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 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參加2025年新加坡海事周開幕式爐邊對話， 回應巡回大使陳慶珠教授的提問時，對中美關系走向提出看法。

以下內容為新加坡眼根據英文翻譯整理：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各位閣下、女士們、先生們。首先感謝李資政所作的演講，他的發言視野宏大、論述清晰，為我們今天的討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提問提供了豐富的切入點。

作為主持人，我將先提出幾個問題，隨后也歡迎在座的各位踴躍發言，提出你們關心的問題。現在，就讓我率先開場。

資政閣下，您將當前地緣政治局勢描述為高度緊張的狀態。您如何看待東盟及亞太地區如何穩定區域秩序？在這個相互依存與互聯互通的時代，我們是否真能免受外界動蕩與變革的影響？

李顯龍（國務資政）：是的，我們可以采取防護措施，但無法完全避免沖擊。您問：區域內國家能做些什么來改善局勢？或者說亞太地區能采取什么行動——實際上您是指亞太國家能做什么？而亞太國家包括美國和中國。如果美中兩國能夠穩定雙邊關系——這要求很高，但至關重要——將對區域秩序乃至全球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目前尚難預料事態發展，因為新政府尚未在此議題上集中發力，讓我們拭目以待。

正如我在演講中所解釋的，我認為該地區其他國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相信多邊貿易的國際框架，并希望繼續相互合作、擴大貿易往來。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攜手推進這一目標，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乃至印度這樣的大國，東盟成員國等較小國家，以及與西方聯系緊密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國家都認同必須開展經貿合作，我們可以簽訂自貿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涵蓋太平洋西岸眾多國家，《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還包括美洲國家（除美國外）。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里，這些協定如同救生筏，能提供集體安全保障。

新加坡正持續擴大合作網絡，不僅涵蓋傳統貿易與服務領域，還拓展至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等新領域。我們已建立 6 條綠色數字航運走廊。 我們已與多個伙伴簽署了數字經濟框架協議，并即將與印度達成綠色數字航運走廊協議——這些都將為你們在不確定時期提供一定幫助和穩定性。

至于東盟本身，我認為加強內部合作應是優先事項。東盟擁有10個成員國，已建立東盟經濟共同體。雖然它不像歐盟那樣高度一體化，但仍為區域內深化合作提供了堅實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東盟內部貿易在整體對外貿易中的占比仍然偏低，長期以來維持在不到四分之一的水平。相比之下，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占其全球貿易的80%至90%。因此，我認為東盟各國之間有更大的合作潛力尚未被充分挖掘。

此外，東盟也應進一步深化與外部伙伴的合作，推動更多自貿協定的達成。例如，我們目前正在重啟與歐盟的自貿協定談判。希望這些措施能夠為區域帶來更多穩定與機遇。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是的，我確實擔憂當前這種高度互聯和相互依賴的局面。在我看來，這使得我們很難完全將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

李顯龍（國務資政）： 這非常困難，幾乎無望。如果一個國家想要與外部世界完全脫鉤，那它就會變得像朝鮮一樣——但即便是朝鮮，也還是得通過某種方式獲取比特幣。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您，資政閣下。您剛才提到中美關系，指出兩國必須自行尋求解決之道。的確，這是一對對全球安全與繁榮最具決定性影響的雙邊關系。

據說特朗普總統并非好戰之人，他也尋求達成協議。事實上，他曾提出與普京總統和俄羅斯達成一項“大交易”。您認為，美國和中國之間是否也有可能達成類似的“大交易”？

李顯龍（國務資政）： 我認為這會非常困難，因為美中之間的問題已經根深蒂固。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他們從根本上認定中國是一個“步步緊逼的挑戰”（pacing challenge）。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將中國視為——不僅僅是合作伙伴或友好國家——而是可能對其構成挑戰甚至威脅的存在。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他們看到中國在崛起，看到中國可能變得比他們更龐大、更強大。而美國人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他們在意識形態、全球影響力以及世界地位等方面與中國存在根本性差異。他們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保持領先地位，并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他們則認為自己的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希望與世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但與此同時，也認為美國正在試圖阻礙他們的發展。對中國而言，這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發展，憑什么其他國家可以對我指手畫腳，規定我不能做這做那？他們堅信自己有權利獲得先進技術，也有權利享有與發達國家同等的生活水平，并希望在國際舞臺上占據應有的位置。

