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曾經說過：“達到一個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通過它的肚子。”飲食，這一看似平凡的日常行為，實則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民族記憶。它不僅是滿足口腹之欲，更是禮儀、社交、藝術與情感的交融。從古至今，飲食文化的演變映照出社會的變遷與文化的交融，而那些古老的器具與習俗，依然在當代生活中以新的形式延續著它們的生命力。

近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推出了特別展覽“流動的盛宴——中國飲食文化”，展期延續至6月18日。作為“香港藝術三月2025”的重點節目之一，這次的展品可謂分量十足。不僅包括了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八件國家一級文物，還匯聚了大英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以及來自中國香港多家博物館的珍藏文物，全面展現中國千姿百態的飲食文化和生活面貌。從第一單元“跨越生死”的來世饗宴、第二單元“跨越文化”的胡風宴會，到第三單元“跨越山水”的文人游宴、第四單元“跨越時間”的多媒體互動餐桌上，我們不僅能一窺當代飲食器具的前世與今生，還可以見證飲食器具在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長河中的更迭與流動。

圖片來源：本報記者 梁信 攝

食之一事 生死相隨

《禮記》中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這句話說明了自古以來中國人對飲食文化極為重視。在古人看來，飲食不僅有飽腹之用，而且涉及社交、禮儀、政治等多個方面。展覽的第一單元“跨越生死——禮食同源”，就著重展示了新石器時代至漢代期間與飲食相關的禮器及陪葬品，探討古人將生前的宴飲習慣“移動”到來生的重要性。

在這個時期，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生器”，另一個是“明器”。

生器，是指從逝者生前的物品中挑選出來用于陪葬的物品，這些物品不僅最大程度上真實反映了古人的飲食用具以及風俗習慣，還具有“慎終追遠”的重要意義：即便生不帶來，死后也要將在世使用的飲食器具帶往另一個世界。而明器則是指專門為隨葬所制、不具備實用性的象征性陪葬品，也稱“鬼器”或“死器”，從漢代起就大量流行。墓葬中常常會發掘出微縮化和簡化的飲食器皿、灶、井、家禽、田地、池塘等，這些物件都體現了當時的人們“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和對永生的向往。到了宋代以后，明器從以陶制為主演變為以紙制為主，墓葬中描繪墓主人宴飲、對坐的壁畫也開始增多。明器的材質、形制和用法的變化，反映著各種民間信仰的融合與社會風尚的轉變。但不曾改變的是飲食器具作為跨越生死的禮儀載體，以及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祈愿。

據介紹，青銅時代大量與飲食相關的禮器都用于祭祀，也是溝通人神天地的重要媒介以及地位與權力的象征。展覽中還可見各式各樣的青銅禮器：戈甗、尖足鬲、獸面紋方鼎等，它們都展示了中國文化“禮食同源”的觀念。

例如，青銅豆是一種用作盛放醬菜、腌菜、肉醬、肉汁等的器具，通常與鼎、簋、爵等組成隨葬青銅禮器。它的造型類似一個高腳盤，上面是一個圓盤狀，盤下有柄，柄下有足。《說文》中說：“豐，豆之豐滿者也。”有些學者指出，這個“豐”字就是在青銅禮器豆上面放兩串肉的象形。此外，在古文中的“豐”與“豊”是同一個字，都是指這種古代盛放祭品的貴重禮器豆，但是讀作fēng時，與“豐”同義，但多只用于古籍或特定文化語境，與祭祀、禮儀相關；而讀作lǐ時，直接指代禮器或禮儀，也就是繁體的“禮”字的右半邊。由此可見，古代飲食器具在中國傳統禮儀中的重要性。

圖片來源：本報記者 梁信 攝

絲路交通 胡風食尚

來到第二單元“跨越文化”，入口處的第一件展品就是一組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執壺胡人俑”和駱駝黃釉陶擺件。據悉，在唐代的墓葬中，經常會出土類似的載有貨物的駱駝俑和深目有胡須的胡人俑。“胡”在傳統上是相對的概念，泛指中原以外的風俗與事物；“胡人”，特別是活躍于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他們促進了中國與中亞和西亞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活動。在漢代和唐代，隨著駱駝商隊的往來，中國所產的絲綢、茶葉、陶瓷等商品經絲綢之路輸出至中亞、西亞甚至歐洲；而駱駝商隊則為中國帶來了胡餅、羊肉、牛奶為主的胡食，以及高腳家具。這些微觀層面的文化交流，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祖先們的傳統飲食習慣。

