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歷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與遙遠的過往，古人在記錄歷史時不僅僅是在向后人傳遞事實，更是在向天、向神、向祖宗報告；“史德”不僅是一種職業道德，更是一種對事業、信念的忠誠，可以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葛劍雄教授在《何以中國》中為我們講述：我們的歷史是怎么形成的？當初我們的祖先留下歷史的記載究竟是為了什么？歷史這個學科究竟是怎么產生的？

*本文為葛劍雄教授2017年5月22日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內中國書院博物館報告廳所作講座的記錄稿，有刪改。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在這里做一個交流。首先我來匯報一下自己這些年學習、研究的體會。那就是傳統和現實，歷史研究跟歷史應用之間的關系。中國的傳統史學發展到今天，有一些傳統得到了延續，有的已經根據實際發生了變化。所以我認為講清楚這些關系，也許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從事歷史研究，也能夠使我們更加理解為什么當前對歷史的運用要采取這樣的措施。

我想在座的各位至少是歷史的愛好者，或者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或者是在自己的研究中經常要運用到歷史研究的成果。我們的歷史是怎么形成的？當初我們的祖先留下歷史的記載究竟是為了什么？歷史這個學科究竟是怎么產生的？我想對我們今天來講，大家公認的歷史記憶，還是從有了文字開始。

在有文字以前，我們今天講的歷史，也就是當時的人想要記錄或者總結的已經發生的事情，只能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以前有一個所謂結繩記事的年代，就是當時人怕自己忘記，往往有一件需要向他人、后人傳播的事就在繩子上打一個結作為記號。有的事情比較重要，就把結打得大些；有的事情小一點，就把結打得小些。這樣以后的人看到這個結就知道代表什么，以便相傳。在非洲有些地方的老人，他們沒有年的概念，他們只記得發生過幾次洪水。有些人說一百歲、兩百歲，他不記得，只記得一年發生兩三次洪水，就以為兩三年了。各個國家都是如此，都有一種特殊的記憶符號或者模板。但是有了文字以后，那么最有效的，就是拿文字記錄。

《何以中國》實拍圖

現在的歷史學界，特別是歷史學界以外的人認為，我們以前對文字以外的信息重視不夠。但是到目前為止，離開了文字，完全依靠符號、圖畫、圖像，恐怕還不能夠比較具體地記錄歷史。那么歷史記錄在什么地方呢？在沒有紙、沒有類似書寫材料的條件下，記錄歷史是很困難的。比如甲骨文往往是記載在牛的肩胛骨或者龜板上，古人最初用這個來記錄歷史。后來就算已經有了一些書寫材料，比如說竹簡、木簡、紡織品，又考慮到記在這上面的文字、符號很容易消失，或者載體本身容易霉變，禁不住火燒、水淹，所以古人往往把一些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內容鑄造在青銅器上，或者刻在石頭上，形成所謂的金石文字。金是金屬，如青銅，不是黃金。

今天我們有一些大的青銅器被稱為國之重寶，一方面固然是它本身的物質價值很高，因為在古代要鑄造一個大型的、紋飾精美的青銅器并不容易，比如我們前兩年參加湖南“皿方罍回歸”活動，就知道這么一件精美的青銅器要做好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部分青銅器上直接記載了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更加體現青銅器的價值。所以當時人經常把青銅器稱為國之重寶，要求“子子孫孫永寶用”（商周青銅器銘文末尾常用語）。

大家現在通過屏幕看到的這件青銅器是我們國家的一級文物——考古學家把它命名為“何尊”。尊，指裝酒的器皿。但眾所周知，這件青銅器的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它本身物質層面的價值，因為它上面有一段記錄了歷史的銘文，這段銘文中有四個重要的字——“宅茲中國”，這也是目前為止能見到的最早的“中國”兩字。“宅茲中國”的意思就是把中國當作我的家、我的住處了。這段銘文上記錄了周武王攻克了商朝的首都之后，舉行了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告：我現在就把中國當我的家了，占有了中國，統治了那里的民眾。接著又寫道，王遷回了他祖宗的發祥地成周，重新實施武王的禮儀制度。聯系上下文，我們可以知道遷都成周的王就是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這篇銘文不僅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最早的“中國”的來源，更重要的是記載了西周初期周成王遷成周的這段歷史，時間應該是公元前11世紀后期。這就反映出來當時的人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千方百計、不惜工本地要保留下來那些內容。

