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作為國家建設兒童友好城市的第一批試點，廣州率先建立全市覆蓋的“1+12”的兒童公園體系，取得了廣泛的社會效益。目前國內兒童游憩空間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微觀尺度的場地設計，在市域層面對相關群體的活動特征研究較少，另一方面，兒童作為有限行為能力人，其游憩活動與其監護人高度相關，因此針對育兒群體的游憩行為特征的研究能夠為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提供重要支撐。本研究基于手機信令數據中APP使用偏好識別了育兒群體，將其在各個公園的到訪量記作公園內育兒家庭的活力水平。發現中心城區以中小公園為主，大型綠地資源較為稀缺。需求側針對兒童及其家長自然游憩的活動需求，在全市范圍內，將所有信令數據所標識的育兒群體在各個公園的駐留情況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空間相關性分析探索公園各類環境要素對兒童空間活力的影響機制，并基于多元地理加權回歸模型對各類影響要素的空間分異特征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廣州市公園內的兒童活力具有顯著的空間聚類特征，中心城區的公園呈現高值聚集。此外，周邊房價水平、路網密度以及開發強度等外部因素對兒童活力的影響存在顯著空間關聯性，且在各個地區呈現空間分異特征，為后續精細化推進各區構建兒童友好公園的建設指引提供了研究支撐。

本文字數：6670字

閱讀時間：21分鐘

作者 | 王煒文、張藝馨、施青雨

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關鍵詞

育兒群體、信令數據、影響機制、空間分異

01

研究背景

兒童健康成長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省、市政府在不同層面陸續在明確了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目標，并對兒童友好政策、服務、權利、空間、環境等提出了具體要求。其中，兒童公園作為兒童友好城市空間建設的重要載體，因具有專享性、自然化、休閑性、文體性、社交性與教育性等優點，已然成為了城市兒童戶外活動的集中空間，是當前兒童友好城市建設成效評價的重要標尺。而目前兒童公園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場地設計[1-2]、場景營造[3-4]與體驗評價[5-6]方面，為兒童友好公園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但由于其研究方式受限，在宏觀層面對兒童實際的自然游憩場所和行為模式的研究較少，不利于指導后續兒童公園設施的精細化配給。隨著21世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信息化項目的持續推動與移動終端的廣泛普及，以手機信令數據為代表的大規模軌跡數據因覆蓋人群廣、獲取難度小、信息時效強、采樣周期長、收集質量高等優點，在城市公共空間活力研究的應用尺度、評價指標、影響機制及營造模式等多個領域取得積極進展。近年來受類型多樣且非結構化的多源數據驅動，傳統城市公共空間活力研究在持續進行面向城市[7-8]、鄉鎮[ 9-10]以及成片地區[11]等宏觀尺度領域實證研究的同時，在街區[12]、社區[13]、體育空間[14]、商業中心[15]、軌道交通[16]、城市公園[17]等微觀尺度范圍內也取得了較大突破，并主要利用手機信令數據、社交媒體圖片數據、百度遷徙數據與百度熱力人口數據，創新構建景觀指數、功能混合度、公共交通可達性、區位中心性等評價指標[18]，對城市公共空間活力時空變化特征與活力協調度進行定量測度，并就活力空間格局提出優化營造策略[19]。

綜上所訴，當前學術界針對兒童公園的研究普遍聚焦于兒童感官體驗，互動活動等聚焦微觀尺度，但也忽略了兒童作為有限行為能力群體，其行為模式和活動范圍受其監護人影響較大的特性，導致目前基于兒童偏好理論的兒童公園系統建設難以符合大多數兒童活動的實際需求。并且，傳統的實地訪談與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因傳播渠道和調查周期的限制難以在宏觀層面客觀描繪育兒群體的活動熱點。由此，本研究將基于手機信令數據識別育兒群體，通過研究其到訪并駐留的公園分布特征，探索其空間分布的潛在影響機制，并基于影響結果為廣州市推進兒童公園體系的建設提出建議。

