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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別叫我周夫人，我有名有姓，我叫鄧穎超。”

1919年，15歲的鄧穎超作為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執委領導“五四運動”，因此和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周恩來相識。

此后二人逐漸相知相愛，攜手推動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也譜寫了一曲令人艷羨的愛情戀歌。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周恩來夫婦被迫在上海開展地下工作，工作期間他們相互配合，十分默契，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家庭生活中互相體諒，彼此照拂，成了夫妻典范。1992年，鄧穎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工作人員整理鄧穎超遺體時，驚訝地發現她不僅穿著一件破舊的衣服，還要使用舊骨灰盒入殮。

鄧穎超一生中功勛卓著，為什么在她逝世后會希望以這種方式下葬？她和周恩來又是怎樣進行危險的地下工作的呢？兩人之間又有哪些溫暖動人的愛情故事呢？

“五四運動”相識，大革命期間結合

1904年，鄧穎超出生于廣西南寧，因為鄧家固守著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所以鄧穎超的童年生活過得并不是那么輕松。

幸好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知書達理，思想開明，她自覺男女平等，斷然拒絕了鄧父要將鄧穎超送人的想法，堅持把鄧穎超留在身邊，親自教導。

幼年的經歷對鄧穎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導致她投身革命后便一直致力于婦女的解放事業。

后來鄧家發生變故，鄧父獲罪流放，再未能返鄉。

鄧家失去了經濟來源，日子開始愈發艱苦，但堅強的楊振德憑借行醫和教書得來的微薄收入，把鄧穎超送上了學校。

鄧穎超也很爭氣，她勤奮努力，在短時間內便修完了學校的全部課程。

這讓她的身體有些不堪重負，但鄧穎超想多擠出點時間，她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5歲的鄧穎超作為演講隊隊長帶領天津的女學生參加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

鄧穎超年紀雖然不大，但她具有強大的組織和領導能力，使她在這場運動中脫穎而出，并與大她6歲的周恩來結識。

鄧穎超在演講臺上滔滔不絕地講述中國面臨的危機，號召各界愛國同志聯合起來反對北洋軍閥的行徑，反抗外國的侵略。

她慷慨激昂的神態、擲地有聲的話語，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當時忙于救國，雙方沒有考慮其他的事。

1920年，周恩來等人為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前往法國勤工儉學。

周恩來到達法國后，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相繼擔任了黨內很多重要的職務。

隨著年齡的增長，周恩來也變得成熟。

在對待感情和婚姻方面，他從堅持獨身主義轉變為正確對待。

于是，他毫不猶豫地將目光投向了“五四運動”中充滿革命熱情、勇敢堅強的小妹妹鄧穎超。

原來，周恩來對鄧穎超早有好感，只是沒有明說，而且這種情愫沒有因兩人的距離被沖淡，反而變得愈發濃烈。

1922年，李維漢回國，周恩來特意拜托李維漢到天津看望鄧穎超，還給鄧穎超帶去一封信。

在信中，周恩來贊揚鄧穎超已經從一個熱血青年，蛻變成為一個有相當覺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間接表明了對鄧穎超的好感，還有想和鄧穎超結成革命伴侶的想法。

自此，周恩來和鄧穎超隔著大洋鴻雁傳書，增進了解，增進感情，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也確立了彼此之間的戀愛關系。

鄧穎超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沒有想到，我們分別之后，還能隔著歐亞兩個大陸通信，當你在信中明確提出，要把友誼發展到相愛，這時我在意了，考慮了，考慮后，我們就訂約了。”

1922年8月，天津達人女校馬千里特意邀請鄧穎超前來任教。

馬千里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思想開明，主張婦女解放，這和鄧穎超的想法不謀而合。

這也意味著鄧穎超能有更多機會去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在她的領導下，天津的婦女解放運動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這年為了聲討五卅慘案的肇事兇手，鄧穎超被選為代表天津80多萬人民的聯合會主席。

她先后組織人民發起了4次規模浩大的愛國游行示威活動，在天津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影響。

