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益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江西永修的木匠雷發達站在紫禁城太和殿前。這座建筑因雷擊焚毀，亟待重建。當工部官員為“正殿上梁”的吉時爭執不休時，雷發達腰插斧鑿攀上梁架，僅用三斧便修正榫卯，令大梁嚴絲合縫落下。康熙聞訊親賜“工部營造所長班”，自此開啟雷氏家族八代執掌清代皇家建筑的傳奇。

自清康熙年間開始，直至民國初年的二百余年間，雷氏家族共有八代十余人主持皇家的各類建筑工程，負責建筑設計和圖樣繪制等。由于供職于皇家建筑機構“樣式房”，故稱“樣式雷”。留存至今的樣式雷建筑圖檔，便是記錄清代皇家建筑的最珍貴的史料。

近期，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匠天工：樣式雷筆下的皇家園林》就向讀者們介紹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暢春園、圓明園、靜宜園、靜明園、頤和園、西苑、南苑，西郊賜園的樣式雷圖檔。這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陳紅彥主編的書并不只是對“樣式雷”的禮贊，還深入探討了大量清代宮廷園林的選址、勘探、設計、建造、維護等工程問題。

“樣式雷”家族第一代“掌門人”雷發達，在中國建筑史上舉足輕重。他首次將江南民居的“穿斗式”結構與北方官式建筑的“抬梁式”技藝融合，創造出獨特的“復合梁架體系”。這種技術革新，使得紫禁城建筑在保持恢宏體量的同時，擁有了抵御地震的柔韌性——1720年京師大地震中，太和殿巋然不動，恰是實證。

雷氏家族對建筑信息的編碼智慧，更令人震撼。這些圖檔，并非簡單的建筑圖紙，而是一套精密的“立體施工圖”。在圖紙基礎上，以黃泥塑形，外裱多層桑皮紙，再以葦稈標注尺寸，用不同顏色區分建筑材料，即“燙樣”。這種“可拆卸的立體藍圖”，讓目不識丁的工匠也能按圖施工。到第二代雷金玉主持頤和園重建時，更發明“分景燙樣”，將園林拆解為數百個獨立模塊，實現了“移步換景”的動態營造。

清朝末年，西方舶來品不斷進入中國，也帶來了西方的文明和技術。至今在頤和園排云殿和樂壽堂上還掛著兩盞玻璃大吊燈。《大匠天工》書中展示與此相關的樣式雷圖檔就有《頤和園文昌閣以東添蓋電燈局圖樣》《頤和園樂壽堂前電氣燈架圖樣》《電氣燈木架圖樣》。

除了這些緊跟時局變化的細節圖樣，樣式雷家族還保存了大量的裝修諭旨。作為樣式房機構的負責人，雷家隨時要根據關于宮殿苑囿的諭旨調整工作。這些諭旨內容豐富，在遺存諭檔資料中，保存了大量的同治年間重修圓明園的珍貴資料，如天地一家春內檐裝修的旨意檔中記載了慈禧曾經親自操筆繪制圖樣——“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天地一家春四卷殿裝修樣并各座紙片畫樣，均留中，皇太后自畫，再聽旨意。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地一家春明間西縫碧紗櫥單大樣，皇太后親畫，瓶式如意上梅花要疊落、散枝。”

后來，隨著社會的變遷，“樣式雷”圖檔的保存面臨諸多困難。雷家后人為維持生計，開始瓜分和變賣家中圖檔收藏。許多圖檔流散于市井舊書攤，甚至流傳到國外。幸好，一直關注“樣式雷”圖檔的朱啟鈐先生向當時的文化基金會提出建議，在各方努力下，絕大部分“樣式雷”圖檔、燙樣被收購并藏于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近年來，通過國圖工作人員的整理研究、成果發布以及公開展覽等活動，樣式雷圖檔不再是束之高閣的神秘文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為公眾尤其是專家學者所熟悉。

《大匠天工》提出的核心命題，是“樣式雷”技藝對當代建筑學的啟示。雷氏家族創造的“平格法”，將復雜地形轉化為方格網三維坐標系，比現代GIS技術早了兩個世紀。在營造承德避暑山莊時，雷家璽運用“借景算法”，精確計算每一處亭臺樓閣的視角覆蓋率，確保從任意角度觀景都能達成“框景如畫”的效果。這種將數學理性與美學感性融合的思維，正是當下建筑界熱議的“數字人文”先驅。

樣式雷家族堅守“三不原則”——不竊前人舊法、不違天地之理、不奪工匠之志——貫穿雷氏八代創作。雷發達曾因修改師父遺稿向江南工匠行謝罪禮；雷家瑋在主持清東陵工程時，堅持為參與建造的563名工匠刻名立碑。這種對技藝傳承的敬畏、對勞動者尊嚴的捍衛，讓“樣式雷”超越匠作范疇，升華為一種文化倫理。由此，《大匠天工》中所記錄的已經不單單是一張張圖紙，而是中國工匠精神的深層結構。

1860年雷景修寫下“營造之術，不在土木，而在心傳”。《大匠天工》讓我們看見，樣式雷家族八代人的執著，不僅守護了紫禁城的金瓦紅墻，更維系著中華文明對“工匠精神”的終極信仰。

“一家樣式雷，半部建筑史。”當我們在故宮斑駁的梁枋間尋找歲月痕跡時，或許更應凝視那些燙樣上細如發絲的標注——那里藏著真正的文明史詩：無數匠人在時光長河中，以一斧一鑿定義著美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