02

研究方法

報告針對信令數據中梳理的育兒群體在廣州市各個公園游憩的駐留情況，根據實際情況列出4類12項可能影響其其活動的環境要素，計算各項要素指標的數據并進行歸一化處理，最后根據指標的數據統計結果觀測不同環境要素下的育兒群體游憩活動變化情況，分析育兒群體公園活力與環境要素的相關性，得出各類環境要素對于育兒群體自然空間游憩活力的影響機制，并針對其空間分異特征，為兒童公園的建設給出差異化的優化提升建議。

03

研究對象及數據來源

3.1 研究對象

自廣州推進兒童友好城市以來，全市已經完成了“1+12”的兒童公園系統建設（1個市級兒童公園和12個區級兒童公園），但經過訪談調研，育兒群體游憩場所并不局限于13個兒童公園。因此，研究將納入全市范圍內的綠地公園，并在后續需求側的研究中篩選出具有育兒群體周末白天駐留的公園作為統計分析的基本單元。

3.2 數據信息

考慮到節假日、疫情等因素對育兒群體的社會行為產生的一定影響，手機信令數據選取的日期為2023年3月份。基于手機信令數據中的APP瀏覽記錄和偏好信息，初步篩選廣州市域范圍內具有育兒特征的用戶群體大約120萬人，基于該群體的信令數據在各個公園的駐留情況延展分析出現狀育兒群體的居住地分析，游憩出行距離及人均停留時長分析，以識別廣州市育兒群體在各個公園的空間活力特征。

育兒人群公園游憩的需求側方面，基于手機信令識別的育兒群體，在2023年3月份擁有育兒群體畫像的用戶大120萬位，其中到訪過廣州市331個公園的育兒群體用戶數量大約有158000位，其在各個公園的駐留情況可以作為觀測指標來分析各類環境因素對育兒群體周末公園游憩活動空間相關性。

表1 數據來源統計

04

育兒群體自然游憩的

空間需求分析

考慮到兒童作為有限行為能力人，育兒群體周末白天的自然游憩行為將直接影響兒童的活動范圍。通過信令數據中APP的使用偏好識別出的廣州市育兒群體用戶數量約120萬，其中約15萬位家長在周末在到訪公園游憩的記錄，但只有1.3%左右的家長選擇兒童公園作為周末游憩地。因此，本文選取了廣州市范圍內在百度地圖上擁有矢量邊界的所有公園（累計331個）作為研究對象，排除一些沒有家長到訪的公園和到訪人數較低的異常值后，全市范圍內剩下221個公園（包含13個兒童公園）。整體上看育兒群體到訪的熱點地區主要集中在海珠、越秀和天河等中心城區，而白云山，海珠濕地以及珠江新城的濱江公園等地標性景點也有較多的育兒人群駐留。

圖3廣州市公園分布與兒童空間活力水平

此外，研究通過將其他公園設置為啞變量，對兒童公園和其他公園的育兒群體駐留情況進行回歸擬合分析（如表2），發現兒童公園與其他公園在兒童家長到訪量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相比于其他公園，兒童公園并沒更吸引育兒人群的到訪，初步印證了調研訪談的結論，因此后續的統計分析將以全市具有相關群體駐留記錄的公園作為研究對象。

表2 兒童公園與其他公園育兒群體到訪量線性回歸分析表

此外，研究發現有不少其他公園（如海珠濕地公園，白云山公園、天河公園和番禺城市公園等），相較于兒童公園擁有更高的育兒群體到訪量，這主要是得益于良好的自然風景以及完善的景區配套。另一方面，通過對兒童公園的育兒群地通勤距離分析發現，絕大部分（約90%）選擇到訪公園游玩的家長平均交通距離超過了1000米，而大部分（約73%）到公園的家長交通距離不會超過1000米（如圖4）。那些無法承受較長通勤距離的家庭往往選擇就近的公園游玩，所以兒童公園的區位環境所帶來的交通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園的兒童活力。

