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ucky

藝人的心理疾病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如何講述、何時講述，卻是一門微妙的學問。

近期，趙露思、齊思鈞等多位藝人相繼公開自身患有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等心理疾病，再度將藝人心理健康問題推至公眾視野。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已有超過20位藝人主動公開心理疾病困擾，娛樂圈對心理健康的討論正經歷從禁忌到議題公開化的轉變。2016年喬任梁的離世使行業更為重視心理健康議題，公眾討論從“明星為何抑郁”轉向“他們承受著什么”。

更深層的變化在于人設邏輯的重構。過去，心理疾病是必須隱藏的職業缺陷；如今，它被包裝成故事和轉型的營銷素材。隨著粉絲經濟迭代，“造神崇拜”被“共情式養成”取代，藝人不再需要維持完美偶像假面。

然而，當心理疾病被嵌入娛樂工業的敘事流水線，真實與表演的界限開始模糊。公眾既渴望共情脆弱，又警惕“抑郁人設”淪為流量生意。現實情況往往是，營銷將痛苦包裝成商品，而藝人不得不在療愈與營業間走鋼絲。

但大眾終究喜歡的是一個完整的人設，而非單一的“心理疾病”標簽。他們愿意買單的，是一個能讓他們投射情感的故事和人設，而非疾病本身。藝人和團隊要明白，在人設貨架上，“抑郁癥”并不奇貨可居。

藝人抑郁癥不再“404”的背后，娛樂圈和觀眾都走過很長的路

近期，多位藝人打破沉默，主動公開精神健康困境，這種集中性發聲將私人傷痛轉化為公共討論的契機。

2024年12月初，演員趙露思在拍攝新劇《戀人》期間被曝突發健康危機，據劇組人員透露，她因嚴重不適需依賴吸氧維持拍攝，隨后更因暈倒送醫，并被診斷為神經系統疾病，伴隨失語、行動困難等癥狀。12月28日，其工作室發布聲明，僅以“突發身體不適”解釋工作暫停，未提及具體病因，引發公眾猜測。直至2025年1月1日，趙露思本人在微博發布長文首次公開自己自2019年起便飽受抑郁癥困擾，并因壓力過大出現了軀體化癥狀。她在文中提及，長期的心理問題源于職場霸凌、容貌焦慮與自我否定。

1月25日，趙露思病愈后首度公開亮相成都品牌活動，坦言此次經歷促使她“重新認識自我”。次日，趙露思工作室放出視頻，公開趙露思康復的過程。

4月12日，齊思鈞在生日直播中首次公開了自己從2022年起與心理疾病的抗爭。他提到自己已經服用一年的雙相情感障礙藥物，并同時進行了為期大約兩年半的心理咨詢。

在描述抑郁時，齊思鈞將情緒具象化為一個粉絲熟悉的場景——三年前生日直播中蛋糕突然倒塌的瞬間。他說：“那時坍塌的蛋糕就像我內心坍塌的某些東西。” 這一比喻喚醒了粉絲的共情和代入：原來那個被鏡頭記錄下的“搞笑意外”，對他而言是難以言說的崩潰時刻。社交媒體上，粉絲們的心疼言論涌來：“蛋糕倒在身上的時候該有多崩潰啊，眼鏡一直在眨，堅持不讓淚流下來”“當時笑著截圖，現在看著想哭”。

近年來，公開談論自己精神疾病的藝人數量明顯增多——趙露思、薛之謙、馬思純等不同年齡段、不同類型的藝人都曾坦誠自己的心理困擾，數量已超過20位。仔細觀察會發現，這個趨勢在2016年后尤為明顯。

那一年，喬任梁因抑郁癥離世的悲劇，讓整個行業都開始更為重視藝人心理健康問題。大眾討論的焦點從"為什么明星也會抑郁"轉向"他們承受著怎樣的壓力"，這種認知轉變降低了心理問題的污名化。

另一個變化來自粉絲對藝人的心態。早期追星講究“造神”，正如S.H.E《Super Star》中唱到的“你存在，我崇拜”。很長一段時間里，尤其是20世紀初期之前，藝人的精神問題一直被隱瞞得很深，連情緒都要保持“營業狀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4月1日，“哥哥”張國榮因抑郁癥病情嚴重，從香港東方文華酒店跳樓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離世震驚公眾。

張國榮并非孤例。與他齊名“中環三太子”的鐘保羅、陳百強同樣因抑郁癥結束生命；飾演黃蓉的翁美玲、亞洲小姐陳寶蓮等明星，也都因精神健康問題走向極端。在信息不透明的年代，藝人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與輿論壓力，卻被迫將心理問題隱藏在"完美偶像"的面具之后——直到悲劇發生，公眾才驚覺那些燦爛笑容背后的掙扎。