我們講到歷史的起源，首先要看當時人為什么要記。難道是為了讓我們今天的教授有點事做，或者是留下一兩件甚至是再多一點文物，或者是給我們戲說、穿越找到一個由頭？顯然不是。既然如此，他們為什么要記？記給誰看？何尊銘文記載武王占領了商朝的首都以后首先是向天報告，讓天知道。所以其實最早的記錄不是給我們看的，是向天報告。有些有了早期信仰的民眾，則是向神或者祖宗報告。因此早期的歷史記載是為了向天、神或者祖宗報告事情。

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截圖

那么由誰來記錄呢？一般人無法直接跟天、神、祖先溝通，所以很多群體，包括中國、外國，一些原始的民族、部落，都是由巫師負責記錄歷史。巫師就是溝通人與天、人與神之間關系的人。巫師一方面是記錄史實，另一方面也是向天、向神求助。比如殷墟出土了許多甲骨文卜辭，這些卜辭大多用于占卜吉兇。從卜辭內容來看，大小事宜都會占卜以問天、問神。比如有一條卜辭記載：晚上天陰了，還能不能打到象呢？這說明是國王或者貴族要去狩獵大象，但是到了傍晚，天陰下來了，所以才問今天打不打得到大象。卜辭問的就是這么一件事。這里負責占卜問天、問神的就是巫師。很多卜辭里面都是對一些大事甚至小事的占卜，相當于今天的算命、打卦，有的則是拿龜板烤一下，通過分析上面的紋路做出解釋。溝通的對象也是天、神，而不是人。由巫師負責記錄，跟崇拜的對象請示、匯報、溝通。

中國的文字發展比較快、內容比較復雜，使得記錄一些復雜的事物成為可能。隨著記錄的內容越來越繁雜，巫與史開始分家，出現了專門記錄歷史的專職人員。“史”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個人拿著一個記錄的板。從這里也可以知道那時候的文字載體是“史”，由一個人負責。后來由于需要記錄的內容更多了，所以又有了你負責記什么、他負責記什么的分工。爾后為了有比較規范的記錄，就有了一個標準的配置，即國君或者統治者身邊至少有兩個史官，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

那個時候記錄沒有電腦，記錄的速度比較慢，比如漢朝就是拿著竹簡記錄。怎么辦呢？由一個史官專門記錄國君說了什么，另一個史官專門記錄國君到了哪里、見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這些記錄的內容按照規定都要放在一個密封的柜子里面，等到國君死了，或者他不再擔任國君了，再當眾把它打開，表示平時積累的資料都在里面，沒有弄虛作假。然后根據這些把歷史整理出來。比如孔子整理的歷史，在魯國當時叫作《春秋》，英文翻譯為“chronological”，就是指以時間為序，是春夏秋冬。注意，《春秋》不是孔子本人記錄的，是他整理的史料，而這些史料又是當時的國君死了以后由史官整理出來的。孔子根據史官已經整理成文的記錄，又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標準進行刪節加工，把它整理出來，有了現在看到的《春秋》。

為什么要那么認真、隆重、一絲不茍地整理這些史料呢？因為這是要跟天報告的。古人敢欺天嗎？包括國君在內當然都不敢欺天。正因為這樣，國君認為記錄他的歷史是對天負責的，而且當時的人也認為如果自己將來死了，離開這個世界以后，就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所以秦漢時期對死者的觀念是“事死如事生”，對死人就像對活人一樣。當時人擔心死后留下的不良記錄被老天爺知道后，受到懲罰——有的可能是懲罰本人，有的可能是禍延子孫。也正因為這樣，至少在春秋戰國以來，就已經非常強調歷史記錄的真實性。但是這個真實性從一開始就包含了一種價值觀念。它更重視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價值取向，而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事實，或者說對于事實的結論性的內容。

紀錄片《敦煌》截圖

有一個例子，就是孔子曾經贊揚董狐的典故。董狐是晉國的史官，孔子贊他“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宣公二年》）。這里的“史”是名詞，指的是史官。孔子為什么贊揚董狐是一位良史呢？因為他記錄的時候絕不隱瞞。