圖4 兒童公園與其他公園的家長到訪通勤距離對比圖

因此可見，現狀兒童公園體系建設的過程當中存在一些負面的環境要素，從而造成了兒童公園的低效利用。為進一步研究育兒群體對自然游憩空間的潛在環境需求，我們選取了221個公園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全局的空間自相關分析，發現廣州市公園內育兒群體周末白天活動分布較大可能具有空間集聚的特征，并在局部空間自相關中，天河區、海珠區和越秀區的珠江公園、海珠濕地附近呈現顯著的高值集聚，即海珠濕地、珠江公園、動物園等兒童空間活力較高的公園帶動了周圍的公園兒童活力。

圖5 全市公園兒童活力水平空間自相關分析圖

為全面收集各個公園可能影響兒童活力水平的環境參數，根據《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研究設定公園地塊500米的緩沖范圍內（10分鐘步行范圍）作為公園環境的可感知區間，并基于此范圍，結合文獻綜述的計算公式梳理，從物理環境，社會環境，功能環境與交通環境4個維度，12項二級指標來計算各項潛在環境影響指標的數據（如表3）。

表3公園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4.1 公園環境指標的空間自相關分析

針對各個環節指標數據的空間相關性分析顯示，公園環境范圍內的建筑密度、開發強度，房價均值，商務中心性，居住中心性和公交可達性在空間上存有較強的聚類特征。

表4 環境影響指標空間相關性分析表

4.2 影響機制相關性分析與分類

利用皮爾遜相關性分析，對各公園育兒群體到訪人數和4類環境要素的12項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在計算相關性之前，所有指標數據都進行了歸一化處理。結果表明路網密度、開發強度與公園兒童活力值具有顯著的相關性，提高公園環境的路網密度能夠顯著改善兒童空間活力水平，這表明周邊小街區，密路網和高開發強度的公園環境最受家庭親子出行游憩的偏愛。形態緊湊度具有顯著的中度負向相關性，這表明帶狀公園的兒童空間活力往往高于獨立完型的公園。而建筑密度，綠地指數和功能密度沒有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需剔除。

表5 環境影響指標相關性系數一覽表

4.3 MGWR模型回歸系數結果

4.3.1 全局尺度線性回歸

為進一步探索環境要素對兒童公園游憩行為的影響機制，將各個公園的育兒群體到訪人次表征其空間活力，用作觀測量，各個公園具有一定相關性的環境指標數據為解釋變量，通過地理加權回歸分析統計各類環境要素在全局尺度下對于育兒群體活力水平的影響水平。研究發現，在全局尺度下，模型R方為0.641，即變量模型能解釋廣州各公園兒童空間活力約64%的變化。除了公園環境的功能多樣性和形態緊湊度之外，其他環境要素皆具備一定的顯著性，其中開發強度，育兒群體工作地中心性，居住地中心性和路網密度對公園的兒童空間活力具備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而公園面積，房價水平和公交可達性則存在顯著負向的影響機制。

表6 環境影響指標全局回歸分析結果一覽表

4.3.2 地理加權線性回歸（局部線性回歸）

在局部尺度的回歸擬合中，調整后R方從0.641提升到了0.857，AICc從全局尺度的420.925下降到了241.252，模型的解釋效果得到顯著改善。根據統計結果顯示，開發強度，公園面積，育兒群體工作地中心性，居住地中心性和路網密度具有對公園兒童的空間活力有促進影響，而房價水平和公交可達性對公園兒童活力具有負向的影響。

標準差指標則能反映各個環境變量在不同公園里對兒童空間活力影響程度的差異性，標準差越大，其影響機制的空間差異性越大。開發強度，公園面積，房價水平和路網密度等環境要素在不同公園內對兒童空間活力的影響差異較大，而育兒群體居住和工作的中心性、公交可達性的影響機制在全局較為統一，對不同區位的公園活力影響水平差異較小。