因此，這是兩種截然不同、根本對立的心態。而在這背后，推動這種對立的是涉及主權、安全、價值觀、政治制度、全球貿易失衡、技術以及網絡安全入侵等一系列棘手問題。這些問題難以通過妥協或打包成一個“大交易”來解決。每一個問題在其本質上——至少在各國的基本心態中——都是絕對不容讓步的。

因此，我不認為美中之間有可能達成某種“大交易”。

然而，除非美國和中國能夠攜手合作，達成某種可行的安排，否則我認為兩國都將陷入困境，世界也將因此遭殃。因為如果雙方發生沖突，不僅會兩敗俱傷，還會給全球帶來巨大傷害。

我希望雙方能找到一個折中方案。我能設想為此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但這絕非易事。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是的，正如您所言，我認為這將是一段崎嶇的歷程，有時甚至可能比崎嶇更糟。現在我想轉到我們每天早晨在報紙上看到的議題——關稅戰和報復性關稅。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也沒有贏家。您如何看待這一進程或發展趨勢？

李顯龍（國務資政）： 如果你是經濟學家，你會建議中國——你的對手正在做這些事情，加征關稅。他可能認為這會損害中國，但實際上也在損害他自己的經濟。保持冷靜，繼續前行，不要采取任何行動。因為如果你采取行動，也會傷害自己。

但從政治角度，這種克制是不可行的。當有人對你這樣做時，即使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必須采取行動表明你已經注意到他對你所做的事，并且必須做出回應。就連加拿大也在回應或考慮回應。而這種“你來我往”不僅限于關稅，還包括出口限制、投資限制。基本上，這是一種脫鉤與分裂的過程。這樣的方向，只會帶來嚴重的問題。

自二戰以來，世界再未經歷過這種局面，因此或許已淡忘其模樣。但戰前確曾發生——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關稅，引發其他發達國家競相筑起類似高壁壘。全球貿易驟降，經濟衰退加劇，多國陷入嚴重困境，這進一步激化了國家間的政治壓力與緊張態勢，最終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們也許忘記了太平洋戰爭是如何開始的——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對日本實施了石油和橡膠禁運，而這些都是日本賴以維持工業和戰爭機器的關鍵資源。日本之所以發動太平洋戰爭，就是為了確保這些原材料的供應，包括從馬來亞獲得橡膠和錫，從荷屬東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亞）獲得石油產品。所以，這樣的發展路徑是非常危險的。

1985年，李光耀先生曾應邀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主題正是關于這種局勢的發展趨勢。當時是不同的年代，時任總統是羅納德·里根，李光耀先生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但今天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們不再談的是美日之間的經貿摩擦，而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

或許雙方不會真的走到那條路的盡頭，但希望在某個關鍵時刻，能夠找到“下坡道”或“出口”，及時剎車，避免相互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傷害。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時間，也需要心態上的轉變。而在此之前，我們只能系好安全帶，做好應對動蕩的準備。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說，給它兩年時間，也許隨著美國中期選舉的到來，局勢可能會有所穩定。

李顯龍（國務資政）： 我不知道會不會如此。我不愿將這個問題僅僅歸結為個人偏好或成見。當然，領導人個人的觀點確實會帶來影響，但我認為，各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共識。

過去，世界的理想狀態是平的——我們只需彼此做生意，這樣就好。如果你賣給我所有的糧食，我賣給你所有的汽車和太陽能板——這沒問題。

但現在，人們會問，“如果有一天你不再賣給糧食怎么辦？”而我也會問，“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將汽車生產線轉為裝甲車生產線，我該怎么做？”我認為現在有一個根本性的擔憂，即安全與韌性必須被賦予更大的權重，或許應優先于繁榮與相互依存。

