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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29日蔣介石再次會見史迪威時，史迪威首先急于要說明的事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回信(6月27日)。

如果史迪威的本意是以為羅斯福的回信終于可以讓蔣介石閉嘴，或是至少平息他錯怪史迪威的怒火的話，那他就要失望了。因為蔣介石一旦發現原來羅斯福在此次事件中并非無辜，卻居然是同謀，這只能使他變得更加憤怒。理由是，該信終于讓他認清楚了羅斯福的真面目，那就是羅斯福同樣能夠為了英國而犧牲中國的利益。

1、蔣介石的“三項要求”

羅斯福回信所產生的效果只是堅定了蔣介石的決心，要盡一切努力防止中國在同盟國中的地位繼續滑落。

會談進行一半時，蔣介石遞給史迪威一個措辭簡單平實的訓令，中文原件寫道：

“史迪威參謀長：維持中國戰場最低限度之要務如下：一、美國陸軍三個師八月至九月間運到印度協同中國軍隊恢復緬甸交通線。二、自八月起中國戰區之空軍組織必須經常有五百架飛機在前線作戰，并繼續不斷之補充。三、自八月起必須每月維持五千噸重量之空中運輸量。”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指示史迪威把這三個要求向美國報告。

他也要史迪威讓美國政府明白，假如這三個要求不能實現的話，那么“中國戰區將無法維持”。與此同時，宋美齡采納宋子文建議，召集了一個會議，由史迪威、陳納德、毛邦初、周至柔和畢賽爾參加，共同商討軍援細節。

會議的結論是：500架飛機應該分成兩部分，中國空軍應該維持200架飛機(150架驅逐機、50架轟炸機)，而美國空軍應該維持300架飛機(200架驅逐機、100架轟炸機)。這些微小的數量，就概括了當時蔣介石對整個中國戰區內中國和美國空軍的最大要求。

有趣的是，史迪威接下來的行動是對“三項要求”誤讀了它的內容，誤判了它的意圖，對美國軍部上司作了不實的報告，然后建議他們作出錯誤的對策。

史迪威向美國總統提交了一份報告，談及蔣介石對飛機移防事件的態度。

他寫道：

“蔣介石認為同盟國對中國戰區缺乏興趣，因此他想要提出一個問題，即：‘同盟國到底想不想維持中國戰區？'他只要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或否。蔣夫人隨即補充說，此地親日活動日益明顯。問題是美國是不是想要中國和日本講和。蔣介石與蔣夫人兩人對此次事件都感到不滿，而且在他們問及同盟國到底是否有興趣維持中國戰區時，完全不假辭色。”

史迪威還更進一步告訴他的上司們說，由于他認為蔣介石提出的問題事關重大，因此他擬特別派遣一名對此事完全知情的高級軍官專程回到美國，向長官們親自解釋此事的復雜性。為此，他決定派遣克羅柏將軍飛返華盛頓作報告。

就實質而言，“三項要求”的內容了無新意。它們只是重申中國早在許多場合和美國政府談論過多次的軍援物資清單而已。

2、史迪威的“誘餌”

就在6月24日那一天，史迪威自己也忍不住用500架飛機和每月5000噸物資作為“餌”，企圖說服蔣介石同意讓他重新掌控中國在印度的軍隊。

事實上，史迪威還更往前走了一步，因為他寫道：“我把炮兵訓練計劃也拋出來了，它果然勾起了蔣介石的遐想。”

史迪威的“餌”構想得相當周到，因為他知道中國陸軍急迫需要炮兵。正如宋子文早先告訴羅斯福的(4月17日)，美國在1940~1941年度送到中國的所有軍械只不過是141門輕榴彈炮和6500枚炮彈而已。換言之，每一門炮有50枚炮彈，最多可以連續發射兩小時。后來美國又多分配了232門輕榴彈炮給中國，但是隨即收回106門。雖然美國答應在以后補發，但是從來沒對中國就此事提出任何解釋。

史迪威的話顯示，任何時候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重掌遠征軍的指揮權)，都會毫不遲疑地用一些數字來吊中國人的胃口。

