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北平燕京大學臨湖軒留影

文|王笛

1920年代以及以后的美國人，當望著漸行漸遠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肯定是五味雜陳，有著極大的失落感。其實，中國的大門，仍然對美國打開著，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密勒氏評論報》、司徒雷登、鮑威爾、史迪威、賽珍珠、阿班……美國因素仍然影響著中國。在同一個時期，不斷有中國人遠渡重洋，到美國尋求真知，吳文藻、費孝通、陳寅恪、陳夢家、梁思成、林徽因、林耀華……在美國最好的學府里，諸如哈佛、耶魯、康奈爾、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大學，都可以經?？吹剿麄兊纳碛?，從那里產生了那一代最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面臨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兩國又成了生死攸關的朋友。如果我們看美國政府拍攝的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國戰場》（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便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美麗的土地，悠久的歷史，勤勞的人民，正在被日寇所蹂躪，那么美國為誰而戰，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嗎？于是，在中美關系史上，便有了飛虎隊、駝峰航線、史迪威公路等等這樣的歷史記憶。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本書的六位故事講述者芮恩施、鮑威爾、史迪威、賽珍珠、阿班、司徒雷登，有的早已離世，有的被日本人監禁，有的回到了美國，有的幫助中國抗戰……他們余下的故事可以說是圓滿地詮釋了他們人生的追求，以及對中國的情誼。還是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最后與中國的故事吧。

這里和大家分享王笛新作《中國記事（1912—1928）》中關于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杭州入土為安

從燕京大學成立，一直到抗戰爆發，司徒雷登把這個學校辦成了一個世界級的大學，這是他給中國和世界的教育事業留下的一座豐碑。在這個最后的故事里，讓我們跳出燕京大學，來看他怎樣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

1937年日本占領北京，日本占領軍要求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校園“掛滿洲國旗，感謝日本的解放”。但是他毫不猶豫地予以嚴詞拒絕，并回信指出，“我們拒絕遵循這些命令，因為這是大學，沒有權力強迫學生介入政治活動?！?/p>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當天上午，司徒雷登就被捕了，顯然日本人是蓄謀已久?！都~約時報》報道，就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日本軍方以釋放司徒雷登作為條件，要他協調蔣介石和美國，與日本簽訂和平協定，但是他不為所動。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司徒雷登才被釋放，度過了漫長的“三年八個月零十天的監禁生活”。他回到燕京大學，繼續擔任校務長。

抗戰結束沒有給中國帶來和平，國共內戰一觸即發，馬歇爾將軍被派往中國，肩負協調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政府的使命。他接受了馬歇爾將軍的邀請，于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那時他剛過完他70歲生日不久。他擔任這個職務的主要使命，就是和馬歇爾將軍一道，參與國共和談，希望中國能夠避免內戰。一年的時間，“努力想幫助中國建立起聯合政府，實現這個飽經災難的國家的和平民主和經濟上的復蘇?！奔词乖谡勁兄袛嗪蟮淖詈髢蓚€月里，“仍舊沒有放棄，努力尋求生機，堅持和政府、共產黨的代表團私下會面。”

1949年4月，解放軍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沒有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而是留在那里，希望能夠與新政權保持聯系。但是當時美中關系已經徹底破裂，司徒雷登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為。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南京返回美國。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寫道：“能踏上回國的路程還是令我們十分高興的。在中國的最后幾周太煎熬了，不斷被動蕩的局勢、憂愁、煩惱、憤怒交替折磨著?！?/p>

據當時擔任駐美大使的顧維鈞回憶，司徒雷登回美不久，8月在華盛頓的一次燕大校友為他舉行的招待會上，就中美關系表示，共產黨統一整個中國，“美國也將承認它”。 10月，為討論對中國的政策問題，美國國務院舉行了一個圓桌會議，費正清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司徒雷登還專門請他吃了一頓午飯。在這個會上，司徒雷登發表了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見解，認為這個運動雖然受到蘇俄很深的影響，但是具有“完全的中國特色”。

11月底，司徒雷登拜訪了他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學校長喬治·巴爾博（George Barbout），巴爾博早年曾在燕大教過書。11月30日晚，從辛辛那提（Cincinati）乘火車回華盛頓，他在餐車吃晚餐，感到不舒服，竟然立即便失去了知覺。這距司徒雷登離開中國還不到四個月。

乘務員根據他衣袋里的證件，才知道了他的真實身份，立即給國務院發電報，報告他的病情。列車在華盛頓靠站后，司徒雷登被抬上救護車，迅速送往海軍總醫院。經全力搶救，在兩周后才脫離危險。經醫生診斷，司徒雷登患的是嚴重的腦血栓，還引起了半身不遂和失語等并發癥。顯然，這次患病與他回到美國后的過度操勞直接有關。從8月10日回到華盛頓，到11月23日，不過100天，便連續出席30次會議，加之各種應酬以及宗教活動。高度緊張的生活節奏和極度郁悶的心情，終于打垮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醫院治療了三個多月，直到1950年3月中旬才被允許出院。由于司徒雷登大半生都在中國度過，在美國沒有住房，患病前一直與傅涇波一起住在飯店里。為了讓他出院后有一個舒適而安靜的養病環境，傅涇波拿出他積蓄中的大部分，在華盛頓買了一棟兩層的小樓，把這里作為他和司徒雷登共同的家。司徒雷登與傅涇波的家人一道，度過了他最后的13個春秋。

嚴重的中風后遺癥，使他不僅喪失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而且幾乎無法與人交談，只有與他朝夕相處了30多年的傅涇波才能聽懂他所要表達的意思。而中美關系的惡化和前途的渺茫，令他痛心之至，常常夜不能寐，又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癥。