因此，我不認為我們會回到那個各國推動亞太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時代，正如我們在 1990 年左右APEC（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所表達的那樣。但我也希望我們不會走向一個“叢林法則”的世界——一個國家可以宣稱：“這是國家安全問題，我可以為所欲為，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即使是涉及國家安全，我們也不希望自己因此破產；你也不希望破產。在軍備控制領域，哪怕是敵對雙方，也依然設有限制協議，通過條約將競爭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以防沖突失控。我認為，在貿易領域，我們也需要類似的規則和制度安排。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您。這將是我最后的第四個問題，之后就輪到觀眾提問了。今年是新加坡獨立60周年。作為全球港口和海運樞紐，新加坡在這60年里不斷壯大，持續發展。而本地區的其他港口如今也有宏大的愿景，它們同樣希望擴張業務，發揮更大作用，爭取更多市場份額。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競爭。資政閣下，您如何看待未來20到30年新加坡作為全球港口和海運樞紐的發展前景？我不談60年之后，因為屆時科技和地緣政治或許已發展得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您對新加坡海事產業未來的愿景是什么？

李顯龍（國務資政）：假設世界保持和平穩定，全球貿易體系得以維系，各國仍需相互開展商貿往來——盡管這并非必然，但我愿為此押注并努力——那么我相信新加坡總能謀得生存之道。

我們的港口已從最初所謂的轉口貿易站（實則不過是鄰近地區的小帆船、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舢板，或許還有些歐洲來的稍大船只在此交易），發展至如今每年吞吐量超 4000 萬標準箱（TEU）的規模。

我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始終保持領先一步，高效運作，充分利用技術和人力資源；確保我們擁有一支致力于打造一流港口的團隊，即便缺乏廣闊的國內腹地，也能為自己謀得生機。

若僅依賴新加坡本土的集裝箱業務，新加坡港務集團（PSA）的規模可能只有現在的二十分之一。但我們贏得了國際業務，這完全得益于我們的高效和可靠。疫情期間我們證明了這一點——港口始終開放。疫情過后，當其他港口出現貨物積壓和延誤時，我們這里成為人們追趕進度、解決問題的首選之地。

因此，我相信我們仍然有增長空間，而且我們已經制定了相當大膽的發展計劃。我們正在建設的大士港（Tuas Port），目標是每年處理6,500萬個標準箱。去年我們的吞吐量剛剛超過4,000萬，相比之下，目標提高了50%。你可能會問：“這是不是太激進了？”我會說：你必須敢于夢想。

當初我們建設現有設施（包括巴西班讓港 Pasir Panjang Port）時，吞吐量約為 1600 萬標準箱，而我們按照 3000 多萬標準箱的規模進行建設。當時人們懷疑我們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但我們想：只要去建設，就能實現。結果進展比預期更快——約五六年前我們就達到了目標，現在吞吐量已突破 4000 萬標準箱。

從4,000萬增長到6,000多萬是有潛力的。區域貨運需求還在，而且大量集裝箱依然會通過新加坡海峽流動。雖然有些可能會走北極航道（東北航線），但我相信，東南亞仍將是主要航運路線。新加坡以及周邊一系列港口——包括臺灣、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等地——都處在這條航線上。

如果我們保持高效率，就能成為集裝箱裝卸的樞紐：一艘船進港，八小時后下一艘船接駁，周轉迅速，集裝箱全程可追蹤、安全無遺失。這樣未來30年我們仍能立足行業，并持續尋求更長遠的突破。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好的，謝謝。現在進入觀眾提問環節。過道旁設有麥克風，如果您想提問，請移步至麥克風前。現場工作人員會舉起閃光牌示意，以便我注意到您。我看到 C 區有一位觀眾舉手，請提問。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姓名和來自哪里，這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您的問題背景。

