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隴東戰役是解放戰爭期間整個西北戰場上為數不多的未能達成戰前預期成果的戰役，也是征戰一生的彭老總在公開場合中為數不多承認的“敗績”之一。

不過，讓人感到些許困惑的是，在戰后總結會議上被彭老總批評最嚴厲的4縱司令員王世泰雖被冠以“擅自后撤、無組織無紀律”的嚴厲措辭，但其職務卻始終未作調整，反而是時任4縱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閻揆要與野戰軍參謀長張文舟來了一次職務對調。

拋開戰役失利的主要責任不談，這樣的職務調整本身似乎就與我們傳統印象中的賞罰制度有些出入，似乎也不太符合一貫剛正不阿、治軍嚴謹的彭老總行事風格。那么，彭老總作出這種選擇的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深意呢？

其實，西府戰役后野戰軍內部調整的人員不止閻揆要和張文舟二人。原四縱警三旅旅長黃羅斌調任獨立二師政委，原警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炳坤接替黃羅斌任旅長，孫超群和朱輝照分別任4縱副司令員和副政委等等。

但細看之下又不難發現，從野戰軍參謀長到縱隊參謀長的張文舟是這次職務調整最明顯的一位。

相比于其他赫赫有名的開國元勛而言，張文舟這個名字并沒有讓人產生眼前一亮的感覺。其實，他本人的革命履歷同樣充滿著傳奇色彩。

張文舟早年考入馮玉祥創辦的西北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一直在對方領導下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任職。彼時的同盟軍內部不乏一批開展兵運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張文舟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毅然選擇加入到組織中來。

加入組織后的第二年，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解散，張文舟則受組織委派前往東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直至1935年初正式加入陜北的紅26軍。抗戰爆發后，張文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參謀處長兼作教科長，主要負責保衛陜甘寧部隊的戰備訓練和生產運動。

也正是得益于抗戰時期的留守后方經歷，讓他對西北大地上的一城一地乃至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自然也就在這個基礎上成為協助彭老總指揮戰事的左膀右臂了。

及至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大舉進犯延安，以彭老總為司令員的西北野戰兵團正式成立，張文舟出任野戰軍參謀長一職。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陜北漢子，但他卻被稱作是最了解對手胡宗南的人。

早在胡宗南進攻延安之前，教員便建議彭老總采取一種在運動中拖垮敵人、尋機殲滅對方的“蘑菇戰術”，具體來講就是：

當然，蘑菇戰術成功實施的最大前提，就是我軍對當地風土民情和地形地貌要有一個充分全面的掌握了解。就這一點而言，張文舟的作用是難以取代的。

胡宗南占領空城延安后，驕傲自滿、志大才疏的姿態便顯現出來了。他一邊將指揮所由洛川遷至延安城外，另一邊緊鑼密鼓的籌劃出動大規模兵力尋求與我軍主力決戰。對我軍而言，這恰是一個實施“蘑菇戰術”的有利戰機。

1947年3月21日夜，通過電臺破譯截獲胡宗南主力向安塞急進而以整編31旅出青化砭保障其側翼的情報后，彭老總當機立斷，決定集中野戰兵團主力縱隊在青化砭打一場伏擊戰。

此時，作為參謀長的張文舟綜合據點、地形等因素制定作戰方案的價值就凸顯出來了。精準的作戰方案在得到彭老總肯定后隨即被參戰部隊付諸實施，最終取得了西北戰場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的轉折性勝利。

自此之后，凡有重要戰事，彭老總必定提前征詢張文舟的作戰意見，隨后一起到前線察看地形，而多年的參謀經驗累積也讓張文舟練就了對西北各地山川地貌過目不忘的本領，成了彭老總身邊名副其實的“行走地圖”。

不過，戰場勝敗是兵家常事，而為戰事失敗而承擔相應的責任也是一名指戰員應有的擔當。1948年春的西府隴東戰役中，作為參謀長的張文舟也不可避免的犯了戰場形勢估計不足的錯誤：既沒有料到“馬家軍”的整編82師在馬步芳之子馬繼援率領下迅速迂回包抄我軍側翼，同樣也沒有預料到胡宗南麾下的裴昌會兵團夾擊行動如此迅猛。

當然，戰場失利的責任不能歸咎于某一個人身上，這樣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在教員這邊，彭老總主動承擔了所有戰敗責任，在西北野戰軍內部，自然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處理，以彰顯我軍“賞罰分明”的嚴肅軍紀和優良作風。

這樣一來，作為戰役計劃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張文舟也就不得不面對調離崗位的降職處理結果了，但他本人對處理意見卻絲毫沒有牢騷怨言。

盡管如此，彭老總在時隔多年后談起這次罕見的失利戰役時，依舊當仁不讓的扛下了所有的責任。用他在回憶錄中的話講：

話又說回來了，張文舟雖然因此被降為4縱副司令員，但深知“人才難得”的彭老總并未因此而對他棄如敝履。相反，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后期，面臨志愿軍參謀長解方全身心投入板門店談判的現狀，彭老總主動“點將”時任裝甲兵參謀長的張文舟入朝擔任志愿軍代理參謀長一職，足見彭老總對張文舟的知人善任。

而張文舟除了兢兢業業、勤勉工作以外，最顯著的性格特征便是對自己和身邊人的嚴格要求，這一點，又似乎與彭老總長期以來的工作作風不謀而合。

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