1949年8月返美后，司徒雷登仍然保持駐華大使職位。但美國國務院明確告訴國民政府，既不準備派司徒雷登去臺灣就任，也不準備提升臺灣的外交規格。蔣介石因丟失在大陸的政權，對司徒雷登懷恨在心，認為他沒有全力地支持國民黨政權，也明確表示不歡迎他到臺灣復任。

另外，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贏得了下任總統的選舉，按美國的慣例，總統換屆時所有駐外使節都應自動辭職，以便下一任總統能夠根據自己的選擇任命新的大使。1950年11月，司徒雷登致信總統杜魯門，表示因健康原因希望辭去駐華大使的職務：“由于我將我的一生全部獻給學習和了解中國人民及其文化，以便增進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理解，我相信你定能理解此際的我，當我說我將不得不離開美中活動現場了。”

由于司徒雷登長期在海外，不能享受接工作年限積累的退休金。他在燕大當校長和在南京當大使期間，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而把大部分薪水資助了生活困難的師生。在出任大使的幾年中，還需給傅涇波支付薪水。每年圣誕節，要拿出一大筆錢給燕大的學生會餐，給教職員工的孩子買禮品，所以他的錢所剩無幾。

這時，他的生活起居全靠傅涇波和他的家人照料，辭職以后，每月不再有薪金。傅涇波因為長年追隨在他身邊，也沒有機會賺錢，所以積蓄有限。司徒雷登和傅家的生活因此而陷入窘境。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了解到這個情況后，開始每個月發給司徒雷登600美元退休金，這樣才基本上解決了全家人的生活問題。

病情稍有好轉，司徒雷登開始完成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的最后三章。前六章是他被日本人囚禁的幾年中完成的，后來在繁忙的公務中，又陸續寫了六章。最后的三章是由他口述，他的老朋友斯坦利·霍恩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博士執筆?；舳髫惪碎L期在美國國務院供職，此時退休在家。每天上午，霍恩貝克來司徒雷登房中，與他交談，然后再根據記錄和司徒雷登保存的筆記寫成。

1954年，司徒雷登的回憶錄由紐約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馬歇爾在序言中寫道：“我想沒有任何人像司徒雷登那樣精通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政治的復雜性?！焙m為該書寫了長篇導言，介紹了司徒雷登的生平及其活動。

司徒雷登生病以后，還在孜孜不倦地探求處理中美之間關系的最佳模式，以及反思美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他說：“我們的目標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確保我們始終是一個自由的國家。要忠于那個原則和實現那個目標，我們在考慮問題時就不能只想到自己，還要考慮其他國家人民的生存問題，還有他們的安全和自由?！蔽蚁?，對這樣一個原則，和中國人民所追求的應該是一致的。

在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后幾年中，最讓他為之魂牽夢縈的，還是太平洋的另一端的第二故鄉，和那他為之付出了畢生精力的燕園。1955年8月，司徒雷登立下遺囑，請傅涇波在他去世后，將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學他妻子的墓地旁。還多次叮囑傅涇波，設法把1946年11月周恩來送給他留作紀念的一只中國明代的五色花瓶物歸原主。

《紐約時報》關于司徒雷登去世的報道。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62。

由于一生追隨在司徒雷登身邊的傅涇波及其家人的悉心照顧，使他得以安度晚年。1962年9月19日，因心臟病突發，司徒雷登在華盛頓的醫院去世，享年86歲。次日《紐約時報》發布了他逝世的消息，標題是《司徒雷登，86歲去世，1946—1949年任駐華大使》（J. Leighton Stuart， Dead at 86; Ambassador to China， 1946-1949）；副標題說，他“努力使蔣介石和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這個報道還提到，“雖然他說服國民黨政權做出巨大的改革，但是這已經太遲，不能贏得中國人民的信任?！眻蟮勒J為，“作為一個傳教士和教育家，司徒雷登的溫文爾雅和慈愛，成為在中國最受尊崇的美國人之一?！彼阅軌蛟谥袊酥虚g贏得這樣高的聲譽，是因為他是“一個講究原則的人，不會違背自己意志而做交易?！?/p>

為了實現司徒雷登的囑托，傅涇波曾多次向中國駐美大使館陳述司徒雷登的遺愿。1986年1月，傅涇波找到中國駐美大使韓敘，托他將兩封信帶回國轉交有關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寫給鄧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出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以及將周恩來送的花瓶歸還中國的問題。

1986年6月底，中國有關部門經過協商，并報中央書記處批準，對司徒雷登的遺愿做出答復，同意接受花瓶并將其存放在南京的梅園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于北京大學的臨湖軒。但可惜的是，此事因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而擱淺。

傅涇波去世以后，他的兒子傅履仁（John Fugh）——一位美軍將領——繼續他父親未完成的事業，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杭州也積極歡迎司徒雷登的歸來。司圖雷登出生和長大在杭州，會講一口杭州話，1946年還被國民政府授予杭州榮譽市民，他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在杭州，那里還有他的故居和講過道的天水堂。歸葬杭州，也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司徒雷登去世近半個世紀之后，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終于被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賢園，出席安葬儀式的包括美國駐華大使雷德（Clark Randt Jr.）、杭州市的副市長，以及燕京大學的校友?！都~約時報》發布的司徒雷登歸葬杭州的新聞指出：“司徒雷登自己的歷史就是一個窗口，看到了從晚清到共產革命勝利那個期間中美關系的變化?！?/p>

這本書到這里應該結束了。本書以司徒雷登擔任美聯社記者報道辛亥革命為開始，又以他的骨灰2008年在杭州入土為安結束。在此期間，中美關系的起起伏伏，也可能是兩國復雜而多變關系的一種隱喻吧。

本文摘錄自王笛新作《中國記事（1912—1928）》，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