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從軍隊轉業后在鄭州鐵路局工作。母親是錫伯族。錫伯族歷史上是個游牧民族，能征善戰，其中一個分支跋涉兩萬里，大舉遷徙伊犁河谷，為保護西北邊疆立下戰功。我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也延續了這種野性的精神和對生命行走的強烈渴求。

登山，是從童年開始的。記得小學一年級，我還在北京上學。一次春游，同學們被老師帶領著一起去郊區爬山。班級里組織了三個小分隊，看哪個小分隊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隊就是第一名。

我就在其中一個小分隊負責看管旗幟，結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隊將旗第一個插到了山頭上。這是我在戶外活動中獲得的第一個榮譽，漸漸地，我開始熱愛上了登山。

少年時代，幾乎每個假期都要帶著弟妹回到位于遼寧山區的外婆家。從鄭州到外婆家需要在兩個地方轉車：北京、錦州。到達遼西山區一個小站后，還需要走8里的山路。母親把我們交給列車員，其余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紀，我就是個很好勝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里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覺的工夫，大伙“貓”進瓜地摘香瓜?？垂先诵褋戆l現了我們，其他的孩子都嚇跑了，可我借著瓜秧隱蔽，一動也沒有動。

看瓜人沒有發現我，返回繼續酣睡。我把圓領衫脫下扎成一個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們中間。這一次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學生時代，我不是一個守紀律的學生，除了數學優異外，其他功課平平，曠課、闖禍，一次爬樹掏老鴰窩下不來，甚至還驚動了消防隊。

初中還沒有畢業，“文革”爆發了。1968年，我應征入伍，成為空軍汽車三團的駕駛兵。

6個月的駕駛學習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軍汽車營，主要負責在南北疆運送軍械給養。一次在南疆執行運輸任務，途中宿營坐落在陡峭山腳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見時間尚早，就單獨一個人去登山，本以為晚飯前可以返回，就沒有對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結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來，冷餓困凍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沒有想到，車隊徹夜尋找失蹤的二班長，以為被逃犯劫持或殺害了——附近的勞改場剛剛逃跑兩個重刑犯。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個人的特立獨行同部隊強調的組織性紀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風沙彌漫，冬寒夏暑，磨煉意志的邊塞生活中，我為了調劑漫漫黃沙的單調，便就著大姐寄來的高中課本，熄燈號后蒙在被窩里自學數理化。

這一時期，司湯達的《紅與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薄伽丘的《十日談》、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也紛紛進入了我的閱讀范圍。

1973年復員回鄭州，我放棄了開車的職業，到鐵路一家工廠去做鍋爐大修工，因為后者有機會被選送上大學。一年后，我被選送入蘭州鐵路學院給排水專業。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歡所學的專業，就在課余自學英語和政治經濟學。大學畢業時，已經能夠閱讀狄更斯《大衛·科波菲爾》的原著了。

1977年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做技術員。

那時的廣東，正從昔日人們心目中的“化外之地”變成一片生機勃勃的熱土。而每一次時代的變遷，也都會改變無數人的命運，區別只在于改變的早晚。我，就屬于被時代的波浪最早打濕衣襟的那批人。

鵬城生活之初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

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彌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內地各省市通過鐵路出口到香港的鮮活品先運到深圳，集中到筍崗北站編組檢疫，再運過羅湖橋。運輸途中發病或死亡的牲畜、變質的水果蔬菜要在這里檢驗清除。消毒庫是為返程的空車皮檢疫清洗的工程。

之所以到深圳，是因為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公司），擔任給排水技術員。當時的工資是每月42元。

工程五段主要負責北至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羅湖橋頭路段的沿線土建工程項目。在這一管轄路段，幾個工程項目經常同時展開，1978年，我們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而那個時代，深圳還屬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么人就能來的。

施工空暇去了一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過，內地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里擺放著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通過熟人安排，還去了趟羅湖橋邊檢口岸。當時羅湖橋頭是“禁區的禁區”。過境的鐵路客貨車在橋頭前要再次停下來，接受檢查。一隊武警戰士，每人手持一根端頭固定一面小鏡子的金屬棒，彎腰鉆進路軌，借助小鏡子檢查車皮底盤死角，防止偷渡人員藏匿其間。

偷渡客常常在筍崗車皮編組期間，藏身于車軸和底盤間的空隙，企圖免檢免票穿過羅湖橋頭，到另外一個世界尋求生計和夢想。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企圖蒙混過關，雖然有的漏網了，但大多數都被截獲，甚至有人因列車的晃動掉下來喪了命。

羅湖橋頭的那邊，就是香港。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香港被清政府割讓了三次。1842年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割讓；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與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九龍半島南端被割讓；1898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政府又將九龍半島北部及大嶼山等島嶼和大鵬灣水域租借給英國，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止。