提問者：資政閣下，感謝您富有洞見的演講。我叫尤金（Eugene），來自“環太平洋國際聯盟”。溫室氣體減排對我們這個行業而言是當務之急，同時也可能成為所有航運企業的“游戲規則改變者”。事實上，對于一些公司來說，這甚至可能關乎生存問題。國際海事組織（IMO）已設定雄心勃勃的目標——到2030年減排30%，并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在當前全球經濟日益不確定、成本不斷上升的大環境下，您如何看待國際航運公司與新加坡在實現這一目標上的合作角色？

李顯龍（國務資政）：我們必須為此做好準備。我坦率地說，目前解決方案尚不明朗，但我們必須積極探索有前景的方向，并嘗試多種路徑。替代燃料是其中一個方向，不論是氫氣還是氨。我認為太陽能的可能性不大，風能或許有一定作用，但不太可能成為主力解決方案。

我們必須探索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并同時為未來可能證明可行的路徑建設配套基礎設施，做好支持準備。這就是為什么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我們正在積極培訓人才，以掌握替代燃料的操作，同時建設相關基礎設施、制定安全標準等。

坦率講，要在2030年，也就是五年內，實現30%的減排目標，對于全球來說是非常艱巨的任務，尤其是當大國未能全部參與時，其他國家就會質疑：“為什么我要犧牲那么多？”

但從長期來看，這個方向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盡最大努力讓技術準備好，并能夠投入應用，避免落于人后。最終，解決方案不能只靠“更綠色的能源”，因為即使有綠色能源，其供應可能仍不充足，成本也會非常高。

這將導致供應鏈和航運模式的重組，更多“近源化”趨勢會出現，行業必須隨之調整。這種變化無論是通過碳稅推動，還是通過“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來實現，都是不可避免的。歐洲正在討論征收碳稅，而其他地區尚未跟進。如果采取邊境征稅的方式，那就意味著，整個產業鏈都必須重新配置，航運路線和邏輯也要隨之調整。

不過在整個海事行業應對脫碳問題方面，有一個亮點——那就是整個行業正在以“產業整體”的方式來處理問題，而不是“各國為政”。

如果每個國家單獨行動，那么像新加坡這樣的樞紐港口國家就會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比如說，加注燃料在新加坡進行，那排放就被算在我們頭上，但其實那些燃料是為了全球航運所用，服務的是眾多國家。它們只是碰巧在新加坡這個港口完成加注操作而已。

所以，行業應該攜手合作，找到一套通盤合理、從起點到終點都能落地執行的解決方案。這樣，成本才能歸因于應承擔的部分，并確保整個行業可以持續運作。

至于如何實現這樣的安排？那就需要通過艱難的談判。但這是最理性的思路，我也希望我們在更多問題上都能采取這種方式來思考。航空燃料的管理就是類似的模式。其他產業——比如石化產業——其實也可以借鑒這種方式。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您。下一個問題？那邊，8號麥克風。

提問者：資政閣下，早上好。非常感謝您帶來如此深刻的分享。我叫Akanksha Batura Pai，來自新達航運代理公司，同時也是新加坡航運協會理事會的成員。可能這是我提過的最高層級的問題了，所以再次感謝您的時間和耐心。我來自海事與物流服務行業，我們目前確實正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特別是在全球化競爭中，擁有高技能的勞動力對我們來說非常關鍵且極具挑戰性。

此外，這個行業本身也高度碎片化，盈利水平并未像某些高度數字化的產業（例如生成式AI）那樣同步增長。我們甚至發現自己正在失去人才——他們被吸引去了“零工經濟”或是一些我們原本完全沒預料到會成為競爭對手的行業。

請問，您是否有任何建議，給我們這個行業，或是行業中的從業者？這真的是我們在第一線所面臨的現實問題。謝謝您。

李顯龍（國務資政）：我對海事物流行業的具體細節不是非常熟悉。不過我知道，為船舶提供服務，以及處理船只經過新加坡時陸上相關作業的這一部分業務，已經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行業有一段時間了。

正如你所說，這個行業高度碎片化，技術應用也不夠廣泛，整體的升級和整合力度也還有待加強。我知道交通部（MOT）以及海事及港務管理局（MPA）一直有在關注并著手改善這個問題。對于這方面的具體議題，我想他們會更適合提供深入的回應。