這個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當時晉國的首相（即正卿，是春秋時期部分諸侯國的執政大臣兼最高指揮官）叫趙盾。當時晉國的君主晉靈公荒淫無道，不好好管理國家，喜歡帶領一幫人吃喝玩樂，甚至跑到王宮前面的高臺上看下面的行人走過，然后用彈弓攻擊行人，打得下面的人奔逃，晉靈公和隨從哈哈大笑，以此取樂。又比如廚師給晉靈公做熊掌，晉靈公嫌熊掌沒有熟透，就把廚師殺了。殺了廚師以后，怕事情暴露，就派人把廚師的尸體混在菜葉堆里偷偷運送出去，結果被趙盾識破了。趙盾多次規勸晉靈公，晉靈公非但不改，還對他心生不滿，于是派人刺殺趙盾。刺客半夜到趙盾府中，發現雖然天還未亮，但趙盾已經整整齊齊穿好朝服坐在府中打瞌睡等待上朝。刺客不忍心刺殺這么一位為國盡忠的良臣，但又不能違背對晉靈公的承諾，據說進退兩難之間，刺客只能撞槐樹而亡。為什么是據說，因為這個記錄找不到證據。刺客臨死之前沒有碰到第二個人，那時候沒有電話，也沒有錄音工具，刺客也沒有留下遺書，旁人怎么知道他怎么死的呢？也許刺客是突然心臟病發作，也可能是摔了一跤，甚至是趙家的人把他殺了以后偽造現場，這些都有可能。但是刺客自殺的重點不在刺客本身，而是要顯示趙盾是個好官。故事到這里還沒結束，趙盾深知晉國容不下他，于是出逃了。趙盾這一走，他的弟弟趙穿干脆就帶人在桃園把晉靈公殺了，然后再迎趙盾回晉國執政。

所以晉靈公之死，趙盾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史官董狐記錄這件事的時候，記“趙盾弒其君”（《左傳·宣公二年》）?！皬s”是以下犯上，非常嚴重的罪行，其他的還有子弒母等。這一記載對趙盾影響很大，因為趙盾相信上天知道這件事以后，將來不僅是趙盾本人，趙盾的全家和后人都將不得安寧。所以趙盾就問董狐為什么這樣記載。董狐義正詞嚴地質問趙盾：“請問你是不是正卿？”趙盾答：“是。”董狐再問：“你今天出逃，有沒有跨過晉國的國境？”趙盾答：“沒有。”董狐又問：“你回來以后有沒有懲處殺害國君的兇手？”趙盾答：“沒有。”董狐于是答道：“你作為正卿，逃亡的時候沒有跨過國境，回來后又不處罰弒君者，你不是主謀誰是主謀？”

這背后其實涉及當時人的兩條界線。一是“亡不越竟（境）”,就是趙盾出逃但沒有離開國境，就仍然是正卿，還要對國家事務負責；二是“反不討賊”，就是趙盾回來后沒有討伐弒君者，那么趙盾作為責任人，就需要對弒君這個行為負責。趙盾因此也就成為了弒君者，董狐也堅持了史官秉筆直書的原則，孔子也因此贊揚董狐是個堅持原則的優良的史官?？鬃铀^“書法不隱”實際上主要是根據價值觀念判斷史實。

《何以中國》內頁實拍圖

還有一個就是“崔杼弒其君”的例子。崔杼是齊國的一個大夫，但他殺死了齊莊公。齊莊公比晉靈公更荒唐，他不僅勾引崔杼的妻子，與之通奸，還讓崔杼的妻子把崔杼的官帽偷帶給他，然后再在朝堂上大肆宣揚。這對崔杼來說是奇恥大辱，于是崔杼要求妻子把齊莊公騙到家中，暗中殺死。被殺之前，齊莊公連連求饒，表示愿意去宗廟請罪，在大臣面前給崔杼道歉。但是都沒有用，崔杼還是把他殺了。崔杼殺死齊莊公情有可原，但是根據當時的價值觀念，國君再荒淫無恥，他也是國君，而崔杼是他的下屬，就不能弒君，這不符合禮法。所以齊國的太史就記錄“崔杼弒其君”（《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要求史官改掉這句話，史官因不答應被殺，職位由史官的弟弟繼承。史官繼承比較困難，當時都是子承父業或者兄終弟及。比如司馬遷是史官，他的父親司馬談也是史官。這是因為史官有很多經驗和材料都是口頭相傳的，而且還需要掌握天文、歷法等知識。而齊國的這位太史兄弟三人都做史官。大哥死后，老二來了，崔杼問老二準備怎么記錄。答曰：“崔杼弒其君”，又被殺。接著老三來了，崔杼再問他準備怎么記。答曰：“崔杼弒其君?！贝掼踢@時候開始害怕了，因為他心里明白，上天也許會因為他殺害史官三兄弟而更加降罪于他。就在崔杼準備對付老三的時候，在齊國南面有另一個史官南史氏已經在趕往首都的路上，他聽到這個消息，打算如果崔杼把太史三兄弟都殺了，他將繼續寫下“崔杼弒其君”。