隨著這些食材經過絲路陸續傳入中國，它們名字也往往帶上“胡”字，像是如今我們熟悉的胡椒、胡桃、胡麻等，都傳用至今；還有帶“番”字的食物，大多是明代引入的，像是番石榴、番茄、番薯；而帶“洋”字的食物則大多于清代引入，如洋蔥、洋芋（馬鈴薯）。胡風食物、餐具以及飲食習慣在這個過程中被古人慢慢接納，吸納到中國的飲食傳統之中。

這個時期的飲食器皿造型變化，清晰地反映了中國主流傳統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鑒。中國傳統美食餐桌上，總離不開美酒相伴。而從“斟酌”到“傾注”的變化，卻是一次重大的“食尚”變化。中唐以前，酌酒時古人大多習慣以勺或斗舀出到壺、尊等盛酒器內，然后再把酒水分發到開口寬闊的杯碗之中。到了元和年間，源自波斯、薩珊、拜占庭等地區的“注子”傳入中國，尊與勺等才逐漸被取代。注子讓酒可順著壺嘴直接注入杯中，適合以窄口酒杯接盛，因此同一時期的高腳杯、帶把杯等新式器型也從西方傳入。溫碗和注子常常搭配使用，溫碗是用來盛放熱水的，而盛酒的注子是放在其中用來溫酒的。在名畫《韓熙載夜宴圖》中，已經可以看到這些成套的酒具。

而另一個新“食尚”則是從碗到盤。從新石器時代至秦代，華夏先民通常以蒸煮的方式烹飪粟、稷、黍等谷物，并用碗來盛粥羹。《詩經》中描述：“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描繪的便是宴飲之前，座次井然、酒菜齊備的景象。但因為“席”與“幾”都不大，無法多人共享，因此古人大多以分食為主。到了北魏，中國現存最早的農書《齊民要術》中提到了用焙烤方式制作的“胡餅”。由于餅的形狀扁平，需要用盤而非碗來盛，因此在唐代敦煌和墓葬壁畫中，都有描繪當時宴會上以大盤來盛放面餅的場景。胡人傳入的桌椅所占空間較大，無法個人獨套地使用，因此從這個時期開始，“同臺共食”也就逐漸成為了主流。

山水樂游 炊器攜行

在山水之間宴飲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尤為具有“儀式感”的一環。唐代的香山九老宴聚、宋代的蘇軾游赤壁與友人“舉酒屬客”等，皆是有名的例子。早期交通不便、旅費不菲，因此只有貴族與文人可負擔得起。到了明代、清代，交通狀況改善，經濟發展蓬勃，旅游業甚至與餐飲業攜手合作，推出“套裝行程”，在江南地區特別盛行。后期隨著大眾旅游的興盛，郊游野餐的樂趣不再局限于文人階層。

據明人游記記載：春夏時節，人們自各地乘舟出游，載著酒肴、樂器、戲曲用具。走路、乘馬、乘驢或乘竹轎的人們則帶著便于攜帶的酒器與食器。人們摩肩接踵，登高拜神，之后游玩野餐，享受太平時光。在這次的展覽中，就有一件“海水龍珠紋提匣”，提匣上雕云龍紋，內有大小不一的抽屜，是當時的人們用來盛裝茶壺、茶碗、茶葉罐、茶盤的。匣上有提梁設計，更是便于攜帶。清代宮廷畫家唐岱所繪的《石坂烹云》中，就描繪了類似的茶具提匣。

隨著展覽走向結束，我們仿佛從一場跨越時空的中國飲食文化之旅中緩緩歸來。從新石器時代的祭祀禮器，到漢代的明器，從唐代的胡風飲食，到明清的游宴盛景，不同時期的展品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串聯起中華飲食文化的千年脈絡。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或許會因為忙碌而忽視了一餐一食背后的文化內涵。但當我們再次回望這些歷史的痕跡時，便會發現，那些古老的智慧與情感從未遠去。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文化的傳承，始終是人類共同的追求。讓我們在未來的日子里，不僅品味美食，更品味那些隱藏在飲食之中的文化與情感，讓這份傳承在歲月的長河中悠悠流淌、永不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