至于新加坡整體的人才問題，這是許多行業目前都在面對的挑戰。我們也高度關注這一點，并正努力建立一個體系，讓我們能夠充分發揮本地人力資源的潛力——不僅是培訓他們達到行業所需的水平，也是在他們身上持續投資，讓他們能夠勝任這些崗位。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有能力引進具備專業能力、能夠做出貢獻并補充本地勞動力結構的外來人才，從而推動我們整體經濟的增長。

很抱歉我無法就具體細節提供更多建議，但我相信MPA和MOT對您所說的問題是了解的，我們也正在積極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下一個問題？是的，四號麥克風。

提問者：資政閣下，早上好。今天能提問是我人生的一個愿望，感謝您。我的名字是Hari Subramaniam船長，我來自海運保險行業，同時也是這里的航海學會會長。我的問題與我的同事Akanksha之前提到的問題有關，關于如何改善航運業的形象。航運業通常只有在發生災難性事件并引起公眾關注時才會進入新聞。我覺得這讓許多人對加入這個行業產生了畏懼。回到人才和勞動力問題，海員也是一個逐漸消失的群體。沒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去從事航運行業。所以，如果可以的話，請您以您通常那種鼓舞人心的風格，分享一些見解和建議，關于我們如何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李顯龍（國務資政）：我沒有立即的戰略計劃。我不確定問題是否出在航運業宣傳不足。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隨著各國變得更加富裕，民眾對于海員生活的意愿逐漸降低。確實有一些例外情況——我認為北歐國家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挪威人仍然有相當多的人愿意出海。但如果你看看亞洲，情況并非如此。因此，許多船員，包括船長，來自那些岸上生活困難的國家，因此他們更愿意出海。而在新加坡，岸上的生活并不困難。如果生活艱難，我們將面臨更大的問題。

所以，海員需要的是一種熱情，對海洋的迷戀。我認為我們擁有足夠的機構、設施和訓練模擬器。我曾去參觀過——我想在裕廊，我們有一個橋梁模擬器，簡直是一個夢想——它幾乎可以模擬真實臺風的場景。但即便如此，選擇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數仍然不足。

我認為這種情況可能會繼續存在。如果你想加入航運行業，你需要尋找那些對它充滿熱情的人。對于飛行員而言，他們從小開始培養年輕人，讓他們在學校時就開始接受飛行訓練。希望以后他們能夠加入空軍或是航空公司。而在航運行業，也許你得做同樣的事情，從年輕時就抓住他們，讓他們對海洋產生興趣。海洋有其魔力，但你得擁有那種個性，那種幾乎是一種癡迷的感覺。海軍能夠招募到人員，因為它展現了與航運行業不同的形象。海軍的制服固然是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水平。事實上，如果你在超級油輪或現代船只上工作，它也同樣展現出高水平的專業性和技術。所以，你必須傳達這個信息。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

李顯龍（國務資政）：謝謝。

提問者：早上好，資政閣下，女士們先生們，我叫徐剛，來自中電建海運中國。我們在新加坡有一家公司，也在中國有造船廠。美國將對中國造船廠建造的船只收取費用，按照美國港口的規定。我想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如果您是船東，您會從中國的造船廠訂購船只嗎？

李顯龍（國務資政）：我會先觀察實際發生了什么。我認為在商業領域中，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有序的商業環境，其中包括政策環境、監管環境和國際環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各國共同達成了一些規則，這些規則是明智的，符合每個人的利益。我們都同意互相貿易，且我們有一個原則叫做最惠國待遇（MFN）。如果我和你做生意，我會給你一個優惠，并且我會把這個優惠提供給其他所有國家。我不會對任何一個國家進行歧視。我們希望做生意，世界也一直這樣繁榮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即便如此，這并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大國沒有完全融入這個體系。蘇聯集團長時間未參與其中，中國也在很長時間里處于這個體系之外。當中國首次與美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這些都是比爾·克林頓總統下的政治決定，而且美國國會曾就是否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對待中國進行過激烈辯論。