崔杼自己也知道史官殺不盡，只好允許這樣記載。

那些史官為什么這么堅持？當然我們可以簡單解釋為一種職業道德。但是深層次的，他們在考慮什么？就是“不可欺天”，因為欺天，自己就要受到懲罰。比如文天祥的《正氣歌》里面舉了一系列他自己心中的“天地有正氣”的典范，其中就談到齊太史。這樣一種“史德”也就成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很重要的部分?！笆返隆辈粌H是一種職業道德，更是一種對事業、信念的忠誠，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

《何以中國》內頁實拍圖

大家也看到，我們從一開始記錄歷史就認為觀念要重于事實，這是因為當時已經形成了一種“天人合一”的觀念，雖然“天人合一”幾個字是后來才總結出來的。我們今天給“天人合一”比較積極的解釋，一般是指人跟自然的和諧相處。但是它的本意是強調君權神授。天子、君主的權力來自神或天，所以皇帝被稱為天子，是上天在人間的代表。天派他下來，他的權力也來自神授、天授，所以歷史記錄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解釋天命。天命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個朝代興起是因為上天把使命交給了他，并且肯定會有很多吉兆，以至于皇帝的出生都可以證明他是天的化身或者是天派下來的代表。相反，如果一個朝代衰落了，這個皇帝身死或者統治被推翻，主要還是歸咎于他已經失去了天命?！疤熘鶇挕?，是天或者神對他有所不滿，就會出現種種兇兆，很多就反映在人事或者自然現象上。天文其實也是用來解釋天命的，這一點很重要。比如說《史記》里面記載周朝的祖先是后稷，后世稱他為“農神”。那他是怎么出生的呢？據說后稷的母親姜嫄到郊外游玩的時候踩到一個巨人腳印，回來就懷孕了。姜嫄因踩到巨人腳印而懷有后稷，這證明后稷是神的后代，因此后稷能夠開創西周，成為西周始祖。

這個記錄其實也有現實的根據。古代中國曾經也經歷過母系社會，當時的人因為還沒有足夠的醫學知識，看到嬰兒從母親肚子里孕育出生，所以就崇拜母親。不單是古代中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經歷過母系社會和生殖崇拜。而且因為當時還沒有形成一夫一妻制度，組建家庭，往往是群居、群婚，所以古籍記載當時的社會存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莊子·盜跖》）的現象。即便是孩子的母親也不清楚孩子的父親是誰。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后稷就很容易被附和為神的孩子。也許這個故事完全是編出來的，也許不是編的?？赡芎箴偝錾臅r候，就與常人有異，或者特別強壯，這也可能導致姜嫄相信這是神的孩子。

如果說這個故事還比較符合早期原始社會的實際情況，那么《漢書·高帝紀上》記載的漢高祖劉邦出生的故事，我認為完全是為了證明劉邦建立漢朝乃天命所歸。有關劉邦的出身，史書都承認——“細微”，就是草根。到什么程度呢？父親和母親的名字都沒有流傳下來。劉邦后來做了皇帝，尊其父親為太上皇，稱他父親為太公，太公就是尊稱，并沒有名字；而他的母親就稱為劉媼，就是劉大媽、劉大娘，也沒有什么名字。

據說劉媼回家的路上，走累了，就在一個池塘邊上躺著睡著了。（改革開放以前，我到北方的農村，也經?？梢钥吹教稍诘厣闲菹⒌倪@種情況。）這個時候，電閃雷鳴，風雨大作。劉邦的父親在家里看到妻子還沒回來，就去找她，走到那一看，結果發現一條龍在妻子身上翻滾，把她帶回家后，就發現她懷孕了。這樣一來，劉邦就成為了龍的后代。當然，這樣的故事，后面的朝代就很少用了，但是在當時，大家還是認可了這個解釋。后世也有，比如趙匡胤出生的時候就是紅光滿室，這個也沒有錄像或者照片，有人這么說，大家也就都這么說了，以后的帝王出生吉兆也多是這類情況。除了證明劉邦出生傳奇之外，還要為他造勢、造輿論。比如，說他的鼻子生得很高，耳朵可以碰到肩，兩手垂下過膝蓋，最神奇的是說劉邦左邊大腿上有七十二個黑點。古人公開穿短褲的情況是很少見的，那史官怎么知道劉邦腿上有七十二個黑點呢？但這種情況史官依然很認真地記錄下來，并且記錄在正史之中，實際上就是為了證明統治者的合法性。