河對岸，香港的山影縹縹緲緲。

筍崗北站施工現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子席葦搭建的工棚里。雙層鐵架床，我選擇住上鋪，掛上蚊帳，鉆進去，編制工程進程表、決算表，看書，睡覺。嶺南的黑白花紋癍蚊子格外厲害，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還有討嫌的蒼蠅，工棚晾衣裳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會被蒼蠅占據，那密密麻麻的情形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晚飯后工友圍坐在唯一的19寸電視機前，打發消磨時間。我則一個人躺在蚊帳里看書，不湊那個熱鬧。偶然圍上去，卻意外地發現工友們在觀看香港臺。我聽不懂粵語，但那生動的畫面，活潑的面孔，刺激感觀的廣告卻讓我感到新鮮、誘惑。

只是看不了5分鐘，就有一位工友起身，將頻道調回廣東省臺，沒過兩分鐘再調回香港臺，就這樣來回切換著。邊境禁區明文規定：不準收看宣揚資產階級腐朽、頹廢、墮落生活方式的香港電視臺。

對工地管理者來說，最頭疼的還不是看香港電視，而是人員失蹤。清晨起來，發現少了一個或兩個工友——他們投奔河對岸去了。望著工友空蕩蕩的鋪位，我迷惑極了：為了謀生，為了發財，還是為了能自由收看香港電視臺？拋棄工作，拋棄家人（或和家里人合謀），弄不好被遣送回來或搭上生命，值得嗎？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壯實的農民漢子騎著一輛加重自行車，將我載到距筍崗北站6公里、緊鄰界河的皇崗村。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我岳父曾蹲點該村，房東就是載我做客的農民，他叫莊順福（綽號“牛仔”），皇崗村村長。

我跟“牛仔”走進一座普通的屋子。擺設有些凌亂，灶臺上是黑鐵鍋，用風箱、柴火燒飯，墻上掛著蓑衣?！芭Ｗ小痹挷欢?，普通話很生硬，交談時我常誤會他的意思，至于在他家里操持的母親和下地種田的妻子，我就更感到難以溝通了。晚上吃飯時，兩位女性只是哧哧笑著往我碗里夾菜，雖無語言交流，卻讓我感到客家人的好客、純樸、善良。

晚飯后，送我回去的路上，“牛仔”的車子騎得很快。還兼任民兵隊長的他向我解釋，他要趕回來值勤。由于皇崗村緊貼界河，是偷渡客優先選擇的偷渡點。

他還告訴我，村里的年輕人一大半在香港謀生，并無限制。由于歷史原因，村中的部分耕地被劃在界河另一側，村民持有兩邊承認的“過境耕地證”自由往來?！芭Ｗ小边€說，他中學同班的同學，留在深圳的就剩下他一個人了。

工程繼續著。我盼望盡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很快到了1979年夏季，深圳西部的蛇口在香港招商局主持下投入大規模開發。一時間，全國各地的精英云集海灣，開山炮驚天動地，推土機滾滾而來。僅僅一年多，一個生機勃勃、環境優美、交通便利的現代化海濱新城就呈現在人們眼前。一切簡直快得像神話。

鄧小平說：“蛇口快的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边@一點權力卻催生出一整套新穎的經營理念和做法，即人們所說的“蛇口模式”。

“蛇口模式”的主要內容有：工業區機構精簡，減少層次，因事設人，不搞上下對口；實行嚴格的經理負責制，企業定崗位、定成本、定利潤；干部不劃級別，被招聘者原職位只能存檔，根據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各級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眾信任投票，票數不夠者，自然淘汰；允許員工和人才合理流動，工廠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辭職。

今天聽起來普通的觀念，當時對許多人卻是石破天驚的。

命運的選擇

深圳工程結束后，我仍然在鐵路沿線穿梭。然而，工作狀態始終無法興奮。我并不喜歡自己所從事的技術工作，更向往理想主義色彩濃郁、浪漫刺激、充滿懸念的生涯，我曾夢想成為懸壺濟世的醫生、福爾摩斯式的神探、戰爭風云中的巴頓、漂洋過海的航海者、無線電工程師……

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卻一直被選擇：17歲當兵時希望當個無線電兵，卻在茫茫戈壁做了5年駕駛兵；1973年復員時已經22歲，當時的愿望是上大學，學醫學或法律，但能選擇的卻是就業，而復員辦公室給出的職業卻是司機或鍋爐鉚工，二選一，討厭駕駛的我選擇了每月配給49斤糧票的鍋爐鉚工；一年的重體力活兒換來了一個大學生名額，但卻不是自己選擇的學校，更不是自己喜歡的專業；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南方廣州，我喜歡嶺南的風光，喜歡廣州對外交流的現代氣息，卻不喜歡所從事的職業。

只是，你不喜歡從事的職業，但如果有選擇，做什么呢？少年時代的夢想已成為過去，已接近而立之年的我要選擇的目標是什么卻仍然混沌一團。只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在機會來臨之前要學習，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做知識儲備，否則機會來了也抓不住。