中國領袖們之所以感到沮喪，并不是因為美國援助的數量太小，而是因為它們很少能夠兌現。當飛機移防事件發生時，他們當即把它看成是一個嶄新而又更危險的警訊。因為此次事件的含義是，美國不但可以不把已經答應了的物資運到中國，甚至可以把已經分配給中國的武器系統隨時任意撤走。這個情況的嚴重性使中國領袖們相信，在有關軍援和合作等事宜上，他們必須從美國方面取得更明確而牢固的承諾才能安心。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類似“最小的要求”或是“最低需要”等字眼，在中美兩國政府的對話及來往文件中早已被雙方習慣性地多次使用。

它們原本的意思就是指中國為了繼續抗戰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美國物資數量。因此，純就文字而言，蔣介石的話并沒有表現出更激烈的含意。但是蔣介石所重復的要求，卻在史迪威轉報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加上了一個醒目的新標識，稱之為“三項要求”，而且把它們形容成是“委員長給總統的最后通牒”。用史迪威的話說，“他（蔣介石）企圖讓我們害怕。我想他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依照史迪威的想法：

“中國只有一個朋友，那就是美國，而且是一個極為慷慨的朋友。中國人不但不體諒這類意外的事件（指飛機移防)有時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反而責怪我們為他們做得不夠多。他們對我們又嚇唬又指責，最后不但無需承擔后果，反而讓我們的總統和參謀長向他們道歉。”

史迪威為了要讓華盛頓的長官們相信，他指控中國人以和日本單獨媾和為威脅的說法有根據，他還附帶提到所謂“俄國佬謠言”，內容暗示日本人和中國人正在會商一個協議，讓蔣介石回南京，讓汪精衛在華北另組政府，而日本人會保有廣東、杭州和上海等地。

華盛頓領袖們以為克羅柏之所以去華盛頓，是因為史迪威認為事態嚴重，因此不得不緊急安排像克羅柏這么一位高階軍官，專程趕回美國送呈蔣介石類似炸彈的最后通牒。這樣一個錯誤的印象，當然就會讓蔣介石的外交文件增加了許多弦外之音，也會讓美國政府官員的心弦為之震動。

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之后，史迪威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夠再帶領一支新的中國軍隊去收復緬甸。這也說明為什么他對蔣介石要他多承擔一些聯軍參謀長份內的責任絲毫不感興趣。到6月下旬，史迪威已經感到極端不耐煩，因為他急于想要把10萬中國軍隊送往印度受訓并且交由他指揮的計劃，似乎遙遙無期。

史迪威幾天前才在眾目睽睽之下受到蔣介石的厲聲指責，作為一個在中國人面前刻意維護自己優越感和權威形象的美國將軍而言，那無疑是一個極端痛苦難吞的屈辱。如果他能夠把蔣介石的“三項要求”形容成最后通牒，同時又能說服華盛頓予以斷然拒絕的話，那么他就能夠讓蔣介石知道，到底誰背后的勢力更大。假如他能夠激怒華盛頓作出強烈反應的話，那么他就可以在和蔣介石的斗爭中占據上風，甚或可以增加他獲得另一支中國遠征軍指揮權的幾率。

3、又一次爭端

正當美國領袖仍在煩惱如何應付“三項要求”時，史迪威又卷入了另外一場爭端。這次事件的起源是他主動向中方提供了一份文件，申明自已的各項職權，而此時他已經到中國戰區任職達半年之久，居然還會為他的職權定義產生糾紛，也由此可見中美軍事合作關系是如何的疏松模糊了。

根據史迪威的解釋，有關職權問題的爭論和“三項要求”有直接關聯，具體起源是他和宋美齡7月1日針對如何處理“三項要求”所作的談話。當宋美齡談到關于500架飛機要求時，她請求史迪威寫信給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但被史迪威當場拒絕。史迪威所持的理由是，“三項要求”是蔣介石直接向美國總統提出的，因此超越史迪威職權范圍之外。

