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對于國人來說，是難忘又痛心的一年，也是注定被銘記的一年。

年初剛至，帶領著中國從黑暗走到光明，“人民的好總理”周總理在北京辭世，一時間，無數的中國人民像是失去了堅實的臂膀，舉國上下都沉浸在無盡的悲痛中。

當83歲高齡的宋慶齡聽聞此噩耗時，整整兩天都在以淚洗面，身體變得虛弱無力。但她還是強忍著病體，在家人的陪同下從上海趕往北京，堅決要送這位摯友最后一程。

但是在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宋慶齡一個小小舉動，卻被多心的人看在眼里，為此不少人在背后嚼舌根，沒想到這個小風波并未停止，而是一直持續到總理的追悼會上，以至于年邁的宋慶齡被氣到憤怒離席，甚至在回到上海家中的第二天，就向中央提出“我辭職”，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對于“國母”宋慶齡來說，周總理是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摯友，二人之間的友誼始于黃埔軍校和孫中山先生，就是在這所孫先生嘔心瀝血創辦的革命搖籃里，宋慶齡與時任黃埔政治部主任的周總理首次碰面。

當時的周總理還是一位躊躇滿志的青年，孫先生對這位氣宇非凡的青年人非常欣賞，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周總理的為人處世和沉穩干練的性格，也給宋慶齡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從這時起，二人之間的友誼便在不斷相處中越發深厚。

宋慶齡曾這樣描述二人的初次相見：上世紀二十年代，我在廣州見到恩來同志，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當時青春正茂，但是看起來全然是一位有著堅定理想革命信念、多才多藝、久經磨練的合格領導人。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宋慶齡依舊堅定不移的捍衛者先生遺留下來的三民主義政策，并一門心思的投入到革命中，就是在這一段漫長而又艱難的歲月里，宋慶齡并沒有將公私混淆，而是堅定的依托著中國共產黨，也就是這時起，周總理與宋慶齡之間的交往更加頻繁，二人互相尊重彼此，共同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不懈的奮斗。

1936年，宋美齡給周總理寫信，希望對陜北進行歷史性的訪問，于是在二人的相互配合下，誕生了一本著作，從此，世界開始對中國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有了全新認識，也從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國的發展歷程。

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在向著我國領土逼近，宋慶齡第一時間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為了能夠實現國共合作，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周總理不顧個人安危，打算去找蔣介石談判，在經過上海之時，周總理決定去看望這個好久不見的老友，當時的宋慶齡已經是身處險境，聽說好友要來看望自己。

宋慶齡特別的激動，她早早的等在寓所門口，這還是他們地處天南地北十多年后的再次相逢，兩人自然有很多話要說。周總理表明了自己的革命主張，宋慶齡堅定的表示：國共合作的必然的，也是絕對有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團結在一起，才能夠戰勝外來侵略者，這一點我們的思想完全是重合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周總理誠摯的邀請宋慶齡北上與國同歡，并在火車站親自迎接了宋慶齡，也就是從這時起，宋慶齡的大部分經歷和時間都在新中國發展身上，她幫助新中國創立了第一份對外刊物，這不僅讓宋慶齡在國際上有了聲譽，也讓世界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中國。

宋慶齡一直有個聽廣播的習慣，1976年這天，她像往常一樣打開收音機，沒想到的是，這一次的廣播消息，猶如晴天霹靂，友人周總理與世長辭了，一瞬間，宋慶齡癱坐在椅子上，半天沒有反應過來，只是眼淚早已不斷涌出，這段彌足珍貴的革命友誼就此畫上休止符。

此時的宋美齡已經是83歲高齡，過度的悲傷壓垮了她的身體，但她還是強忍著身體的不適，從上海啟程前往北京，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送這位摯友最后一程，宋慶齡趕到北京時，她在秘書和侄女的攙扶下，來到了北京醫院向周總理的遺體做最后的告別。

告別儀式結束后，宋慶齡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但當她回到休息室時，卻接到了所謂的領導打來的電話，指桑罵槐的指責宋慶齡秘書，為何看望周總理遺體，要帶著兩個不相干的人。

宋慶齡一開始只是很生氣，但她還是決定顧全大局，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和議論，但是那些在背后非議她的人根本沒有停止的意思，宋慶齡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她再也按奈不住激動的情緒，在休息室里生氣的說道：我都這么大年紀了，請人扶一扶我有錯嗎？再說，攙扶我的兩個孩子是總理看著長大的，她們怎么就不能去送總理一程？

其實宋慶齡一生都以優雅得體示人，很多事情她都盡力做到極致，如今卻被人指指點點，而且都是些不實的揣測與造謠，這次的發火，對于宋慶齡可以說是“破天荒”。

本以為這件事情就這樣平息了，沒想到在總理的追悼會上，身邊依然不斷傳來窸窸窣窣的討論，宋慶齡再也無法忍受，她忍著悲痛堅持參加完總理的追悼會，一刻也沒做停留，心灰意冷的回到上海寓所。

這次回到上海，宋慶齡已經做好了與北京方面斷絕聯系的準備，之后，她便在上海家中閉關大半年，一來是消化總理的逝去，二是她要認真的思考接下來的國家出路，直到一年后，這場關于宋慶齡的辭職風波才算是告了一段落。

是非有公理，是錯永不對。周總理是人民心中最好的總理，而宋慶齡則是人民公認的一心為民的“國母”，怎能讓他們平白無故遭到詆毀，如今斯人已逝，我們見證了他們對新中國所做的一切，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敬重與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