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文化的人也能成為作家文：余華

01

我的閱讀故事

我的閱讀應該從頭說起，不能從中間說起。

　　我是在“文革”中長大的，一九六七年上的小學，一九七七年高中畢業，這段時間剛好是“文革”十年。那是一個沒有書籍的年代，“文革”之前出版的文學作品被禁止銷毀了，只留下一個魯迅。

　　一九七三年的夏天，那時已是“文革”后期，距離林彪事件差不多過去兩年了。“文革”中關門的縣圖書館重新開張，我小學畢業升初中的那個暑假，我哥哥也將從初中升到高中，我父親給我們辦了一張縣圖書館的借書證。

　　現在回憶起來，縣圖書館里只有兩個寬不超過一米、高只有兩米的書架，里面的文學作品不超過三十本，全是一些你們現在聽起來非常陌生的小說，如《牛田洋》《虹南作戰史》等，都是革命與反革命斗爭題材的書，十分無趣。當然也有我喜歡的書，一本是《閃閃的紅星》，還有一本是《礦山風云》，這兩本書是講孩子的故事，我讀它們的時候還是一個孩子，所以喜歡。

　　當時圖書館的管理員是一位很認真的女士，每次我們把借的書還回去的時候，她都會仔細檢查一下書，看看是否有損壞。

　　有一次我們還書的時候，她發現封面上有一點很不明顯的墨水痕跡，她說是我們弄上去的，事實上我們并沒有弄上去。我們便和她爭論起來，我哥哥脾氣很暴躁，隔著窗口就給了她一拳，然后呢，她把圖書館的門一關，去派出所報案了，我們也去了派出所。

　　她在派出所里流著眼淚哭訴，當時派出所的所長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勸她，別和小孩計較，她不依不饒，拿起派出所里的電話給縣里宣傳部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我同學的母親，還是鄰居，聽說是我們兩個，沒說兩句就把電話放下了。她坐在派出所里哭，所長向我們揮手，讓我們趕緊滾蛋。

　　這事就這么不了了之，可是我們的借書證被沒收了，我們沒書可讀了。對我來說，這種不能讀書的感覺很難受，就好像吸食了“毒品”以后沒有“毒品”一樣。我到處去尋找“毒品”，想去看這樣或者那樣的書。

　　我父母都是醫生，家里面有一個小書架，上面放著的全是醫學方面的書籍，除此以外就是《毛澤東選集》。我對于醫學方面的書和《毛澤東選集》都不感興趣，只能去別的同學家里找書，他們家里的書也都是《毛澤東選集》。我實在沒別的辦法了，只能在醫學書籍和《毛澤東選集》之間選擇，我選擇了《毛澤東選集》。

　　那時候每天廣播里都在播放毛澤東說的話，我已經熟悉套路了，可有一天我發現了新大陸，《毛澤東選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它涉及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我非常認真地讀起了《毛澤東選集》里的注解。前面我說到的圖書館里借到的革命書籍中沒有人物，沒有故事，情感都是英雄人物式的情感，說話方式跟現在朝鮮電視里播音員的腔調一樣。當我突然發現《毛澤東選集》里的注解時，雖然里面仍然沒有情感，但是它有故事、有事件、有人物，有各種各樣歷史人物的介紹，這讓我極其入迷。

　　當時是夏天，我們南方夏天的晚飯都是在戶外吃的，我趁著吃完飯之后天還沒有黑，就拿著《毛澤東選集》讀，我們家的鄰居看到后很感慨，夸獎我小小年紀一個孩子如此刻苦學習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我是在讀注解。等我把《毛澤東選集》里的注解讀完了，又沒有東西讀了，怎么辦？我就去看大字報。

　　那個時候的大字報還是很好看的，“文革”進入了后期，大字報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開始有一些色情內容的描寫，比如說誰和誰通奸，我就在一排排大字報里面找“通奸”這個詞，然后去看這些內容，當然內容很少，也沒有性描寫，但是有通奸故事。當時每天放學回家路上，我都先去看看大字報有沒有新的通奸故事出來，因為沒有實質性的描寫，看多了也沒興趣了。

　　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能夠找到一些“文革”時期的禁書，這些應該被銷毀的書籍被悄悄保存下來，在“文革”后期私下流傳。這些書籍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前面少了十多頁，后面也少了十多頁。一本書要經過很多人的手才會傳到我手上，往往要在一天內看完，在我后面還有不少人排隊要看。那時候的我讀過幾本不知道書名、不知道開頭也不知道結尾的小說。不知道小說的開頭還可以忍受，但是不知道小說的結尾太難受了，我到處去打聽小說后面的結尾。我問別人，他們也像我一樣不知道，最多比我多看一頁。

　　我記得當時看過的一本外國小說，里面有不少性描寫，我看的時候心驚肉跳，一邊看一邊觀察旁邊是否有人。改革開放以后，很多“文革”前出版過的書重新出版，還有一些“文革”前沒有出版的書也開始出版。我當時買了莫泊桑的《一生》，看了四分之一時發現這部小說就是當年讓我心驚肉跳的那本書。