在鐵路沿線出差途中我總會捧著一本書，晚飯后也往往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里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即使是節假日，我也會去上英語課。

學習外語期間，我結識了暨南大學外語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級督察的生涯，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環境了如指掌。跟他學習，無意打開了一扇了解香港社會的大門。

一個周末，廣州友誼劇院的音樂會。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劉元生先生與廣州樂團聯袂演奏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我太喜歡這首愛情至上的協奏曲，所以演出結束后跑到后臺向演奏者祝賀，劉先生送了我一盤他個人演奏的《梁祝》協奏曲錄音帶。當時我怎么也想不到，這盤錄音帶竟會成為我們交往的開始。而劉先生也在日后成為我到深圳創建萬科的生意伙伴、公司上市之后的大股東之一。

時間過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批準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一天，就是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通過參加招聘，脫離了鐵路系統，進入廣東省外經委，做招商引資工作。我活躍在春秋兩季的“廣交會”上，經常出入高級賓館，生活方式有點鳥槍換炮的味道。

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課題，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鮮！我每天早起晚歸，努力工作，要把耽誤的青春補回來！ 1981年，廣州市面出現第一批日本鈴木牌125CC摩托車。處里購買了兩輛，其中一輛分配給曾駕駛過5年汽車的“小王”。我頭頂安全盔，駕駛著紅色鈴木，在廣州新建成的環市路上兜風，陣陣顫動的快感襲上心頭。

就在滿懷熱情的忘我工作中，問題出現了。

1982年春季交易會，東方賓館。我同科長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廠商，其中有一個環節是外經委主任宴請。宴會上為了調節氣氛，我主動講了一些輕松話題活躍氣氛。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主任和外商邊吃邊談，顯得自在輕松，心情愉快的外商還兩次夸獎“王先生的干練”，我也不免滿足了兩次小小的虛榮心。

筵席散去，科長卻把我拽到一邊，嚴肅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風頭都搶去了，還有處長、科長，哪輪到你表現？想想你平時的情況，是不是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槍打出頭鳥’知道嗎？要注意啊?！笨崎L一席話語重心長。我無言以對。

在論資排輩的傳統氣氛中，我的自我實現、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現欲受到了強烈的抑制。

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鐘，下班到點前就收拾妥辦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業余愛好上，如越野摩托車、乒乓球和象棋。

一晃年底。年終總結工作，領導卻覺得我發生了令人欣喜的變化，評價王石變得穩重成熟了，“這樣的人不培養，培養什么人呢？”哎喲，努力工作卻受到批評，精力幾乎全用在業余時間卻得到表揚和賞識，這簡直是莫大的諷刺。我再一次想到了離開?？扇ツ哪兀砍鰢魧W還是應聘遠洋公司當海員？

此時，在距離廣州130公里的深圳蛇口開發區，開拓者袁庚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渾然不覺間，深圳已經成為一個被世界矚目的建筑大工地。應國務院、中央軍委的調遣，兩萬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部隊官兵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參加基建大會戰。

轉眼1983年春?！芭Ｗ小狈驄D帶著打撈的鮮蝦、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紅蘋果，來廣州探望我的岳父母?！芭Ｗ小贝┲患_灣制的淺色夾克，頭發也光鮮了許多，最稱奇的是“牛仔”村長的夫人燙了個卷發頭，問她是哪兒燙的，她只是低頭掩嘴嗤嗤地笑，臉也紅了起來。短短三年時間，深圳到底發生了什么？

“牛仔”興奮地告訴我們這些廣州人：整個深圳成了大工地，羅湖區的兩座山頭都被鏟平了。

“鏟下的土方倒進海里？”

“羅湖區是個洼地，鏟平山頭填洼地?！?/p>

“規劃者很高明啊?！蔽也唤袊@。

“牛仔”還說，一些年輕人從香港跑回來，開輛二手的8噸泥頭車（翻斗車）運送工地的泥土，賺的錢比在香港還要多，“呵呵，這樣發展下去，我這支書也好當多了”。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牛仔”對駐扎在皇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隊的描述：“突然大部隊開進，吃住水電供應都是問題；村里騰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機械堆放不下，我找到盧勝海團長，一個很爽快的北方人協調?？吹阶≡诤喡墓づ镏械膽鹗繘]有蔬菜，我親自到香港采購去慰問。施工機械很快運到工地施工……”

5年服兵役的生活浮現在腦海里，一股英雄主義的豪邁氣概從胸中升起，我豁然開朗：應該去深圳特區施展個人的才干，實現個人的抱負。

這時候，我已經33歲，當過兵，做過工人，在政府機關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閱歷，有一定的信心，更有我所喜歡的《紅與黑》一書中主人翁于連的那種不甘于平庸，以個人之力奮斗拼搏的野心。

我相信，自己將在深圳實現個人的夢想。

摘錄來自《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1983-1999）》作者：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