在娛樂資本論看來，隨著娛樂產業的迭代，偶像與粉絲的關系也在悄然改變。早期的“造神式追星”逐漸被更親密的互動模式取代——如今的粉絲不再只是遠距離崇拜，而是深度參與偶像的成長，甚至以“養寶寶”的心態投入情感。

齊思鈞等年輕明星的社交媒體評論區，常常能看到粉絲們真情實感的留言，像“提起你的長大，會流淚的不只是媽媽”這類充滿共情的表達。粉絲不再單純期待偶像“完美無缺”，而是愿意接納他們的脆弱和成長軌跡。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藝人公開心理問題的阻力明顯降低。

從近期幾位藝人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處理方式，可以清晰看出不同代際藝人的觀念差異。趙露思、齊思鈞等新生代藝人，更傾向于主動就醫、坦然公開治療過程，甚至暫停工作專注康復。

反觀李玟，即使在面對抑郁癥的折磨時，她也始終努力維持著積極的“女戰士”姿態。直至她去世，家人才公布她已與抑郁癥斗爭數年的事實。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幾天，她依然在發給歌迷的音頻中說：“你們做我的后盾，我會加油。這段時間，希望你們自己也能身體健康、快樂。我非常想念大家，我會再努力努力。”

這種"不愿讓他人失望"的敬業觀，讓人聯想到張國榮等前輩藝人的相似選擇，反映出部分老一輩藝人存在的職業認知：將個人脆弱視為需要隱藏的職業缺陷。

心理疾病公開，藝人把脆弱講成圈粉故事

據娛樂資本論統計，當前藝人公開心理疾病癥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媒體采訪、個人社交媒體自主發聲、以及由他人公開。

在藝人的采訪講述中，抑郁癥等被納入“成長故事”的標準化劇本，就像電視劇里主角必經的磨難一樣。它們總發生在事業遇到瓶頸的時候。高強度的工作、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暴，例如在楊坤、薛之謙等人的敘述中，抑郁癥都與“不紅”時期的境遇密切相關。

目前，越來越多處于事業上升期的藝人選擇通過個人社交賬號主動公開抑郁情況。趙露思、王嘉爾等人不僅坦誠自身狀況，更采取停工治療等實際行動；馬思純在多檔節目中都反復強調過“健康第一”的理念，把治療放在身材管理、他人評價等前面。

一方面，這確實反映了藝人重視身心健康的積極態度；另一方面，治療期間不可避免的外形變化、狀態波動和事業空窗期，也需要通過提前溝通來獲得公眾理解。這種預防性公關既能維護藝人形象，也為后續復出鋪墊了更寬容的輿論環境。

觀察藝人公開抑郁癥的節點，多數選擇在病情穩定、走出低谷后披露。這種“事后分享”很穩妥，藝人此時已恢復專業工作狀態，能夠精準把控表達分寸。“走出陰霾”的完整故事線更具感染力，能用“我挺過來了”的故事激勵粉絲。

尚雯婕在《乘風2024》中坦誠，自己在隊友李溪芮淘汰離開的那天晚上差點發作，“一度喘不過氣來，只能一個人躲在宿舍外透氣”。節目中，尚雯婕因為強大的唱功和舞臺表現力再度掀起熱度，一首全開麥的《Chandelier》僅在B站就獲得超越400萬的播放量，“膜拜”與“掀翻天靈蓋”刷屏，該歌手最后也進入到出道組。

娛樂資本論認為，從人設打造上看，驚恐發作這個看似脆弱的瞬間，實則處在很妙的敘事位置，舞臺上的游刃有余與私下的掙扎形成反差，恰恰印證了她的堅韌。強化了她“浴火重生”的強者形象。

齊思鈞在鏡頭前微笑著坦言自己的雙相經歷，“我經歷過來了，一切都在向好。現在是以一種非常輕松的態度講述這件事。”這份舉重若輕的坦誠，與他往日陽光形象并無割裂感，反而因“穩定輸出脆弱”的特質，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更有力量的真實。

藝人的心理健康話題，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如何講述、何時講述，卻是一門微妙的學問。

齊思鈞選擇在發布新書《喂，你好嗎》的時候公開自己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經歷。從客觀效果來看，這一舉動確實為他的書籍發售和營銷帶來了很大的流量。而“院人”等其他藝人朋友對他的安慰和互動，又進一步擴大了宣傳效果。