說完了這番話之后，史迪威隨即又作了另外一個動作。

用他自己話來形容：

“借著這個機會，我解釋了自己的身份是：(1)委員長的聯軍參謀長；(2)在中印緬戰區美國軍隊的司令官，責任超越中國領土之外；(3)代表美國參加軍事會議，維護美國政策；(4)代表總統管理租借法案事務；(5)身為美國軍人，宣誓保衛美國利益。”

史迪威在給蔣夫人的說明里雖然把聯軍參謀長一職列為首位，但是毫無疑問的是，他把重點放在與美國有關的其他三個職權上。

中國人面對史迪威把他的美國職權凌駕于中國職權之上的舉動，顯然大感吃驚，于是立即采取對策。

7月2日，當史迪威要求中國軍政部提供一份全國師長的名單時，軍政部一反以往凡事禮遇史迪威的慣例，加以拒絕。該部進而要求史迪威說明，他究竟是以何種身份向該部要求這份名單。

史迪威碰了這個軟釘子之后的次日要求和宋美齡會面(7月3日)。到時他卻被告知需要等候宋美齡的私人秘書到達現場，需要記錄下他所講的每一個字。根據史迪威形容，宋美齡顯然“非常憤怒”。

中方采取的立場非常簡單：假如史迪威堅持以美國代表身份在中國從事活動的話，那么中方就只好依照對待外國軍官應有的禮儀予以接待。不用說，史迪威對中方的做法也十分惱火，因此才決定另外提交一份正式的備忘錄，把自己的職權說得一清二楚。以上就是史迪威對于職權爭論緣起的說明。

中方的說法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原來在1942年7月初，蔣介石曾經下令把兩架美國租借法案下撥給中國運輸公司的運輸機，交付給航空委員會使用。蔣介石以為，他既然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當然有權作此項指示。他完全沒有料到的是，該公司美籍職員拒絕接受命令。

中國方面立即猜想，公司職員如此膽大妄為，必定是遵從史迪威的指示辦事，而史迪威的用意是提醒中國人，只有他才有權力支配租借法案物資。等到中國人的感情被蹂躪得夠了時，史迪威才裝模作樣地送一份備忘錄給蔣介石，小題大做地聲稱他是以總統代表的身份，允許蔣介石以最有效方式去使用這兩架運輸機。

在中國人看來，如果在兩架飛機的小事上，史迪威都要用居高臨下的氣勢凌辱蔣介石，那么將來如果美軍進入中國戰區作戰，他們就更不可能尊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權威了。

4、史迪威的“備忘錄”

史迪威向來相信，美國政府手中對付中國的王牌，就是對租借法案物資進行嚴格控制。因此對他而言，這兩架運輸機事件絕不可輕易放過。正好相反，他想運用這個機會提醒蔣介石看清楚，他到底在跟誰打交道。

所以，史迪威隨即給了蔣介石一封備忘錄，上面寫道：

本人所奉指令，對于本人地位之規定頗見復雜。
（1）本人為出席中國任何軍事會議之美國代表。換言之，本人應將傳達與本人之美國政策陳述而保持之。故在任何上述軍事會議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適用。
（2）本人執掌指揮駐在中國、緬甸旬及印度之美國軍隊，故職責范圍實超出中國戰區之外…
（3）本人負責監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決定移轉其所有權之時間與地點…本人此種行動，即以總統代表資格執行之，而法律規定，總統在租借器材未經交貨以前，隨時可以撤回之。
（4）本人為委座聯合參謀團之參謀長…
（5）惟本人基本地位為美國陸軍之軍官，曾宣誓保持美國之利益。

7月1日史迪威向宋美齡口頭報告他職權的內涵時，他還把中國人最關心的職位(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列在第一位。但在一天后的書面聲明中，這個職位卻被降為第四位。換句話說，史迪威心目中，他有四個職位，頭三個是美國的，第四個才是中國戰區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這個中國職位，他也沒有義務為中國戰區爭取援助物資。