　　在我的記憶里，我大概看過十多本沒頭沒尾的書，不知道故事怎么結束讓我很痛苦，當時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結尾是什么，我就像國際歌里面唱的那樣“從來沒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們自己”，開始自己給那些小說編結尾。我晚上睡覺前躺在床上就開始編結尾，一個一個編完之后，覺得不好就重新編，基本上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度過了一天又一天。

　　現在回憶起來，當我還沒有成年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在訓練自己的想象力，這對我以后成為一個作家有很大的幫助。所以生活不會辜負我們，只有我們會辜負生活，不管什么樣的生活都會給我們帶來財富。毛澤東說“好事會變成壞事，壞事會變成好事”，對我來說就是壞事變成了好事。這是我最初的閱讀故事。

02我的寫作故事

　　下面說說我最初的寫作故事。我最初的寫作應該是在“文革”時期，當時我們為了練字寫了大字報，那時候寫大字報可以向學校要紙和毛筆以及墨汁。我們寫的大字報有一個套路，開頭抄《人民日報》，中間抄《浙江日報》，結尾抄上海的《解放日報》，一張大字報就完成了。內容空洞無物，我們都為抄寫大字報深感驕傲，老師們也對我們很欣賞，因為我們的大字報從不批評攻擊某個人，都是一些空洞的口號。

　　為什么要寫大字報？那時正好出了一個黃帥事件，這個事件你們這一代不知道。事件的起因是當時黃帥上課做小動作，老師對她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十二歲的黃帥不服氣，反駁老師，說教鞭讓你用來教學生的，不是用來打學生腦袋的。那個后來倒霉的老師更生氣了，發動班上的同學批判黃帥，黃帥就給《北京日報》寫了一封信，信發表后被江青看到了，江青就把黃帥樹立為反潮流英雄。然后全國掀起了學習黃帥的運動，反對師道尊嚴。

　　那個時候的老師本來就沒有現在的老師牛逼，黃帥事件一出他們全都灰溜溜了，個個夾著尾巴做人。我們學生當然揚眉吐氣，“文革”時期大家本就無心上課，發生黃帥事件后我們更加不好好上課。

　　我進入中學以后，有過三個語文老師，關系都跟我很好，因為我作文寫得好。其中一個語文老師人不錯，他有時候會給我一根煙抽，我也會給他一根煙抽。他是自己花錢買的煙，我是從家里偷了父親的煙。當時我父親抽煙不多，一天只抽三四根，買煙是一條一條的買，為了防止我和哥哥偷偷抽他的煙，我父親每抽完一根煙會仔細數數煙盒里還有多少根，但他從來不數一條里面還剩幾盒，所以我從來不在煙盒里偷，每次我都在拆開的一條里偷一盒。我哥哥在他拆開的盒里偷過一根煙被他發現了，我整盒整盒地偷他一直沒有發現。

　　當時，口袋里有香煙的我在同學中很有號召力，我身邊總是圍著幾個人，問我有沒有香煙，然后我們跑到學校圍墻外面去抽煙。

　　我和這個語文老師的關系很好，已經到了互相給煙抽的關系。黃帥事件后這個老師找到我，原因是當時作為工宣隊長的學校領導很生氣，批判別的老師的大字報都有了，為什么這個老師沒有。所以這個老師要求我寫一張批判他的大字報，我就給他寫了一張。我的大字報寫得不錯，大部分內容都是報紙上抄來的革命句子，只是在中間點一下他的名字，說這個老師也有類似的缺點或者錯誤之類的，都是空洞的錯誤，沒有實際的錯誤。

　　但是我把事情做過了，把大字報貼錯了地方，貼到了這個老師家門口。這個老師又找到我說，不要貼到他家門口，工宣隊長沒看見，他家鄰居倒看見了，讓他很難堪。于是我把內容重抄了一遍，貼到工宣隊長的辦公室門外。這是我記憶里寫大字報最有意思的一次，我寫的內容先在這個老師的家門口發表了一次，又在工宣隊長的辦公室門外轉載了一次。

　　當我正式開始寫小說時，當時中國文學界追捧一個英國詩人T.S.艾略特。我讀了他的傳記，他在中學畢業以前已經讀過一千多部經典文學作品，他走出中學校門不需要再讀文學作品，只要寫文學作品就行了。

　　我當時很羨慕他，我在中學的時候只讀了十多本沒頭沒尾的書，還有《毛澤東選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報里大海撈針般的去尋找通奸小故事。當然我讀過很多魯迅的作品，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里，但是當時不喜歡魯迅，直到一九九六年重讀魯迅，才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

　　我的經歷告訴你們一個道理：做一個作家只要認識一些字，會寫一些字就足夠了，有文化的人能成為作家，沒文化的人也能成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賽人的話來說，就是把別人的故事告訴別人，再向別人要錢的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