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官員枉法，冤屈無法得到申訴，百姓就會求助于神靈。那么，陰司是否就是一方凈土，能夠體現真正的法律公正性？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可知，當時人對陰司的司法公正性同樣提出了質疑。

——編者按陰司訴訟：重建法律公正的有力途徑？

文 | 陳寶良

明初人瞿佑所作文言小說《剪燈新話》中《令狐生冥夢錄》一則，記載了一位剛直之士令狐譔至陰司打官司的故事。

小說記道，令狐譔生平不信神靈，傲誕自得。凡是有人談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他就大言加以駁斥。

他有一位近鄰烏老，家資巨富，尚貪求不止，而且“敢為不義，兇惡著聞”。

一天，烏老病卒，死后三日再次蘇醒。有人問他死而復生的原因，烏老則說：“吾歿之后，家人廣為佛事，多焚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

令狐譔聽說之后，尤感不平，感嘆道：“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貲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

于是憤而作詩一首，道：“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之后的當天晚上，令狐譔在夢中被勾攝到陰司，后遭逼供。陰司據以為罪證者，即為令狐譔所撰詩作中“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一句。

為此，令狐譔作了供辯。在辯狀中，令狐譔本來相信，“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銼燒舂磨之獄，具輪回報應之科，使為善者勸而益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

換言之，地府之說的存在，理應改變“以強凌弱，恃富欺貧”的社會現實，使“上不孝于君親，下不睦于宗黨”，以及“貪財悖義，見利忘恩”之徒，在陰曹地府得到應有的懲罰。而事實并非如此，即地府“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后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地府號稱公正，其賞罰之條，不宜如是

。正因為此，令狐譔才大膽提出質疑。地府中的明法王覽畢令狐譔的辯狀，批道：“令狐譔持令頗正，難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仍下令復追烏老，置之于獄。這則故事大抵反映了下面一個事實，即地府中同樣存在不公正。

盡管如此，明清時期的民間百姓還是相信，地府可以為他們的冤屈主持公道，所以才有大量陰司官司的事例出現。這種事例，同樣在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證。如明末的法律文書顯示，原籍江西的醫人蕭德魁，住在廣東已經多年，并與王遡琴為鄰居。德魁家中有一使婢育英，因被遡琴挑逗而與之產生奸情。為此，蕭德魁氣憤不過，自認是“異鄉孤蹤，難與地方人角”，于是就選擇了“不聲之官而訴之神”，采用在城隍廟貼黃紙的方法，希望能得到神的公正待遇。這應該說是一種“情亦窘矣”的無奈之舉，但也反映了民間百姓對神靈的崇奉。

清朝人李西橋在為明代無名氏所撰小說《包青天奇案》所作之序中，就包公判案進入公案小說的原因作了相當詳細的分析。

首先，他強調了聽訟之難。他說：“明鏡當空，物無不照，片言可折獄也。然理雖一致，事有萬變，聽訟者于情偽百出之際，而欲明察秋毫，難矣。”

其次，正因為聽訟或者說判案如此之難，所以才出現了包公這樣的人物，甚至進入民間的傳說或小說之中，以至千古之下，對包公其人聞風敬畏，遇到無頭沒影之案，即說“非包爺不能決”！進而言之，民間將包公說成是“閻羅主”，所以京城有“關節不到，有閻羅老包”之說。

第三，清朝人明白地知道，所謂陰司，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之事。那么，為何民間將包公稱為閻羅王？正是因為包公剛毅無私，所以民間才以“神明況之”。李西橋進一步提出：“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則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氣節，左瞻右顧，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可見，還是公則明的道理。

至于陰司訴訟，按照民間的傳說，其審理訴訟的程序也有一個等級層次，一般是先向當地的“社公”控訴。若是社公無法解決，則必須上訴到東岳行宮。小說《二刻拍案驚奇》為我們詳細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小說卷16記載了下面這樣一件因為經濟糾紛而引發的訴訟案件。

案件的原告方叫陳祈，是一個狠心不守分之人。被告方是一位富民，叫毛烈，平日貪奸不義，一味欺心，設謀詐害。兩人一向交好。兩人之交惡乃至訴諸公堂主要源于經濟糾紛。原來陳祈家較為富裕，尚有三個兄弟。他害怕將來財產四人平分，就起了貪心，打算多占家產。為此，他就與毛烈商量。毛烈于是替他出主意，讓他將好的田產暫且出典給他，就可以避免將來被均分。為此，兩人就立下了文書，并請人做中間人，將田立券典給毛烈。考慮到這些田產將來都要取贖，所以典錢只收三分之一。

陳祈在將家產分割以后，就拿出贖田的銀價，前來向毛烈取贖。拿出贖銀后，毛烈借故原券不在，再過幾日交還給陳祈。陳祈要求毛烈給一份收據，但毛烈還是百般搪塞。因為兩人平日交好，陳祈就有點托大，不再要求收據。

過了兩日，毛烈不再承認有典田之事。為此，陳祈將毛烈告到知縣衙門。因知縣得了毛烈的好處，且陳祈又拿不出典田的原始證據，于是被判敗訴，甚至還被說“圖賴人”。陳祈在受了冤枉之后，沒處“叫撞天屈”，心中氣憤，只好宰了一頭豬、一只雞，買了一對魚、一壺酒，將這些東西拿到社公祠中，跪在社神前，直訴自己冤屈，相信天理昭彰，神目如電，替自己伸冤，在三日內給毛烈一個報應。到了家里，晚上得一夢，夢見社神對他說：“日間所訴，我雖曉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東岳行宮訴告，自然得理。”

次日，陳祈寫了一張黃紙，捧了一對燭、一股香，徑往東岳行宮。陳祈一步一拜，拜上殿去，將心中之事，是長是短，按照在社神前時一樣表白了一遍。到了晚上，陳祈又到了東岳行宮，再次訴告。

本來世間的一件經濟訴訟案件，于是也就變成了陰間訴訟。其結局則是毛烈因為犯了欺心之事，被索命而死，而陳祈也死去七晝夜，去陰司走了一遭后，回還人間。但陳祈因起先就已“欺心”，所以被罰“陽間受報”，得了心痛之病，不得不將原先欺瞞的家產再分給三個兄弟，最后此病隨身，終不脫體，結果還是將家產消耗殆盡。

小說的編者不厭其煩地渲染這一則故事，其目的無非說明詐欺之財不是很好受用的。“陰世比陽世間公道，使不得奸詐，分毫不差池”。毛、陳兩人的顯報，就是最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