史迪威對職位和職務自我表述的結果是，他完全否定了蔣介石邀請一位美國軍官來華服務的初衷。

無庸置疑地，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沖突，使得蔣介石對史迪威和美國軍方同時感到憤怒。他萬萬想不到，只是調動區區兩架運輸機，竟然遭受粗暴拒絕。更令他震驚的是史迪威不請自來的界定自己職權的備忘錄。

像往常一樣，蔣介石把自己對史迪威的憤怒一股腦在信里向宋子文宣泄。不難想象，蔣介石堅持史迪威在中國戰區內，其聯軍參謀長職位應比他所有其他職位更為重要，因為這是宋子文和史汀生已經決定的事。史迪威宣稱他沒有任何義務替中國爭取美國援助，簡直叫蔣介石感到匪夷所思。因為一旦蔣介石認可史迪威這個立場，則史迪威就可以為所欲為。

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其結果“是中國對租借物之授予形同乞憐求施而后可”。這也說明了為什么蔣介石對史迪威所寫備忘錄的最后結論是，美國沒有送給他一位聯軍參謀長，而是送給他一位“太上參謀長”。

5、居里訪華

一直要到7月中旬，史迪威才終于意識到，原來幾星期以來中國人是一直蓄意對他不理不睬。即便如此，他依然相信自己在和蔣介石的沖突中居于優勢地位。因此，當史迪威委托商震將軍遞交一封有關收復緬甸的備忘錄給蔣介石時（7月19日)，他仍然認為這是他對蔣介石施舍一個大恩惠。

用他自己的話說：

“這個（緬甸)計劃是要給花生米（蔣介石）一個（從‘三項要求’事件走出的)下臺階，給他一個機會去證明他愿意合作。他可以接受一個讓軍部完全無法忽視的出路，順便也給我一個機會增加我的影響力。（軍部可以對蔣介石說）‘很好！你必須采取這些行動并征得史迪威的同意，然后我們才會參加這個計劃。’我的方案可以避免所有這些紛爭，而去解決主要的問題，那就是緬甸。”

史迪威此時面臨被革職的危機，而他的自我感覺竟然可以如此良好，其間的差異委實驚人。但是同樣的情景在此后兩年中還將發生多次，他的政治遲鈍由此可見。

就在史迪威寫下這些樂觀字眼的同時，居里正在趕赴重慶途中，其任務是去修補史迪威僅僅花了不到四個月工夫就嚴重摧殘掉的同盟關系。

宋子文得知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已經產生嚴重沖突的最早時間是6月18日，當時蔣介石表示要把史迪威送回美國接受軍法審判。

但是宋子文的反應并不激烈，考其原因可能是緬甸戰爭牽涉的問題過于復雜，軍事又非宋氏之所長，更何況蔣介石一再告誡宋子文，他對史迪威的不滿，“此意切不可為外人略露一點。”

然而6月底和7月初發生的事情，卻改變了宋子文的立場。

事實上，在6月里中美兩國間爭論爆發時，宋氏一直在熱心安排霍普金斯訪華之事。當他一旦得知霍普金斯無法成行時，宋子文轉而向蔣介石建議，中美兩國間解決所有懸案的時機已經到來，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由宋子文在華盛頓直接與總統談判，而不是經由一位美國使者到重慶去進行現場調解。有鑒于此，宋子文建議蔣介石拒絕居里訪華。

然而宋氏致蔣介石的電報卻抵達得太晚。因為在此之前，居里已經從蔣氏夫婦手中拿到了一封邀請函件。結果是，蔣介石不得不要求宋子文也寫一份邀請函給居里，以免造成中美關系上的尷尬。

然而宋子文不但拒絕讓步，甚至以辭職為威脅。最后蔣介石只好低聲下氣地向宋子文賠不是，并保證他夫婦今后絕對不會背著宋子文跟居里直接打交道。不必說，蔣介石對宋子文的頑強態度當然感到極度不快。這也成為他們日后反目的一個伏筆。