我們現在看到二十四史和其他正規的史料，甚至有些檔案里，都記載了好多祥瑞，吉祥的征兆。有的是天文方面，比如說劉邦的部隊打進咸陽的時候，天上出現了五星連珠的奇觀；有的說某某出兵的時候，紫氣東來（我不知道紫氣是不是指霧霾或者沙塵暴）；還有的記錄某地產了靈芝，某地出現了嘉禾——一般而言莊稼只結一個穗子，雙穗為嘉禾，還因此把這個地方改名為嘉禾；更夸張的還有看見龍尾、麒麟之說。另一方面，史料中也記載了災異?；杈吓_了，這個朝代要亡了，就出現各種災異。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長期的。短期的，像太陽黑子、日食，甚至日全食。如果將出現日全食，史官一定要預報。這是令人非?？只诺氖虑?，因為太陽象征皇帝，日全食就等同于掩蓋了皇帝的光輝。太陽黑子出現了的話，一般解釋為皇帝有過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記錄太陽黑子現象的國家，但這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史官記載下來以警告皇帝。日食、月食、地震都是上天的警告。

《何以中國》實拍圖

中國對地震的記錄也很早。非常巧，中國史料上記載的第一次地震，就是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統治時期出現的。下一次比較大的地震，正好是西周最后的君主周幽王統治時期出現的，并且西周都城附近的岐山也出現了山崩，這些都預示這個王朝氣數將盡。可見天文與人事緊密聯系。所以如果史官看到太陽出現黑子不報，或是沒有預測到日食，或測得不準，都是欺君的死罪。為什么中國古代的天文跟相關的數學一枝獨秀呢？這都是出于現實的需要。為了應對這些災異現象，重視上天的警告，皇帝需要過一段苦日子。比如皇帝以前吃飯可以欣賞音樂歌舞，現在不允許；山珍海味也不可以吃，要減膳，吃簡單的食物；要禁欲，不能親近女色；要素服，不能穿華麗的衣服；要住在光線暗的房間里，閉門思過，思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以致太陽都被遮住了。皇帝有時還要公開表態，必要時要下“罪己詔”承認自己對不起上天，還要號召大臣直言極諫。所以漢朝時如果碰到日食，大臣就可以直言極諫，皇帝不能反駁，罵得再厲害也得容忍。天文跟人事就這樣聯系起來了。所以官方記錄歷史，最關心的其實是統治者到底是得天命還是不得天命。

所以中國歷史上，除了前四史，有的史書還是個人編纂的。但實際上像司馬遷、班固等都是依靠官方的材料，都是史官。這以后，一個朝代滅亡后，新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開館招攬人才，由高級官員，如丞相一類的人主持修前朝史。修史不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而是要證明前朝的滅亡是天命已失的結果，同時證明本朝興起乃天命所歸。內容包括本朝的開國皇帝怎么出生、怎么發達，出現了多少祥瑞，前朝統治者統治期間又出現了多少災異。用今天學界流行的話講，就是修史者要證明當前統治者的政治合法性，證明某種歷史規律，如“多行不義必自斃”，或者“天之所厭”。這不是通過講其他道理，而是通過對歷史事件的選擇、記錄和解釋來完成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面，記錄歷史，價值觀念重于事實。至少從孔子開始，已經開創了這樣一種記錄歷史的原則。比如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我們知道《春秋》不是孔子寫的，而是由魯國歷代史官記錄下來，最后由孔子改定。

