刻在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中。

然而，作為一位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又能跳出個人恩怨和民族情感，以辯證的眼光看待日本問題。

在他看來，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成了鐵板一塊，激發了全民族的覺醒和團結。

如果沒有抗日戰爭，共產黨可能還在陜北的山溝里，遑論后來的全國解放？

1956年，當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訪華時，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

但這絕不意味著毛主席對日本侵略持肯定態度。

他番話表面是感謝，實則是提醒日本人：你們對我們的侵略，每一個中國人都記著呢！

此外，毛澤東還有另一層深意：警惕軍國主義復活。

1964年，他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時就敏銳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有可能的。日本壟斷資本如果重新掌握政權，再次發動侵略戰爭，是完全有可能的。"

毛主席為什么對此如此警惕？

因為他深知日本的重要性。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日本位于東亞島鏈的關鍵位置，控制著通往太平洋的重要通道。一個友好的日本，有利于中國的和平發展；而一個敵對的日本，則可能成為遏制中國的前沿陣地。

特別是在當時美蘇爭霸的冷戰背景下，日本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它作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其政策走向直接關系到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

正是基于這樣的戰略思考，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才積極推動中日關系正常化。

他主張"民間先行，以民促官"，通過"人民外交"打開中日關系的缺口。

1972年，中日邦交終于正常化，在毛澤東的戰略思維中，中日關系始終占據著重要位置。盡管日本曾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但他主張"既往不咎"，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原則，既不忘記歷史教訓，也不拒絕向前發展。

那么，對“三木武夫”，毛主席又是什么看法呢？

三木武夫：日本政壇的"特立獨行者"

提起三木武夫，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在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政壇上，他可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日本政壇，三木武夫更是一個出名的不按常規出牌的政治家，因此，也被人稱為"政壇怪杰"。

出生于1907年的三木武夫，自幼表現出強烈的正義感和不屈精神。讀書時，他就因不滿學校克扣義賣收入而帶領同學罷課抗議，雖然被學校開除，但他并未氣餒，而是轉入其他學校繼續學業。這種不畏強權、敢于抗爭的精神，伴隨了他的一生。

1937年，年僅30歲的三木武夫當選眾議員，成為當時日本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就在這一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在那個軍國主義狂潮席卷日本的年代，三木武夫卻敢于唱反調，不僅公開反對日本侵華和日美開戰，還多次發表反戰演說、積極組織"日美和平同志會"，試圖阻止日本走向戰爭的深淵。

二戰結束后，三木武夫在日本政壇逐漸嶄露頭角。

他歷任郵政大臣、運輸大臣、經濟企劃廳長官、科學技術廳長官、國際貿易和工業大臣、外交大臣、副首相等重要職位，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1974年12月，他終于登上了首相寶座，成為日本歷史上第66任首相。

毛主席對三木武夫頗有研究，他曾一針見血評價說："這個人表面上跟著美國跑，骨子里卻有自己的主意。"

也就是說，三木武夫雖然在美日同盟框架下行事，但骨子里卻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追求。

自上任后，三木武夫便提出了"生活政治、清新政治、國際協調"的政治理念，主張經濟上自主，外交上獨立。

同時，他還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公開表示"日本應對歷史上的戰爭罪行道歉"的首相。

這些立場和主張，在當時的日本政壇顯得格外特立獨行，自然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

對中日關系而言，三木武夫也扮演了復雜的角色。一方面，他積極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早在1972年4月，他就率團訪華，明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立場對中日關系解凍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卻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了中國的強烈抗議。

靖國神社供奉著包括東條英機等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牌位，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

這一舉動讓中國領導人大為不解：一個自稱反戰的政治家，怎么會去參拜供奉著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

1976年初，三木武夫政府陷入了"洛克希德丑聞"的漩渦之中，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為了獲取飛機訂單，向日本政界人士大量行賄，丑聞曝光后，多名政界要人被捕，其中包括前首相田中角榮。

三木武夫雖然本人未卷入丑聞，但作為首相，他的政治聲望和執政基礎受到了嚴重削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臨終前特別關注三木武夫的政治命運。他擔心：如果三木武夫下臺，會不會有更右傾的政治勢力上臺？中日關系會不會倒退？亞洲局勢會不會更加動蕩？

后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擔憂不無道理。

戰略家的遠見卓識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1976年12月，三木武夫政府果然倒臺，福田赳夫上臺組建新政府。

此后，日本政壇右傾化趨勢加劇，中日關系也經歷了一段波折。毛澤東臨終前那個簡單的手勢，就像一個戰略預警。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日關系雖有波折但總體向好。

1978年，兩國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確立了和平友好、互不侵犯的關系準則。

鄧小平同志訪日期間，宣布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為處理中日之間的領土爭端提供了思路。

這一時期，中日經貿合作迅速發展，日本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重要資金和技術來源。

大量日本企業進入中國投資設廠，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注入了活力，雙方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兩國人民的友誼不斷加深。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和日本政治生態的變化，毛澤東曾經擔憂的問題又逐漸顯現出來。

9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勢力日益抬頭，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爭端又再次成為困擾中日關系的頑疾。

一些日本政治人物公開美化侵略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

靖國神社參拜、教科書修改、釣魚島爭端等問題接連出現，使中日關系一度跌入低谷。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政后，連續5年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導致中日關系陷入"政冷經熱"的狀態。

2005年，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又引發了中國民眾大規模的抗議，兩國關系降至建交以來的最低谷。

2010年和2012年，釣魚島爭端兩度升級，中日關系再次受到嚴重沖擊。

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日本政壇右轉的跡象更加明顯。

安倍晉三首相時期，日本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擴充軍備，參與域外軍事行動，安保政策日益激進。

日本防衛預算連年增長，自衛隊實力不斷增強，這些動向都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

但與此同時，在經濟層面，中日相互依存度卻不斷增強。

日本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地之一，兩國經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這種經濟上的緊密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治關系的惡化。

回望歷史，毛澤東對日本的態度和戰略思考，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

他教導我們，國際關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

面對歷史，既不能沉湎于過去的仇恨，也不能忘記歷史的教訓；面對現實，既要謀求合作共贏，又要保持必要警惕。

那天下午，周福明向毛澤東匯報了日本局勢后，老人家稍微安心了些，隨后閉上眼睛休息。

令人沒想到的是，這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關心國際大事，次日凌晨0時10分，毛主席溘然長逝，終年83歲。

如今，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中日關系也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

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戰略思想，猶如穿越時空的警鐘，時刻提醒我們在民族復興的征程中，既要立足當下，奮發圖強，也要放眼世界，居安思危。

參考資料：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外交文選》[M].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2. 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3. 周福明.《我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4.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生平》[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