表7 環境影響指標地理加權回歸分析結果一覽表

4.3.3 各公園環境指標變量的空間差異分析

（1）公園周圍環境的開發強度對公園內兒童活力水平的影響是較為明顯的，其空間上呈現中心強吸引，近郊負吸引，遠郊弱吸引的特征（如圖6）。以越秀為核心的中心城區（包括荔灣北部，天河西部和珠江新城附近）周圍開發強度越高，公園內兒童活力值也越高。該影響力從內向外逐步遞減，并在白云、黃埔和番禺東部等近郊區降至負值，表明在近郊公園，其周邊開發強度對兒童空間活力促進力逐漸減弱，甚至在局部出現抑制特征，這可能與近郊區工業廠房的建設相關。在花都、從化、番禺客運站和南沙等遠郊區域的公園，其周圍環境開發強度對兒童活力的影響力又呈現一定的回升，隨著從化流溪河公園、花都融創、番禺長隆和南沙濱海公園附近的配套設施逐步完善，未來遠郊特色公園或成為親子游憩的新熱點。

（2）公園面積大小對兒童空間活力的吸引力呈現由內向外逐步遞減的特征，這可能與城市環境內公園資源的稀缺性相關。比如在用地相對緊張，兒童人口居住密度更大的老城區，公園面積越大，兒童的空間活力越高，而在近郊和遠郊區域，隨著公園面積增大，其對兒童活力促進效力逐步遞減，甚至在白云山和天河區北部附近出現抑制影響。外圍城區大型的郊野公園因其體量較大，設施相對不齊全，通勤和游玩的時間成本較高，可能并非家長親子游憩的常選項。因此建議在外圍城區建議補充精準覆蓋的中小型兒童公園網絡，而在中心城區聚焦于現有大型公園的兒童友好設施提升。

（3）育兒群體居住地中心性、工作地中心性在各個公園的回歸系數變化較少，表明對不同公園，居住地和工作地的中心性對兒童活力水平的影響具有高度相似性。其中各個公園的育兒群體居住地中心性對其兒童空間活力水平存在最強的正向影響機制，這表明育兒群體更偏向于在家就近選擇親子游憩的公園。

（4）公園周圍環境的房價水平對其公園內的兒童活力呈現抑制性影響，其在空間上呈現影響力由西向東逐步遞減的分異特征。廣州市老城四區（越秀、荔灣、天河、海珠）和外圍西部城區都呈現相對強烈的影響特征，房價水平越高的地方，其公園內兒童活力水平越低。考慮到房價作為城市發展的成熟度，舒適度，便捷度的直觀指標，居住在房價較高的兒童家庭往往也擁有更多適兒娛樂的選項，兒童公園的游憩活動也相應的有所降低。對于從化、黃埔、南沙和增城等東部新區，房價對兒童活動的負面影響逐步降低，表明這些外圍城區的新城建設的過程中兒，童游憩娛樂的選項相比于中心城區呈現下降趨勢。

圖6 多尺度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系數空間分布

05

結 論

廣州市作為國內首批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試點，兒童公園的建設具有廣泛良好的社會效應。與此同時，隨著兒童公園體系的逐步完善，本研究利用手機信令數據對育兒群體在兒童公園的到訪情況進行初步梳理，發現各區兒童公園與兒童實際需求存在錯配關系，這也意味著兒童自然游憩的主要場所并非限于兒童公園內。為此，本研究基于手機信令數據和廣州公園矢量圖斑，篩選了廣州市存在兒童家長到訪記錄的221個公園作為研究對象，觀測其兒童空間活力（家長到訪頻次）與四類公園環境指標的相關性，并在空間分異特征下，研究了公園環境指標對兒童空間活力水平的影響機制，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兒童公園在兒童家長的到訪量上與其他公園并未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兒童友好公園系統的建設主體不宜僅限于兒童公園；（2）珠江新城附近的公園存在顯著的高值聚類現象，中心城區高品質的自然公園整體提升了區域內的兒童空間活力；（3）各類公園環境指標對兒童空間活力水平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且在局部環境存在一定的空間分異特征。其中公園環境內路網密度對兒童活力具有最強烈的促進影響力，并在空間上呈現北高南低的影響力分異特征。

本研究考慮到兒童作為弱行為能力人，其活動范圍受其監護人影響較大的特性，基于信令數據識別了育兒群體的時空活動軌跡，彌補了當前學界對兒童宏觀層面活動范圍分布的認知空白，相比于傳統的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的感性認知，提供了基于行為數據的客觀分析，為后續精細化提升兒童友好公園體系提供研究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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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2024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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