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此前宣布的90天關稅暫停旨在為多邊談判爭取時間,但實際進展有限。例如,盡管歐盟、加拿大等國暫停反制措施,但中國仍被排除在暫停范圍之外,且對華關稅提高至145%,顯示其“以暫停促讓步”的策略未能奏效。耶倫指出,關稅政策已導致企業長期投資意愿下降,削弱了政策效果。
華爾街和商界領袖(如比爾·阿克曼)曾呼吁暫停關稅以緩解市場動蕩,但特朗普面臨黨內強硬派壓力,需展現對華強硬姿態以鞏固政治基礎,美國國債拋售加劇(10年期收益率升至4.475%)及通脹壓力(家庭年支出或增4000美元),迫使特朗普在“保護主義”與“經濟穩定”間權衡。
特朗普團隊認為,通過暫停對其他國家的關稅并維持對華高關稅,可進一步孤立中國,形成“反華聯盟”。例如,印度正尋求與美國達成部分貿易協議,同時嚴防中國傾銷,體現這一策略的延續性。
企業中如蘋果、大眾已因關稅調整供應鏈(如轉產印度、囤積庫存),但政策反復導致規劃成本激增,中國減少進口美國電影、歐盟保留反制措施,顯示貿易戰正向文化、科技等領域擴散。
此前關稅暫停的“假新聞”曾引發美股劇烈震蕩(納斯達克單日波動達12%),政策不確定性或加劇資本外流至避險資產(如黃金、日元),若市場情緒惡化,比特幣等可能因“避險屬性”短期上漲,但長期受制于全球流動性收緊。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反復,本質上是其“交易型外交”的體現——通過制造危機感迫使對手讓步。然而,這種策略的邊際效用遞減,且加劇了全球經濟體系的脆弱性。未來,企業需適應“高波動、低信任”的貿易環境,而投資者則應關注政策信號與地緣風險溢價的雙向沖擊。對于普通民眾,通脹壓力與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性將成為直接挑戰,呼吁政策制定者在“強硬”與“務實”間尋求更可持續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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