天津反動當局感到恐慌，于是下令全市緝捕鄧穎超。

考慮到鄧穎超的安全，黨組織決定要她南下去廣州工作，和在廣州的周恩來完婚。

1925年8月，鄧穎超順利到達廣州珠江的佛山碼頭。

誰都沒有想到，這對無限相思的情侶不僅沒有立刻相聚，反而連一句話都沒說，便投入了各自的工作。

直到第二天傍晚，這對年輕的戀人才在周恩來廣州的公寓相聚。

為了迎接鄧穎超的到來，周恩來還特意買了兩盆鮮花擺在簡樸的公寓內。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二人正式結為夫妻。

沒有證婚人，沒有能登記的地方，更沒有儀式，他們就很簡單地住在了一起。

正如鄧穎超所說：“在革命之花開放的時候，我們的愛情之花盛開了。”

在如火如荼的國共合作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來夫婦攜手前進，比翼雙飛，尤其是在四一二政變后，夫妻二人在革命事業上的默契得到充分彰顯。

革命低潮期，工作上相互配合

婚后，周恩來有時到香港罷工委員會，有時到黃埔軍校去工作，鄧穎超則每天都到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去工作。

當時婦女部的工作由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和廣東省婦女解放協會共同去做。

所以組織起來分散且混亂，但鄧穎超把這些事情處理得游刃有余，充分發揮了她卓越的組織和活動能力。

周恩來則任中共廣東省委政治部主任，統一領導潮汕地區黨的工作，二人琴瑟和鳴，革命事業也蒸蒸日上。

但令這對新婚夫婦始料未及的是，羽翼漸豐的蔣介石開始妄圖奪權，并發動了血腥的四一二政變，革命轉入低潮。

血雨腥風中，敵人扣押了正在上海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周恩來，幸得共產黨員黃澄鏡從中斡旋，才僥幸逃脫。

剛從虎口脫險的周恩來，又收到了一個令他悲痛萬分的消息。

鄧穎超在廣州生產時失血過多，為了保證產婦安全，醫生只得動用產鉗，卻也傷害了孩子的頭顱，導致他們的孩子生下后不久便夭折了。

這已經是他們失去的第二個孩子了，第一次因革命工作需要，在他們二人的慎重考慮下便拿掉了。

此時，敵人正四處追捕鄧穎超，剛失去愛子，再加上驚嚇過度，鄧穎超沒能好生休養而落下終身疾病，導致她以后再也不能懷孕，二人以后也沒能孕育子嗣。

1927年11月，經歷波折的周恩來夫婦在上海團聚，他們緊緊擁抱，相視無言，其中辛苦滋味想必只有他們二人知道。

然而，周恩來、鄧穎超清楚地認識到，革命仍要繼續，他們要重振旗鼓，繼續前進。

兩個月后，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七次會議召開，決定周恩來任組織政治局主任，負責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由于革命環境發生了變化，周恩來制定了相應的保密規定和保密措施，提倡工作要與社會、家庭相結合。

鄧穎超很快便適應了這種嚴密危險的地下工作，夫婦二人的心有靈犀得到充分的彰顯。

鄧穎超在他們居住房子的窗臺擺上了一盆鮮艷的月季，以此作為暗號，一旦情況有變，她就會立即收起月季，以此傳遞消息，掩護同志撤離。

當時革命形勢正處于低潮期，許多不堅定的分子脫黨，甚至叛黨。

每遇到突發情況，鄧穎超就要馬上轉移搬家，有時，一個月內要搬兩三次，為了找到合適的房子，她不知走了多少路。

不過只要搬進新居，她都會立刻在窗臺擺放一盆月季花，可見其革命工作的細致性。

不僅如此，二十來歲的鄧穎超還具有堅定的黨性。

上海是繁華的大城市，對于很多人來說極具吸引力。

但鄧穎超為了黨內同志的安全，幾年間，熱愛戲劇和電影的她從未踏進娛樂場所一步，因為她害怕給黨的事業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同時，鄧穎超還提議蔡暢、楊之華等8位中央婦委委員結成姐妹，以掩人耳目。