不難想象，居里很快就得知宋子文從作中作梗，因此也刻意報復，在蔣介石面前說盡宋子文的壞話。對于居里來說，宋子文對他使命的反對可能讓他感到極大的痛苦和屈辱。

居里在7月21日到8月7日之間對中國的訪問，仍然是戰時中美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僅因為這是羅斯福第二次派遣居里去執行他偏好的個人外交，也因為他授權居里和中國領袖們商談的問題，既具實質性而內容又廣泛，包括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等敏感議題。

居里在重慶一共停留了16天，與蔣介石舉行了14次會談，許多會談長達4~6小時，現場經常只有宋美齡及一位速記員。蔣介石在此時間內，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居里身上。

會談這么多次，使得居里對蔣介石直接接觸和認識的機會，超過當時任何美國官員或是盟邦官員，包括史迪威在內。

盡管居里訪華目的是消除誤解，但是他在和蔣介石會談一開始時，氣氛就變得非常緊張，雙方都急于把自己的立場攤到臺面上來。蔣介石一開始就強烈抱怨盟邦，把中國排擠在太平洋軍事會議和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大門之外，也抱怨中國得到的租借法案物資少得可憐。居里反擊說，美國對于中國運用美援物資所表現的低效能也感到失望。他坦白指出，許多美國人不相信中國對戰爭會作出重要貢獻，而是在囤積軍火用以自保，或用來對付共產黨。

6、蔣介石與史迪威的交談

在居里抵達重慶之前，蔣介石已經決定不再向美國要求新的援助項目，因為他認為美國本來就不熱心幫助中國，因此無需自討沒趣。

在7月22日會談時，蔣介石提醒居里，他對史迪威作出要求的原因，是根據羅斯福對宋子文的談話，建議蔣介石應該指示史迪威，以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身份向美國請求武器援助。

蔣介石指出，美國并沒有義務向中國提供任何物資，中國也為收到美國物資援助而心存感激。蔣介石還向居里說明他的要求內容到底是什么，以及史迪威如何扭曲他的用意。

依照蔣介石的說法，他在提出要求時曾經告訴過史迪威說，如果這些最低要求不能實現的話，那么同盟國的行動就已經充分說明，它們不重視中國戰區的重要性，因此他就無法擔當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職務，而必須請盟邦另謀其他解決之道。

蔣介石表示，他無意責怪史迪威沒有盡到責任，也不擬計較美國援助飛機或其他物資的數量。有關“三項要求”的討論很快就轉移到盟邦收復緬甸的計劃上去了。

當居里提到史迪威已經擬好一套反攻緬甸計劃時，蔣介石當場宣稱中國愿意派遣21個師兵力參加戰斗，前提是中國必須在三個月內得到500架飛機，和每個月5000噸物資，以保證戰斗的成功。居里在看到蔣介石如此干脆地作出承諾時，他的如意算盤是先把中國的承諾捆綁住，因此他提議中國大可以單獨先行著手緬甸作戰的準備工作，讓美國從長計議它打算承擔何種義務。

但是蔣介石立即予以反駁說，假如美國真正認為收復緬甸有足夠的重要性，那它在事先作如此小量的承諾就不致有任何困難了。

7月23日，宋子文的電報，羅斯福的個人口信稱，史迪威作為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自當接受蔣介石命令。由于史迪威同時又是美國駐重慶的租借法案代表，因此又必須接受美國政府命令。羅斯福進一步指出，假如蔣介石實在不滿意這一安排，那么美國可以把這些權力分別交付給兩個人行使。更有甚者，假如蔣介石堅信史迪威不適任的話，那么羅斯福也可以予以更換。

然而羅斯福緊接著又表示，他依然希望蔣介石能夠讓史迪威留任，理由是：史迪威熟悉中國事務，對中國人民友好，而且美國政府不容易找到更合適的人選去取代他。最后羅斯福還表示，在有關租借法案事務上，宋氏可以代表蔣介石，而霍普金斯可以代表羅斯福，由雙方就近在華盛頓解決問題，這樣就能讓史迪威專心執行聯軍參謀長職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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