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葛劍雄文集第8卷），葛劍雄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中國”意味著什么，它的概念經歷了怎樣的演變?中華民族怎樣一步步發展成今天的大家庭？華夏文明如何造就，與世界其他文明有什么異同？我們的文化自信從哪里來……

葛劍雄教授的新書《何以中國》，開篇即從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的“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切入，講述了“中國”二字的起源及其歷史演變過程。全書又分“天時地利人和”“古今絲路”“滔滔黃河”“浩浩長江”“大運河 好江南”“歷史：傳統與現實”“舊史新義閱讀中國”“文化何以自信”以及“秦、兩漢時代”幾個部分，從承載文明曙光的甲骨、青銅，到孕育無數燦爛文化的黃河、長江，再到影響區域與世界交流的運河與絲綢之路，娓娓道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

這些文字既回顧了歷史，也深刻探討了文化何以自信。當下，科技發展推動人類社會倉促前行，全球經濟格局重塑并對各國、地區文化交流形成新的沖擊，葛劍雄教授為我們認識、思考中華文明的過去與未來帶來了更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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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與文明互鑒

（摘自《何以中國·文化何以自信》）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中指出：“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一種文化就是一個特定的人類群體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中長期形成的生活、生產、生存方式，在此過程中產生的行為規范、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以及相應的物質與精神產物。

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論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結論告訴我們：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中游（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長江中下游（浙江余杭良渚）、西遼河（遼寧牛河梁）出現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各地陸續進入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河南偃師二里頭），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區與引領者。

圖源：視覺中國

文明的曙光出現在黃河中游、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不是偶然的。由于人類早期生產力低下，只能使用簡單的工具，對自然條件的適應性有限，必須選擇比較適宜的自然環境，盡可能利用天然的生活、生產、生存條件。在五六千年前，這些地區的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地貌、地形等都是比較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例如氣候溫和，降水或水源充沛，便于用水又能規避洪水，土壤肥沃疏松或容易開墾，物產比較豐富多樣，能就近獲得建筑材料，便于與外界的交通等。

地理環境為人類早期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在一定的范圍內，并沒有規定或限制文明發展的類型和程度。在同樣的條件下，人群中的天才人物和杰出分子往往能發揮特別大的作用，把對地理環境的利用推到極致。傳說和史籍記載中的黃帝、炎帝、神農、伏羲、堯、舜、禹都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進步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

早期中華文明如滿天星斗，但有的逐漸暗淡，有的戛然而止，有的遷徙無常，唯有黃河中下游地區漸趨成熟，日益壯大，形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和引領者，并逐步擴大到全國各地。主要原因在于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的平原地勢平緩，土壤疏松，表面植被容易清除，使用簡單的工具就能開墾耕種，能形成大規模的連片農業區，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和物資供養一個政治實體的全部人口，進而構成統一國家的物質基礎。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已經將疆域擴展到當時的全部宜農地區。與今天中國的領土比較，未包括在西漢疆域的大致只有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和東北地區。而西漢未將它們囊括在內的主要原因，并非缺乏軍事實力，而是在當時條件下這些地區無法進行農業開發或者不適合農業人口居住。

隨著人口的擴散和遷徙，以黃河流域為基地的諸夏（華夏）民系的生存空間不斷擴大，或者因與其他民系融合而實際增加了華夏民系的人口數量及居住地，最終發展成中華民族的主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漢族。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華夏文明也逐漸覆蓋全部農業地區，并最終為牧業地區所接受。正因為如此，北方牧業民族曾多次建立自己的政權并入主中原，甚至統治全國，但軍事上的征服者最終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毫無例外地接受了華夏文明。

地理障礙使中華文明遠離其他主要文明，因而在整體上沒有受到外來文明的影響，保持了持續的、穩定的發展。大航海帶來了西方文明，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清朝的大門，中國遭遇了3000年未有之變局。但中華文明不僅沒有滅絕，更沒有中斷，而是浴火重生，迎來了新的復興。

5000多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中華文明發源于這片土地，植根于這片土地，最適合中國的地理環境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生產和生存的人。中國由封閉到被迫開放，到積極自主開放；中國由封建專制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過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由以農村為主到快速城市化。在這過程中，中國文化不斷更新，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樣的文化當然值得我們自信。

文化自信的另一個理由，是中華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學習，能夠不斷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長處。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由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利弊并存，由此孕育的文化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保持先進。總體上先進的文明、文化，都是不斷自覺地吸取其他文明的精華、學習其他文化的長處的結果。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結果證實，中華文明自形成之初，就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如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技術，馬的馴化、飼養和改良，以及青銅冶煉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并被改造生發出嶄新的面貌。如青銅，由主要用于制造工具演變為制造禮器，一方面使鑄造技術更加完善、更為精湛，另一方面賦予青銅器更多的精神價值，使之成為藝術、文化、歷史、制度、信仰的載體。

一些源于外界的產物、知識、技術、觀念、科學、宗教，被學習、引進、吸收，已經成為中華文明、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以致我們長期忽視了它們的真正源頭。如一直被視為傳統文化時間系列指標的“天干地支”，根據西晉時郭璞的《爾雅注》，它們都有一個奇怪的別名：甲——閼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強圉，戊——著雍，己——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癸——昭陽；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協洽，申——涒灘，酉——作噩，戌——掩茂，亥——大淵獻，子——困敦，丑——赤奮若。這些詞，除了個別能從字面理解外，其他用漢字的意義根本是無法解釋的。唯一的可能是它們本來就來自另一個語系，只是用漢字記錄了它們的發音。早已有學者注意到，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形成的時間早于中國的地支，而地支中某些別名的讀音與巴比倫的發音非常接近。

如果說這個問題還需要尋找新的證據深入探究的話，大量其他文明、其他文化早已中國化并被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已是不爭的事實，國人已習以為常。外來的佛教因為成功地中國化而被中國民眾當作本土信仰，禪宗更被文人視為一種中國文化。近代日本人用漢字翻譯了大多數西方科學和人文的詞匯，中國幾乎照單全收為現代漢語詞匯。

有學者注意到，夏朝的興起與小麥的傳入和推廣同步，商人的崛起與戰車的引進密切相關。十六七世紀以降，來自美洲新大陸的煙草、番薯（紅薯）、玉米、馬鈴薯（土豆）、花生、辣椒傳入中國，并且很快普及。17世紀初明朝的人口接近2億，19世紀中葉清朝人口已超過4億，占總人口一半以上的增量人口大多是由這些新作物養活的。今天中國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夠生產全部工業產品的國家，但這些產品大部分并非原產于中國或由中國人發明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但這些商品大多曾經是中國從外國進口的，改革開放以來才開始學會生產。

“文明互鑒”就是不同文明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其前提就是承認其他文明有值得借鑒、學習之處。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也要尊重、欣賞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自信。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曾經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在文化自信的同時，尊重他人的文化自信；在贊美自己的文化時，也贊美其他文化，這樣才能“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才能和諧相處，發展成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