為什么孔子有那么大的能耐？因為春秋筆法。如果孔子給這個人、這個事用了一個褒義詞，這個人簡直像穿上華麗的貴族的服裝、戴上華麗的帽子那么榮耀；如果孔子用了貶義詞，這就比被刀劈斧砍還嚴重。因為如果一個人得到了肯定，在當時的觀念里，他死后到另一個世界都很榮耀，而且子孫都能得到余蔭；反過來如果被孔子用了貶義詞，那他死后在另一個世界就不得安寧，而且會禍延子孫，這就很嚴重了。所以孔子不是根據事實，而是根據價值觀念來決定褒貶。再者，孔子明確提出，對尊貴、賢能的人的錯誤或缺點要掩蓋起來，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公羊傳·閔公·元年》）。意思就是評價一個人要看他的主要貢獻，支線問題要幫忙掩蓋，不要直接記錄，如果這樣還不行，干脆就直接刪掉。當時孔子有個原則叫“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史記·孔子世家》），意思是該記則記，該刪則刪。一根簡，如果這段不好，就拿刀砍掉或者削掉。現在看到有些竹簡、木簡是斷的，實際上可能是削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春秋》，可以肯定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已經被孔子刪掉了。這就是春秋筆法。

比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記：“天王狩于河陽?！碧焱跏侵艹奶熳?，河陽是一個地名，“狩于河陽”就是在河陽這個地方舉行狩的儀式。現在我們一般把“狩”理解為打獵、狩獵。其實“狩”是當時天子、貴族所舉行的隆重儀式。一般選擇在每年秋冬之季，因為這時的莊稼已經收獲了，百姓比較空閑，準備祭品也比較容易；動物準備過冬也積累了大量脂肪，比較肥美。這時選個黃道吉日，帶上儀仗隊、警衛，隆重地吹吹打打，從城里來到獵場。大家先打獵，打完了把其中一部分獵物祭天祭祖，然后享用祭品，玩樂，這叫“狩”，這是個很隆重的儀式。照理說這沒有什么疑問，但是事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狩于河陽”實際上是一些專橫跋扈的諸侯，他們在河陽地方舉辦盟會，然后通知周天子去參加。這屬于以下犯上了，天王是最高統治者，諸侯沒有資格指揮天王。天王去不去？得去。到了東周的時候，周天子已經名存實亡了。周天子的存在完全是依靠這幾個強大的諸侯，他不敢不去。這件事對周天子來講是奇恥大辱，孔子認為這件事太重要，不能不記。但若如實記，就等于承認周天子是被諸侯召喚，不得不參加盟會。這既違背了孔子的價值觀念，也損害了天王的威望。于是孔子就用了這個“狩”字。孔子這種記錄歷史的辦法也為后世所沿用。

我們在二十四史中看到“狩”字，不要以為君主很神氣。比如北宋滅亡以后，北宋最后兩個皇帝宋徽宗和宋欽宗被金兵俘虜押送到黑龍江。宋朝的史書就記載——“二帝北狩”，意思就是兩個皇帝去北方打獵去了。實際上在那里坐井觀天、受盡屈辱，記為“狩”。所以大家以后看到“狩”字，千萬不要認為那么莊嚴隆重。又比如清朝，慈禧太后讓義和團去進攻北京的外國大使館，結果非但沒有攻下來，還導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帶著光緒皇帝倉皇出逃。當時的報紙和清史記載“太后西狩”，意思是太后去西邊打獵去了。這些例子說明中國的歷史記錄，至少從孔子的時代開始，所強調的是政治的合法性。實際上這是政治建設最高的服務方式，其他都是具體的，要證明本朝的政治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這才是中國以前修史的觀念。

這種觀念也有它進步的一面，而且往往能夠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比如唐太宗的時候要修前史。照理隋朝就應該修隋朝以前的政權的歷史。事實上隋朝以前，南方、北方的政權歷史編修程度不一。由于隋朝持續的時間太短，還沒來得及為前朝修史就滅亡了，所以唐朝的史官任務很重，不但要修隋朝的歷史，還要修隋朝以前，實際上從晉朝開始未得到官方承認的政權的歷史。

史官碰到難題了，因為隋唐大一統之前長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比如南方是東晉、宋、齊、梁、陳；北方先是十六國，后是北魏，后又分裂成東魏、西魏，后來又演變成北齊、北周。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大的政權都企圖將來能統一全國，都把自己稱為“中國”，而把對方稱為偽政權，而且用很不禮貌的詞匯。比如北方政權罵南方政權為“島夷”——逃到海島上的野蠻人，不配做“中國”人；南方政權也罵北方為“索虜”——頭發扎起來的強盜，我們才是“中國”。大家都說自己是“中國”，對立政權則是偽政權、反動派、野蠻人。這就給唐朝史官修史造成了許多麻煩。史官討論了很久都沒辦法決定，最后請示唐太宗。唐太宗下令二史并修，北方政權修一部《北史》，南方政權修一部《南史》，雙方都是“中國”，都是平等的，統治者都是皇帝，都不是偽政權。