她還在自家餐桌擺上麻將、紙牌，一旦情況有變，就對外宣稱是小姐妹之間聚會、玩牌。

鄧穎超有時身穿旗袍，挽起發髻，有時身穿粗布麻衣，扮成女工，深入工人家庭了解工人的生產、生活情況。

鄧穎超的裝束給了周恩來很大啟發，他在會議中不止一次提到黨內同志從事地下工作時，一定要學會喬裝打扮，避免引人注意，以掩護同志。

周恩來則是扮成工人或者商人，起早貪黑地為革命事業奔波。

為了確保安全，他常年行走在偏僻小道，且從不與人交談，為此有了一雙硬腳掌，行走如飛。

有時，周恩來回到家，看到鄧穎超和小姐妹們還在開會研究，同她們打過招呼后，便一頭扎進廚房幫岳母一塊做飯。

1931年，周恩來編出中共機要史上第一套密碼，并在上海培養了鄧穎超和陳琮英兩個電議員，依靠這套密碼和中共蘇區取得了聯系。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在上海工作近四年里，二人相互打著配合，共同為革命事業奮斗，彼此成就。

除了工作上的攜手并肩，他們二人在家庭生活中也是相親相愛，相互扶持。

日常生活中互相扶持

1939年7月的一天，鄧穎超收到了一張紙條，字跡熟悉又陌生。

看到內容后，她才知道這是周恩來用左手寫的，信中提到他在騎馬時不幸摔傷右手，但害怕鄧穎超過分擔憂，便特意用左手寫了這張字條。

誰知，鄧穎超見信后愈發焦急，因為她料到定是周恩來右手傷得很嚴重。

果然，她很快便收到了中央的電報，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她隨即請示同去，得到批準。

夫婦二人總是為對方著想，想必這也是他們的感情保鮮劑。

周恩來平時工作很忙，經常廢寢忘食，食物總是麻煩工作人員熱了又熱。

鄧穎超便想到把食盒改裝，上層放飯菜，下層放開水，這樣不僅能保證周恩來吃上熱飯，還減輕工作人員的壓力。

為了更好地照顧周恩來的身體，鄧穎超不厭其煩地去核對三餐菜單，以保證周恩來飲食均衡，營養健康。

鄧穎超還承擔起照顧周恩來家庭的責任，周恩來曾動情地對侄兒們說：“你們七媽（鄧穎超）家里一個親人也沒有，她這一生都在為我們周家服務了。”

言語之中滿是對鄧穎超的感激。

1942年6月，周恩來患病住院，禍不單行，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也突發瘧疾，高燒不退。

鄧穎超深知周恩來向來恪守孝道，對父親的感情很深，于是她決定留下來照顧周父，沒有去陪護周恩來。

周恩來十分感動，這不僅是因為妻子理解自己，更是因為妻子的孝心德行令他敬佩。

于是他提筆寫下來一首詩給鄧穎超：“結婚十八載，至友兼愛妻；若云夫妻范，愧我未能齊。”

對于周家的小輩來說，鄧穎超十分愛孩子，她總是事無巨細地關心周家每個孩子的成長。

但她也并不是一味地溺愛，而是慈嚴結合，堅持原則。

有一次，周恩來的侄子侄女學校放假，他們便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說行李多，想讓她派個車來接。

鄧穎超收到信后，便讓一個叔叔騎著自行車去接這倆孩子，還另外雇了兩輛三輪車拉行李。

孩子一回到家，鄧穎超便拉住他們的手，親切地說：“你們的口氣還挺大，還要派車。我可不能給你們派，汽車是國家配給你們伯伯工作用的，你們小孩子不該用的，聽到了嗎？”

鄧穎超總是身體力行地教導孩子們，給孩子們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也給周恩來解決了后顧之憂，不必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瑣事中分身乏術。

1992年鄧穎超在北京逝世，工作人員整理她遺體的時候發現，她身上竟然還穿著一件舊衣服，身旁還擺放著一個舊骨灰盒。

找來相關人員詢問才知道，這是鄧穎超親自要求的。

她身上穿的舊衣服是周恩來生前送給他的，那個舊骨灰盒也是周恩來逝世后用過的，她想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對周恩來的無限思念。

周圍人聽罷，無一不為周恩來夫婦的感情所打動。

結語：

就像文章開頭鄧穎超說的那樣，真正的愛情是勢均力敵，并不是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存在。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有著共同的革命理想，可謂志同道合。

而且他們又在各自的工作中表現出色，能力超群，在危險來臨的時候，他們又能相互配合，展現超高的默契。

在瑣碎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又為對方著想，經常互通書信，體諒對方的付出，共同維護婚姻關系。

他們既是同志，又是朋友，更是家人。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無論是在革命工作中，還是在愛情婚姻上，都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