如今，35年過去了，國會可能會重新考慮。從貿易的角度來看，這是個問題。從整體關系的角度看，它將成為兩國之間的問題——如果發生的話，我敢肯定，這個問題將需要解決。我們當然希望全球和平，人類之間和睦相處，但這仍然是我們不斷追求的理想。

提問者：謝謝。

提問者：資政閣下，早上好。我是TS Teo，來自Pacific International Alliance，但今天我代表新加坡航運協會。正如您所知，新加坡在過去的八到十年里一直是國際海事城市，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然而，正因為如此，新加坡需要大量的人才。今天，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們不僅僅是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來自許多國家的人才。另一方面，自COVID-19以來，生活成本不斷上漲，這反過來對新加坡的人才形成了威脅。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謝謝。

李顯龍（國務資政）：我不確定您所說的生活成本是指新加坡人的生活成本，還是外籍人士在新加坡的生活成本？

提問者：是指外籍人士。

李顯龍（國務資政）：嗯，我們的成本并不像許多其他亞洲城市那樣低，但這是無法避免的。一部分原因是租金。我認為，租賃市場已經緊張了一段時間，特別是在COVID-19之后。但是我們正在建設更多的住房，這種緊張狀況有所緩解。一般生活成本——如果你看一些調查數據，它們說我們比紐約或倫敦還貴。我覺得這個說法有點難以置信。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人們的購物內容和他們的就餐地點，做這些計算的話，可能確實如此——如果你想要那種生活方式，你可能會遇到問題。但我認為，我們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擁有良好的醫療保健，有很好的教育資源，孩子們也可以在這里快樂成長，而你在這里工作時能夠發展事業。如果從整體來看，我們能夠提供一個對企業有意義的方案，那么我們就能吸引專業人士、專家以及具有不同學科和經驗的人來這里。如果你看數據，想要來新加坡的人數以及就業準證的持有者數量持續增長。仍然有很多人愿意來。我認為，只要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我們就能繼續發展。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我想這是我們最后一個問題，因為時間快到了。

提問者：早上好，資政閣下，大家好。資政閣下，感謝您發表的精彩演講。我是Vera，來自南洋理工大學的最后一學年學生，同時也是新加坡海事青年大使。借著關于青年、人才和勞動力的主題，作為新一代海事行業的代表，我們希望能加入這一行業。請問您能否給我們青年一代一些建議，幫助我們如何應對不確定性并在這里茁壯成長？謝謝。

李顯龍（國務資政）：我認為世界上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同時也有很多機會。對于像你們這樣正在大學里學習、準備畢業、準備進入社會的人，我想說：你們已經有了一個非常好的起點，幾乎可以說，這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是最好的開端——除非你經歷了一次重大的危機，差點沒能挺過去，這種經歷會徹底改變你的人生。我們已經盡力避免讓你們經歷這種重大危機。我們給你們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受教育的機會，發展才干的機會，讓你們看世界，了解周圍的機會，成長為擁有能夠應對人生的技能和知識的人。這并不是你們教育的結束，而是終身學習和工作的開始。

如果你們能以這樣的態度去看待，認為“我已經和別人一樣準備充分。如果我在中國，可能會有2億人和我競爭。但我在新加坡，我有競爭對手，世界上依然有人在和我競爭。但我已經準備好了，我有一個在新加坡運作的團隊，我有一個好的品牌。如果我愿意擼起袖子，迎接挑戰，適應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我可以創造出今天沒有的東西。”你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經面臨著更加艱難的局面，但他們沒有那么多選擇。他們說：“我們一起做吧。”他們做到了。對于你們這一代人，我想說，這是你們的責任，也是你們的機會，可以說：“我們一起做吧。”讓像我這樣的老一輩人看到你們能做到我們曾經想象不到的事情。有一天，我們會在某個地方看著你們，感到自豪。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李高級部長。我想感謝您帶來這場非常富有啟發性和直率的討論，談到了海事行業的問題。謝謝！

CF丨翻譯

HQ丨編審

新加坡總理公署丨來源

新加坡總理公署丨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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