我們現在事后來看，唐太宗這個決定很有智慧，當得起“英明”二字。首先，唐朝當然要肯定自身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唐朝的政權來自北方，唐朝繼承隋朝，隋朝繼承北周，所以不能否認北方政權的合法性。但是他也不能否定南方政權。因為到唐太宗統治的時候，原來南方政權統治過的地方和人口，約占當時唐朝的一半。如果唐太宗把唐朝差不多一半的人，都稱為偽政權統治過的民眾，不承認南方政權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對唐朝的統治和長治久安沒有好處。所以他從國家一統的角度出發，認為既然統一了，就要維持“中國”的統一，包括分裂時期也承認大家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分裂是暫時的，任何歷史時期，分裂政權都是歷史上的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唐太宗在《南史》《北史》中都肯定他們是正統，統治者都是合法的皇帝。

《何以中國》實拍圖

中國經歷過這么多天災人禍、改朝換代，從一開始就有“中國”的概念，并且這個概念得到延續，離不開歷代史官長期的維護。皇帝可以姓李、可以姓趙，政權可以改名稱，從秦漢到明清。但是，他們統治的一方被稱為“中國”，始終沒有變過。所以唐太宗采取這樣的方法修南北朝史，實際上維持了一個中國的概念，這個概念在以后都得到了延續。比如元朝統一中國以前，南方是南宋，北方是金朝；時間再往前推，北方是契丹或遼，南方是宋。元朝是怎么處理這段歷史呢？三史并修，《遼史》《宋史》《金史》。每一個朝代不管他們當時分裂，元朝都承認他們是“中國”，都是正統，都可以修正史。

歷史雖然不是簡單的重演，但會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可以看看這幾十年來大陸和臺灣的情況。我第一次到臺灣去感受很深，比如像火車，我們大陸分特快、快車、慢車，臺灣分自強號、復興號、莒光號。莒光取自“毋忘在莒”。這個成語出自《呂氏春秋·直諫》：“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贝呵飼r齊國內亂，公子小白和鮑叔牙出奔于莒。以后公子小白當了國君（齊桓公），鮑叔牙提醒他不要忘了出亡莒時的艱難。后來蔣介石于1952年1月視察金門島時為守島部隊題詞“毋忘在莒”，以示鼓勵和誡勉?！拔阃谲臁钡恼我饬x可見一斑，甚至連火車都是用這個來命名的。如果我們簡單地這樣記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史，中國當然是分裂的，那時候誰都不承認對方是中國。但是如果今后我們修這段歷史，還會分“島夷”“索虜”嗎？其實還不用等修史，胡錦濤主席早就已經改變了“海峽兩岸”的提法。以前我們強調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這當然是事實。為了更有利于統一，胡錦濤主席提出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所以我相信今后我們修這段歷史，肯定會采取唐太宗的處理方式——大家都屬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還是要維持它當時的價值觀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清朝最初為明朝修史的時候就強調天命。清朝初年有一個解釋說，明朝不是亡于大清，而是亡于流寇。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才是壓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清軍入關剿滅李自成政權，是為明朝遺民報了“君父之仇”，明朝遺民照理應該感謝清廷，而不是奮起反抗。但是明朝遺臣認為清軍剿滅李自成政權后，理應回到長白山去，但清軍非但不走，還繼續南下，所以當然不會感謝清廷。清廷對此的解釋則是天命所托，上天認為明朝氣數已盡，天之所厭，清朝取代明朝乃應天命。因為當時明朝滅亡不久，如果說崇禎皇帝荒淫無道，老百姓不能接受——事實上崇禎皇帝也不是昏君，而且崇禎皇帝的結局也頗為慘烈。李自成叛軍攻破內城，守兵和大臣四散，最后崇禎皇帝見時局已經無法逆轉，便帶著太監從神武門出，爬上景山自殺了。自殺前，還留下遺詔，要李自成不要傷害百姓。死后披發遮面，以示無顏面見祖宗。由此可以看出，崇禎皇帝還是一個負責任、心系百姓的君主。如果清朝說他荒淫無道，百姓是不會接受的。而清朝一本正經為崇禎皇帝發喪、致哀、安葬，就表示不是皇帝不賢德，而是明朝天命已盡。所以這段歷史就是要證明清朝乃天命所歸。