2020年12月，王自健在《我就是演員3》中向張國立袒露抑郁癥經歷時，正是他從脫口秀主持人轉型影視演員的關鍵期。那段“微信好友刪到只剩30多個”的分享，讓觀眾看到了一個撕掉喜劇標簽后更加立體的演員。從語言類節目到影視劇的跨越，正需要這種“真實感”來重構公眾認知。今年2月，王嘉爾在楊天真的播客節目中，詳細地回應了心理健康問題。他表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歷的增多，自己看清楚了很多事情。患病后，他明白自己要回到初心，做真正想做的音樂。這也引出了他新發行專輯音樂風格的改變。

趙露思的情況也類似。她公開抑郁癥的時候，正處于從“甜美女鵝”向“大女主”轉型的時期。在《珠簾玉幕》等劇集中，她開始出演更為成熟和堅韌的角色。“抑郁癥”這個標簽，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這類藝人的人設迭代，讓觀眾看到了他們成長和轉變的一面。

標簽好壞終歸要回到藝人本身，抑郁癥并不奇貨可居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藝人公開自己患有心理疾病，但現實的輿論場卻往往是割裂的。有人覺得抑郁癥甚至逐漸變成了明星的“時尚單品”，每當有藝人坦承病情，總伴隨著質疑其炒作的聲音。

張大大曾透露自己在2016年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郁癥，長期受焦慮、自卑甚至自殺念頭的困擾。2019年，他通過社交平臺公開抗爭病情的決心，卻遭到大規模質疑。有網友對其冠以“矯情”“作秀”等言論，甚至斷言他“裝抑郁博同情”。對于“黑紅”發家的藝人，公眾對其行為動機存在不信任，當病情與公眾人物的職業形象交織時，真實痛苦容易會被視為營銷手段。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趙露思身上。她在康復Vlog中展示自己從病床學習使用勺子、拄拐行走，到短短數天后帶全妝出席活動的過程，被網友調侃為“醫學奇跡”。由于視頻拍攝明顯有團隊參與，公眾難免懷疑其真實性，認為這并非單純的生活記錄，而是經過策劃的內容。此外，她一邊強調“需要靜養”，一邊頻繁曝光于綜藝、發雞湯文案，甚至取關239個賬號霸榜熱搜，言行不一的表現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質疑。

不少公開心理疾病的藝人積極投身公益，“因為淋過雨，所以給別人撐傘”，將抑郁癥的脆弱性轉化成利他舉動來賺取好名聲。但當公益行動與公眾形象的修復過于緊密地綁定，大部分效果都不太好。

張大大曾在2023年捐出50萬元支持抑郁癥公益項目，這一善舉并未真正扭轉公眾對他的看法。同樣，趙露思在《小小的勇氣》中本意是展現公益關懷，卻因缺乏共情的表現引發批評。面對山區孩子的爬懸崖上學的經歷，她的反應是“很酷”；面對獨守傳統手藝的老人，她的第一反應不是敬佩或惋惜，而是調侃“你自私了”，質問"為什么不傳給別人"。這些言論讓觀眾感到不適。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公眾對藝人抑郁癥的共情，往往建立在真實感和人設統一的基礎上。但當他們的公開表現與過往形象割裂，難免讓人覺得像在硬拗劇情，大眾的質疑就會蓋過同情。情感共鳴需要更扎實的敘事，而非一場突兀的自我剖白。

明星所有的身份都會被視為營銷的一部分，抑郁癥也同樣如此。痛苦是真的，但一旦公開，就難免被納入營銷的敘事邏輯，畢竟娛樂工業擅長把私人經歷變成可消費的故事。

娛樂資本論認為，不少藝人和團隊搞錯了重點，粉絲的眼淚和路人的轉粉，不是因為“某某明星得了抑郁癥”，而是因為他們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那種在低谷中掙扎，卻依然試圖站起來的共鳴感。觀眾愿意買單的，是一個能讓他們投射情感的故事，而非疾病本身。心理疾病可以成為人設的一部分，但只有真實的情感聯結，才能讓它真正被觀眾接納。

比如很多觀眾轉粉康復中的馬思純，是因為在她反復控制體重、崩潰、重新調整、慢慢變好的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雖然她在《吐槽大會》上的表現算不上妙語連珠，目前的體重也還是忽胖忽瘦，但這種笨拙和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讓觀眾更有代入感，更能產生共鳴。

在娛樂圈的人設超市里，“抑郁癥”必須和其他人格特質打包銷售，比如堅韌、幽默、或是獨特的個人魅力。觀眾最終消費的，永遠是一個完整的人格，而非某個孤立的痛苦標簽。“心理疾病”也不過是藝人人設貨架上的其中一個標簽，沒有奇貨可居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