但是等到清朝穩定下來，清朝發現，還是要維持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到了乾隆年間，清朝開始準備修國史。乾隆皇帝專門下令編纂《欽定國史貳臣表傳》（簡稱《貳臣傳》），“貳臣”就是叛徒，專指服務于兩個王朝的臣子。將帶頭投降的洪承疇、后來的錢謙益，凡是投降清朝的明朝大臣，統統列入《貳臣傳》。乾隆皇帝還做了重要批示，說這些人雖然對大清朝“不無微功”，功勞還是有一點的，但畢竟“大節有虧”，所以還是不能稱為榜樣。相反地，乾隆皇帝把那些抵抗清朝而死的明朝忠臣，列入“忠臣傳”——《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不但在中央這樣做，還通知各地在編修地方志時，將那些凡是因抵抗大兵、對抗清朝而死掉的人，無論是戰死、自殺、被殺，官員統統列入《忠臣傳》，老百姓全部列入《義民傳》，女人全部列入《節婦傳》。所以我們去看揚州、嘉定的地方志，就可以看到忠臣一大批，都是為抵抗清朝服毒自殺或者被殺，節婦也很多，如王氏投繯自殺、李氏跳井自殺等。甚至還公開了袁崇煥之死的真相。我們知道“己巳之變”的時候，崇禎皇帝命袁崇煥守北京，打退了清軍的包圍，隨后袁崇煥進一步督師對抗清軍，清軍打不過他。最后清朝用反間計，故意讓人泄露偽造的袁崇煥與清軍秘密來往的信件。崇禎皇帝本就生性多疑，明朝大臣之間的利益集團又有斗爭，最后判定袁崇煥和清軍勾結之罪。袁崇煥被施凌遲之刑，千刀萬剮，當時北京老百姓信以為真，十分憎恨袁崇煥，紛紛觀看行刑，啖之血肉。到乾隆年間公開了這個秘密，為袁崇煥平反，說他是明朝的忠臣，在北京為他建廟祭祀。

這些可以說是乾隆皇帝很有智慧的措施。中國古代社會，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民間始終有一種長期延續的價值觀，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到了明清之際，一些地方有聲望的鄉紳、明朝退休在家的官員，這些知識分子因為抵抗清朝被殺、自殺，或者是家產喪失，并且他們的子孫也都被當成“反革命家族”的成員，長期抬不起頭。而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則成為新貴。但乾隆修史則使得抵抗清軍的忠臣都得到肯定，那些曾經因抵抗清軍而被壓抑的江南地區的鄉紳等得以重新揚眉吐氣，傳統的價值觀念也得到延續。

太平天國興起后，成功地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既不是滿族的將領和八旗兵，也不是蒙古的將領和騎兵，而是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漢族知識分子和他們組織、訓練的鄉土武裝力量。但是曾國藩他們不是為了保衛一個異族的皇帝，而是為了捍衛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曾國藩在《討粵匪檄》里講得很清楚，太平天國用暴行摧殘、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當時太平天國把儒家經典稱為“妖書”，規定知識分子不許看“妖書”；把孔廟燒毀，將孔孟牌位扔進糞坑；勒令讀書人要么加入太平天國，要么就被殺死。所以曾國藩這篇文章講，孔子孟子、我們的祖宗在九泉之下痛哭，我們現在如果再不起來捍衛我們傳統的這一切，還有什么臉再去見祖宗？

大家想想，如果清朝沒有注意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得不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會有這樣的情況嗎？當這一批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產生的精神的感召力量是相當強大的。同時，他們還及時地利用了西方的先進武器，比如后來李鴻章就請洋人組織洋槍隊、常勝軍。曾國藩也注意到發展新的武器、槍炮、軍艦，中國的第一艘蒸汽機輪船就是在曾國藩駐在安慶期間，由中國人自己造出來的“黃鵠”號。后來這些都應用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上。曾國藩本身也不會什么武術，如果大家去看他留下的文集，會發現行軍打仗的內容都不是主要的。他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對當時中國社會、對家鄉的父老百姓，甚至對他的敵人的這樣一種精神的、道義的力量。這能夠實現的前提是他們已經認同了清朝皇帝是一個合法的統治者，清朝是一個得天命的朝代。所以歷史起到了這樣的重要作用。

*摘自《何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